辽阳旗袍比赛

1. 锡伯族人都有什么习俗

锡伯族，现有人口近十九万人。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和辽宁、吉林等省。新疆锡伯族人口为4万余人（其中查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2万余人），辽宁沈阳约5万人，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淡化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而新疆查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经过与兄弟民族的长期交往，取长补短丰富了自己、发展了自己。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锡伯族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跟满语很接近。锡伯族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文是民国36年（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变而成的，一直沿用至今。

锡伯族世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锡伯族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锡伯族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他们能歌善舞，“东布尔”是锡伯族特有的弹拨乐器。在祖国的西北、东北、内蒙部分地区，可以看到一些能骑善射的人们，他们时而跃马扬鞭进行跑马竞赛，时而开弓搭箭开展射箭比赛，时而三五成群较量一番摔跤，时而兴致勃勃练习几回举重……他们就是锡伯族。

●民族历史

1956年包尔汉、冯家升发表论文认为鲜卑郭洛是一种瑞兽，相当于蒙语中的动物(驱)，即特殊的五爪虎。后来又有人说鲜卑郭洛是一种飞马。

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远古时代的神秘传说：在锡伯族民间传说中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状如虎而五爪，文如狸而色青，大如狗而迅走。锡伯族保留有供奉“鲜卑兽”（瑞兽）的习俗。将绘制的兽形图案，挂在住室西或北墙上，久而久之就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

2. 衣冠禽兽的古时含义

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清王朝，起步于沈阳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帝王，曾先后在沈阳建都。于是，沈阳便有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荣誉。清兵入关之前，满族官员都是什么打扮？2月20日，有关清史专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穿衣戴帽有规定

专家介绍说，衣冠制度，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陈陈相因的典章制度之一，上自皇帝天子、下至黎民百姓，穿衣戴帽的样式、颜色、纹饰、质料、尺寸等等，都有严格规定，以区别尊卑贵贱。

清代的穿衣戴帽也有严格规定。据《清史稿》“舆服制”记载：“自崇德初元，已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可见，清代祟德元年(1636年)，便制定了穿衣戴帽的制式；及至清代乾隆时期，衣冠制度更加完善，各种冠服均要“绘成图式，传示法守，以垂永久。”

清朝衣冠带有典型的女真民族特色，同时又吸收了汉族衣冠长处。尽管清朝入关前衣冠制度尚不完备，但却突出了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

官员百姓难区分

专家介绍说，后金时期衣冠制度，始于天命(1616年)建元后不久。此前，女真人穿衣戴帽十分随便，为“鹑衣百结”。究其原因，据《建州闻见录》记载，女真聚集的建州地区，虽然“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但他们不养蚕、不种植棉花，“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汉)人所为也。”可见，当时女真人奇缺锦缎、布匹。

后金时期建国之前，无论尊卑贵贱，女真人均可用人参、貂皮、山果等土特产，与明朝商人交换锦缎、布匹，甚至成衣。所以，当时贝勒、将卒等官员的衣冠，与女真平民衣冠难以区分。

贝勒穿着“披肩领”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封当时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后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曾多次进京纳贡，对汉族文化、明朝典章等均有所领略。建立后金政权后，努尔哈赤为巩固新政权、发展经济，曾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据《满文老档》“太祖三卷”记载，后金天命(1616年)建元之初，他一面“布告全国，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一面一改故道，令众家贝勒，一律穿用一种带有“披肩领”的朝衣，借以区别于诸臣、百姓。于是，便形成了后金时期衣冠制度的雏形。

皇上专用“披肩领”

“披肩领”形同汉族的披肩，也叫“大领”，实际上是附加在朝服领口上的一种衣领。后来，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佩戴“披肩领”；皇后、王公大臣的朝服之上，除非隆重典礼，一般严禁乱戴“披肩领”。这—规定，一直保留到清王朝衰亡。与此同时，皇帝赏赐“披肩领”还是—种极高的礼遇，不是重臣绝不胡乱赏赐。努尔哈赤每次赏赐大臣，必须注明有无“披肩领”。

效仿明朝制“被服”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都城由新宾赫图阿拉城迁至辽阳，定名“东京城”。

努尔哈赤决定，效仿明代官员的“补服”制度，制定出后金官员的补服制度，规定“贝子穿四爪蟒子之补服；督堂、总兵官、副将穿麒麟补服；参将、游击穿狮补服；备御、千总穿带彪之补服。”清朝衣冠制度中的“补服”从此诞生。

补服，为前后均带“补子”的衣服，“补子”又叫“背胸”，分为圆形和方形。在补子上或织、或绣、或缂丝固定的鸟、兽图案，以区别文官、武官的品级。

“衣冠禽兽”辨文武

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福临皇帝“定诸王以下文武官民舆服制”时规定：文官：一品饰仙鹤；二品饰锦鸡；三品饰孔雀；四品饰云雁；五品饰白鹇；六品饰鹭鸶；七品饰溺鹕(音：西赤，dchi)；八品饰鹌鹑；九品饰练雀。

武官：一品饰麒麟；二品饰狮子；三品饰豹；四品饰虎；五品饰熊；六品饰彪；七品、八品饰犀牛；九品饰海马。

都察院、按察司官员，不论品级，俱饰獬豸补子。

这是清朝衣冠制度中，极常用的礼服制式，直到清朝灭亡，该衣冠制度始终不改。由于清代官服补子上除了禽鸟就是野兽，于是，民间百姓便戏称、为“衣冠禽兽”。

汉人工匠受重视

由于后金政权逐步膨胀，官员大量增加，对于锦缎、补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于是，努尔哈赤决定采用经济措施，对织锦缎、补子的汉人工匠，给予特殊奖励，以便鼓励、刺激大量生产锦缎、补子。

史载，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督堂官派出73人织蟒缎、补子，然后呈献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罢十分高兴，嘉奖道：“织蟒缎、补子于不产之处，乃至宝也。”遂下令，汉人工匠“无妻之人，尽给妻、奴、衣食”，并“免去各项官差及当兵之役，就近养之”。努尔哈赤还说：“一年织蟒缎若干，多织则多赏，少织则少赏，视其所织而赏之”。此外“若有做金钱、火药之人，亦至宝也，即赏其人与织蟒缎者同焉”。同年三月，督堂官又报告了“高家仲等织蟒缎、帛，造金钱，故举之”。努尔哈赤当即下令，尽给“奴、仆、衣食等”，并且还要“种田则需给谷物，须给焚烧之草木”。

帽子不能随便戴

除了官员的补服制度外，努尔哈赤又制定了各级官员的“冠顶”制度，要求各级官员用黄金“即行打造帽顶”，在冠顶之上加以金饰，成为清代特有的衣冠制度。后来，结合女真民族特点，逐渐发展成采用“顶戴花翎”作为品级标志，并且沿用始终。

后金天命八年，为健全衣冠制度，对侍卫、护卫以及良民等衣冠，努尔哈赤规定：命有爵大臣，皆冠所赐之金顶大凉帽，衣华服；诸贝勒之侍卫，皆冠菊花顶凉帽，衣华服；无职之护卫、随侍及良民，于夏则冠菊花顶之新式帽，衣粗蓝葛布裙，春秋则衣粗蓝布裙；其行围之兵，冠小雨缨笠帽，戴帽时，禁止来往屯街”。

禁穿黄缎“五爪龙”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更定、补充了此前的衣冠制度，使其差别更大、等级更加鲜明。

当时，封建化生产关系已初步形成，社会经济得以发展，锦缎、布匹等纺织品，已不再是稀罕奇缺物品。皇太极先谕礼部贝勒：“凡诸贝勒大臣等，染貂裘为袄，缘阔披领及帽装菊花顶者，概行禁止，若不遵而服用，则罚之。衣服许缘出锋毛，或白毡帽可用。”继而，皇太极再次详细议定了官员服制，并且甚为重视，并以“法制，昭示国中”，令“使朝野遵守”。

官服颜色，历朝历代均有严格规定和限制。史载，自从隋文帝听朝之服采用柘黄纹绫袍以来，唐、宋、元、明各代皇帝相继因袭，均以黄色象征中央集权，官民人等一概禁用。所谓“五爪为龙，四爪为蟒”，龙形纹饰，更为皇帝一人独占。皇太极把汉族传统封建文化，吸收进后金衣冠制度内，对服装颜色做出严格规定，不准贝勒“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

高官穿戴分场合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皇太极明令贝勒以上诸臣及其眷属，穿着衣服要分清时间和场合，以便进一步整肃朝纲法纪。他规定：八固山(旗)诸贝勒，在城中行走，冬夏俱服朝服，出外才能穿便服。冬月入朝，可以戴元狐大帽；在家中戴尖缨貂帽及貂鼠团帽。春秋入朝，可以戴尖缨貂帽；夏日可戴缀缨凉帽。素缎各随其便，不得擅自穿着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装。但皇上赏赐不在此例。平时不准穿缎靴，但夏季入朝时可以穿。

皇太极规定：“八家福晋等，居家服色，如冬夏出外，俱服女朝衣，冬日许戴尖缨貂帽，夏日戴尖缨凉帽。”

下官不准乱着装

对中下级官员、后金境内属民的穿着也有规定：至于满洲、蒙古、汉人，自固山额真以下代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足之人以上，冬夏在城内，都穿披领袍，不得穿小袍；贫人穿无开襟袍。皇太极还规定：闲散护卫、章京、护军以上，可穿缎衣，其余人等均穿布衣。“凡妇人所服缎布，各随其夫，又冬间许戴缨缀团帽，夏许戴凉帽。应服缎者，不拘蟒素各随其便，惟不许服黄及杏黄色、并五爪龙等服。黑狐大帽，大臣不得自制；缎靴不许平人穿用。”等等。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五记载，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对衣冠制度再次补充规定：“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只用袍。自八大臣以下，庶人以上，毋得戴尖缨帽，冬则戴缀缨圆皮帽，夏则用凉帽。其黑狐大帽，系御赐者，入朝准戴，平居俱行禁止，即大臣自制者，亦不准戴。至缎靴，惟总兵官以下、旗长以上，入朝许用之；庶人不许；御前侍卫及贝勒下护卫与新附蒙古不禁。凡一应人等锦褂、皮褂无袖者及腰带之宽者，只渺L出服之，平居不许，其锦帽只许衬盔，行路、居家俱不许用。”

“衣冠金顶”增新意

清代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定族名为“满洲”。从此，皇太极从后金汗国汗王，变为清朝皇帝。

皇太极对官制实施改革，在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创建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基础上，又改“文馆”为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增设了都察院，以健全政权机构。与此同时，皇太极还吸收汉人知识分子参与朝政，相继制定了许多典章制度。其中，明确品级标志的衣冠制度，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清代祟德元年五月，在原有的“冠饰金顶”基础上，皇太极增加了亲王、郡王、官员顶带的品级制度。

王侯级别头上戴

史载，亲王、郡王、官员顶带品级制度如下：和硕亲王：冠顶饰8颗东珠，宝石顶子；朝带为金镶玉，4块方版上，缀4颗东珠。多罗郡王：冠顶7颗东珠，宝石顶子；朝带金镶玉，缀4颗宝石。贝勒：冠顶饰5颗东珠，宝石顶子；朝带金镶玉，缀4颗玛瑙。超等公：冠顶为金顶子，饰1颗东珠；朝带金镶玉。世袭公、固山额真、按班章京、六部大臣：均用金顶子，饰各色宝石；錾金花朝带。梅勒章京、摆牙喇蠹章京：冠顶饰水晶石，银镀金顶子；錾银镀四块瓦朝带。甲喇章京、摆牙喇加喇章京：镀金银顶子；铁楞镀金朝带。牛录章京：铁镀金园四块瓦朝带。侍卫、传达：冠顶蓝翎；铁镀金两块瓦朝带。

“顶戴”珠宝分官阶

皇太极采用金银、珍珠、各色宝石装饰官员们的冠顶，作为品级标志，是清代衣冠制度中所特有的。

据《辍耕录》记载，以宝石冠顶做法，始于元代成宗铁木尔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据载，“有一回回巨商，卖‘红剌’(红宝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值中统钞一十四万。当即，官便献于皇帝。皇帝把它嵌上冠顶，自此以后，元朝各个皇帝，凡在大朝贺之时，均都戴上。”在元代典制基础上，皇太极形成了清代冠顶制度。

按照清代《会典》规定，清朝官员分为九品，各个品级的“顶子”各有不同：一品嵌红宝石，称为“亮红顶”；二品嵌红珊瑚，称为“涅红顶”；三品嵌蓝宝石，称为“亮蓝顶”；四品嵌青金石，称为“涅蓝顶；五品嵌水晶石，称为“亮白顶”；六品嵌砗磲(音：车渠)，称为“涅白顶”；七品嵌素金，称为“金顶”；八品嵌阴文镂花金顶；九品嵌阳文镂花金顶。

“花翎”数量标身份

清朝官员“顶戴花翎”十分著名。所谓花翎，指带有“目晕”的孔雀翎，俗称“眼”。努尔哈赤时期没有“顶戴花翎”定制；皇太极曾把孔雀翎作为表示荣誉的物件，赏赐给臣属。比如，《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一记载：清代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皇太极赐“总兵官祖大寿，御服五爪龙纱朝衣，嵌双东珠红宝石金顶朝帽，并缎靴、缎袜，赐祖大弼，高勋，朝服，系孔雀翎凉帽……等物”。及至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顶戴花翎”才有定制：亲王、郡王、贝勒及其宗室等，一律不戴花翎，只有贝子以下才戴花翎；贝子戴三眼花翎；国公戴双眼花翎；五品官以上可戴单眼花翎；六品官以下则只能戴无晕、鹛羽蓝翎。

男人也曾穿旗袍

专家介绍说，在满族服饰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服装，莫过于“旗袍”。旗袍又称长袍、大衫、长衫，满语称作“衣介”。满族旗袍，最早是满族人骑马、射猎时穿用的，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逐渐形成了旗袍。

最早的旗袍为直筒式，开领或圆领，捻襟、窄袖。旗袍大襟右衽，腰部无曲线，不开衩、带扣袢，下摆较宽，便于男人们抬腿上马，适宜于骑马射猎。男子穿着的旗袍束腰带，上面悬挂佩刀，以及装有火镰、火石、火绒、匙、筷子等小口袋，装有旱烟、烟袋的荷包等等。

有些男子旗袍，在袖口上端衔接一个半圆形、上长下短、形如马蹄的袖头，称为“马蹄袖”、“箭袖”。平时，男子们将“马蹄袖”挽起来，冬季狩猎或作战时，将“马蹄袖”放下，既防寒保护手背，又便于射箭。后来，“马蹄袖”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重要部位：行礼时，必须先将两个“马蹄袖”袖头掸拂下来，谓之“放哈哈”，然后再或单膝、或双膝跪地行礼。后来，满族男子穿着的旗袍，逐渐由窄袖变为肥袖。

女子旗袍多婀娜

满族妇女一年四季都爱穿旗袍。这种旗袍卷袖带大襟，有单、夹、皮、棉等应季款式。满族女子旗袍讲究装饰性的刺绣、边饰，满语称为“陶罕”，在领口、袖头、衣襟等处，镶嵌不同颜色的花边、彩牙，并以多镶为美，有的多达十几道。其中，姑娘穿的旗袍较窄，长及小腿；少妇穿的旗袍稍宽，长及脚面；老妇穿的旗袍更为宽大。不少青年女子喜好将不同颜色、不同滚边的旗袍套着穿，形成五颜六色的艺术效果。

满族上层女子的旗袍，袍褂彩滚、钗钏约指、金爪翠挡，着装均打扮成宫廷女子模样。另一种旗袍叫“大挽袖”，即将花纹绣在袖子里侧，穿着时挽起袖子，露出花绣，异常美观。清代早期，沈阳地区的旗袍式样崇尚宽大、秃，即没有领子、袖宽近尺。清代末年，旗袍式样祟尚瘦窄，领高达到耳垂。

中华服饰数旗袍

及至上世纪初以来，旗袍样式不断改进，一般样式为直领、高领、右开大襟、胸襟宽松、紧腰身，其长短不定，单大多垂至膝下，两侧下摆开衩，开襟处有嵌、镶、滚等工艺装饰。其袖子样式分为长袖、中袖、短袖、紧袖、宽袖、装袖等。

如今，满族男旗袍早已废弃。而女旗袍样式则不断变化、推陈出新，不仅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 更为东南亚乃至欧美等国家妇女青睐。

3. 沈阳民俗风尚是什么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正是具有十分普遍意义的民俗的地域性。民俗志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其鲜明的地方性。地域民俗特点，是当地民俗运动过程轨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地域主要是个空间概念，但一个地域的民俗特点并非只存在和体现在空间层面。因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民俗，无不有其自身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时间的过程。也就是说，地域民俗的特点，在时间与空间上是纵横交错的，构成其基本特点的各种因素是立体存在、运动着的，而非单一平面的运动和存在。

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主要是了解它的文化，首要的则是了解其风俗。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民俗是最重要的入门证和钥匙。因为，历史常识告诉人们，民俗文化处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层面，包括地域民俗在内。若要在其间生活或工作，了解其风俗更是“入乡随俗”之首要了。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地方风俗志和风俗史类的著作的主要功能和价值。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就其性质而言，当属于地方史志类著作。

单就个中这本《民俗风尚》卷，则当属地方风俗志类性质的著作。那么，地方风俗志或风俗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基于当地乡土社会记忆的基本民众知识。

有人根据我国的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物产的各异，把全国的风俗文化大致划分为七个风俗文化圈。即：在地理上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风俗文化圈，特点是满汉民族风俗的大融合。包括内蒙古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边缘，辽西一角、宁夏北部及新疆在内的游牧风俗文化圈，特点是强悍勇武的民风。此外，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的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祥地，其特点是重乡土情谊，崇尚平淡，注重实际，但比较守成趋稳。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具有发展快速突兀起伏的特点，民风朴实而又喜欢温情、浪漫、灵活和玄想，尚鬼神。青海风俗文化圈特点是藏族风俗同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富于宗教色彩。云贵风俗文化圈，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风俗文化千姿百态。再即闽台风俗文化圈，这里一海之隔，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许多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为中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

按此划分的话，沈阳自在所谓的“东北风俗文化圈”之中。在撰写《沈阳市志·社会卷·风俗篇》时，我们曾在无题序言中谈到，“沈阳的民俗，是沈阳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个中，我们写道：

七千二百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和五千年前的新民县偏堡子文化遗址，均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沈阳地区居民的农耕、采集、捕鱼、狩猎等原始生产民俗，以及与当时生产水平相适应的居住、饮食、服饰、丧葬等民俗和图腾崇拜、信仰等民俗。于洪区郑家洼子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墓葬群表明，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沈阳居民的生产、生活和丧葬等民俗文化受到阶级分化的制约。其中大小墓藏中随葬物品精粗丰简不一，反映了墓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及习俗的差别。迨之辽金，尤其是清代、民国以后，沈阳地区民俗迁徙频繁，移民大量增加，近代工业的生产使沈阳成为辽沈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民俗的传承与变异，亦相应活跃，一如《奉天通志》所称，“近年风尚，日异月新”。城乡风俗发生明显改观，但未失传统风俗，仍然保持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兼容以及淳朴、豁达、粗犷的文化性格等基本特点。

综合沈阳民俗文化运动过程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基本轨迹加以考察，显示了与辽宁地域文化相一致的主要特点。之所以如此，则是从古至今沈阳在辽宁地区所处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这一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此亦正是前面说到的“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具体说，沈阳民俗文化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

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聚合在东北地方史上，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辽宁经济，由于各族统治者的割据战争而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于是，各族人民便通过频繁的迁徙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息环境。这样，也促使并增加了各族人民相互接触的机会。特别是历史上因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高句丽族创造的“高句丽文化”，扶余族创造的“扶余文化”，契丹族创造的“辽文化”，女真族创造的“金文化”，满族人创造的“满族文化”等，以及由于宗教传播的关系而形成的“东藏文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为中心城市的沈阳地区，影响着以满汉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的形成。

满族是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创造了“康乾盛世”的“马背上的民族”。辽宁这块热土，正是清王朝和满族文化的发祥地。17世纪的中国明代（1368—1644），以女真人为主体结合其他部落或民族形成的满族，是个历史可以上溯至三千多年前周代肃慎的东方古老民族。其直系先人，即明代女真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把这些分散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统一而成为共同体。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正式改“诸申”（女真） 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则简称为“满族”。满族贵族首领努尔哈赤从辽宁的赫图阿拉（今新宾县）兴起之后不断向西南扩张，先后把都城迁到辽阳和沈阳。清军入关后，仍尊奉沈阳为盛京，把辽宁地区划属盛京特别行政区管辖。

满族在全国各地的分布，以居住在辽沈地区为最多，其他的则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满族如此分布特点的形成，显然是同满族在清代曾经是统治民族有关。

沈阳是汉、满、朝鲜、回、锡伯、蒙古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各民族小聚集，大杂居，和睦相处，友好交往，共建家乡，形成了多民族习俗风尚相互影响兼容的乡土文化特色。清朝建立后，满族文化一度几乎占据主导地位，对沈阳地区汉、锡伯等族居民的习俗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大量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汉族居民亦兼容和接受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满汉文化融合比较突出，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汉族妇女有缠足陋习，满汉通婚后，由于满族妇女习惯于天足，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沈阳地区居民改变缠足风习。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旗袍”，不仅为沈阳汉族妇女所喜欢，而且风行于关内广大汉族地区，流行当代。具有满族风味的白肉血肠火锅，其辅料酸菜、粉条则采自汉族居民的食俗。以“满汉全席”为代表的辽宁菜系，尤其反映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风俗习惯的兼容。至于出自锡伯族的抓（欻） 嘎拉哈、满族的“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乃是沈阳地区妇女、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

清末缪润绂《沈阳百咏》竹枝词中写道：“虚笼两鬓作鬅头，洗手盆圆上绿油；愿得庄农丰稼穑，银钗多绾万年收。”说的是当时“龙兴之地”的盛京，满汉妇女皆流行一种名曰“万年收”的发式。在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之前，原本是个精于骑射以渔猎为生的“马背上的民族”。儿童在七岁左右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女子策马扬鞭不亚于男子。满族男女的发型服饰习俗的形成，均与便利渔猎生产相关。为便于骑射，男子都剃去额上头发，垂辫于脑后，穿着两侧开衩、腰中束带的马蹄袖袍褂。女子，则天足，着高底花鞋，头顶盘髻，佩戴耳环，穿着宽大的直筒旗袍。清朝进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交融一体，趋于一致。清代以来，各地妇女穿着旗袍成为一时的流行风尚，即直接与满族服饰的风行相关。满族信仰多神的萨满教，早期分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两种。清代历朝皇帝举行各种祭神祭天典礼，如宫廷萨满设“堂子”祭天，都用满语诵经跳神。旧时辽沈汉族地区民间迷信的“跳大神”，主要是受萨满教的影响。

清代以来，由于大量满族迁入中原地区和大量汉族移居山海关外，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密切，满族人民逐渐熟悉汉语文和汉族文化。满族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为弘扬祖国文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就在于她是一个既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清代以来，由于满汉长期杂居共处，尤其是满族积极学习汉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不仅沈阳，就连关内的满族也已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无差异。现在，除了黑龙江等某些比较偏远的满族聚居村屯还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保持着满族的一些固有习俗外，辽宁等其他各地的绝大多数满族居民大都已通用汉语汉字。不过，从包括沈阳方言在内的许多汉语词汇和汉族习俗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源自满语语汇和满族习俗的内容。

如同高句丽文化、扶余文化、辽金文化，都曾在历史上成为本地区的主导文化一样，有清以来，随着清政权的建立和统治力度的强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满族文化在推行自身文化影响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沈阳地区的这种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同时也是覆盖东北地区的文化结构的共同特点。

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本土化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结构形态，主要反映在多种经济文化的并存，本地乡土文化与内地文化（主要是中原文化） 的互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兼容。

在历史上，辽沈地区是汉族在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区。然而，后来的辽宁汉族人口，却主要是关内的移民。远在夏商时代开始，历代帝王就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派员设郡、迁徙移民来治理关东这块黑土地。早在西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汉族人口相率逃往辽东避难，与辽宁各族人民杂居。鲜卑族建立前燕之后，又索性把由内地逃来的十万户流民，安置在辽西屯种，客观上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开发和汉族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大规模地向沈阳等地的关外移民从汉代开始，但由于北宋之后本地少数民族的势力的发展，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口开始出现回迁或融入一些少数民族的趋向。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沈阳城一举成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一股强大的“闯关东”移民潮，源源不绝地涌向山海关外。

明代为了加强对辽东的统治和防御女真族及蒙古族的南侵，采取了修筑边墙和屯田措施。沿着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口修筑了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边墙，设有州卫以屯兵实边，致使移垦人日渐增多。

特别是辽南地区，山东移民经海上过旅顺登陆大量北上。这些移民屯边措施，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永乐十七年（1419年） 时，辽东二十五个卫屯田面积已达二点一万顷，随后又发展到三点一万顷。大兴移民屯田之举，丰富了辽东农产品生产，在农业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础上，也使得本地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一道，被称为三大冶铁中心而闻名全国。同时，东部山区的人参、貂皮和北部的马匹也开始与外地交流，繁荣了商品经济。

清代以来，不断涌来的闯关东者，大都并非前来朝圣这“龙兴之地”的故都、领略这塞外古城景致的，他们几乎都是为了生存而来谋求一块栖身之处。清末民初，在山东等地掀起了闯头东的狂潮。可以说，如今辽沈地区乃至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汉族居民，大多数属于当年闯关东者的后代。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申报》报道说，由于山东发生灾荒，“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人”。仅民国时期，山东流入东北的闯关东移民，即达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人之巨。沈阳市沿用至今的“山东堡”等处，当年正是山东移民的聚居点。据有关历史文献显示，清代宣统年间，东北人口一千八百四十一万，移民约占一千万，在所有移民中，山东人约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据此推算，清代东北的山东人即达到八百万到九百万之众。

明末清初，随着清军的南下，辽宁地区人口顿减。清王朝平定中原之后，于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所招民每日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并“免交三年钱粮”。在如此优惠政策的激励之下，处于贫困之中的山东民众纷至沓来，尽管后来清政府曾一度实行东北禁封政策，但实际上已经阻挡不住山东等地流民闯关东的步伐。而且，他们不再仅限于“栖息于奉天西南部金、复、海、盖等地”，而是“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蜂拥蚁聚，而长（春） 而吉（林） 而敖东，以至于图门江域”，足迹遍及东北各地。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空虚财政困难，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日益削弱，便于咸丰十年（1860年） 正式开禁放垦，于是山东移民乃蜂拥北上，致使这一轮闯关东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古代沈阳地广人稀，土著居民较少。各族人口增长趋势大都出现在唐代以后，关内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汉族居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沈阳谋生、定居，沈阳乡土文化同各地移民的风俗习惯相互影响渗透，逐渐融合、积淀，进而形成了兼容多种地域文化的特点。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这里还曾是另种“特别移民”——朝廷罪犯“流人”的流放之地。清代顺治年间被清廷流放来沈阳“奉旨焚修慈恩寺”的僧人函可（1612—1660），在一首《初至沈阳》诗中写道：“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真切地记述了当年流人眼里的沈阳古城。

山东移民入乡随俗，在居住上，习惯住南北土炕、一头开门的“口袋房”以及“马架子窝棚”；在饮食上，也逐渐喜食高粱米、苞米面、荞麦面、苞米子及猪肉炖粉条和酸菜馅饺子。沈阳土著居民因受山东移民习俗影响，逐渐改变多辈同居一室、房舍家居简陋的习惯，接受了山东面条、煎饼等食品，煎饼铺生意兴隆一时，煎饼卷大葱同葱花大饼一样成为沈阳的一种风味小吃。山东的绣花虎枕与土著的摇车、摇篮，往往同见于一户人家。山东移民的耿直、勤劳，沈阳人的豪爽、乐于助人，合而成为更加淳朴敦厚的民风。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安徽等地的民工、生意人及打工者大量涌进沈阳城乡，进一步丰富了沈阳乡风民俗多域化兼容的特点。黑土地接纳了闯关东的移民，闯关东的移民也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同时，外来移民及其后代，与本地原住民们共同创造了辽沈地区以山东等地移民风情为基点的，关内外相融合的辽宁乡土文化。

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就历年考古发掘所见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而言，沈阳历史文化属于辽河文化的重要节点。主要表现在于大辽河入海口营口距今28万年之久的“金牛山人”旧石器文化，朝阳喀左境内距今十万年之久的“鸽子洞”旧石器遗址，遍布省内营口等各地的“石棚”巨石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中华第一村”查海前红山文化遗址，距今7200年的沈阳新乐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以及辽阳汉魏古墓、朝阳龙城宫城、叶茂台古墓、建昌于道沟墓地、大连营城子汉墓和北票惠宁寺等一大批分布于辽河流域及其支系的历史文化遗存。所以，单纯谈论沈阳文化未免狭隘，更确切地讲，应称之为“辽沈文化”。

南方各地描述辽宁、沈阳人的性格时，往往会用粗犷、豪爽、大气、仗义之类的形容词语来加以概括。实质上，这种文化性格正是本地乡土文化包容性、整合性极强的体现。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正是移民文化和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以及本地特定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综合酿就的结果。这种性格，典型地体现本地恶劣自然环境下生存者的坚忍与锐气，同时又是吸纳了北方游猎民族与山东移民乡土性格混合的结果。

如果说辽沈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还存在另一侧面的话，我想引用作为“东北人写东北人”的大连女作家素素《独语东北》这本书自序里的有关看法。她是辽宁人。辽宁文化是东北文化的主干。她认为：

“东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王气和霸气，但许多时候，你能看见某些东北人将坦荡和无知连在了一起，将豪勇和粗鄙连在了一起。他们大多是高大的，看上去有力气，却不能吃苦，看上去有尊严，却过着苟且的日子。……东北给了东北人懒惰与野蛮，东北又给了东北人落后与滞重。走东北，我常常感到舒展，气畅，有阳光，有时也觉得窒息，厌恶，焦急。在我的文字里，我有时是乐观的，有时又是相当悲观。”为何是这样，我以为，这位辽宁女作家是看到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劣根性的一面。

同是东北的一位社会学者在《东北人：关东文化》这部专著中分析道，“关东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一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如勇武好斗的强悍民风，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求大尚侈的风气；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这些价值观念已积淀在东北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并通过若干传承机制获得绵延，在当代东北人身上仍会看到它的影子”。所讲的，也同样是辽沈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

还是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塑造着一方乡土的一代又一代。弘扬乡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性格，汰除其中的劣根性，是现代文明对现代辽宁人的最基本要求。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也为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包容性和整合性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用固有的这种乡土文化的包容性、整合性品格去接受各种现代文明新事物，当是辽宁人与生俱来的一大优势。扬长避短，利用这种优势广交天下友朋，吸纳各种外部先进事物，发展各项地方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的新家园，这个过程，也是塑造乡土文化文明向上的新人文性格的新起点。沈阳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农牧渔猎文化传统浑然一体，构成了沈阳地区民风淳朴、豁达、粗犷的丰富文化底蕴。待人热诚、乐于助人、性格豪爽、吃苦耐劳，既是沈阳各族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基本道德风尚，也是沈阳人备受海内外赞誉的美好形象。

基于上述，在本书中，我们主要想通过一些内容板块引导读者从具体事象上，总括地把握沈阳民俗风尚的主要特点。主要板块有，人生礼仪——婚丧嫁娶生日寿诞；四时八节——传统岁时节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细节；游艺娱乐——童年记忆留痕；信仰习俗——心灵中的历史遗绪。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是记载、保存地域民俗文化信息最基本的载体，是地域民俗史的最具“复原性能”的“语言化石”。因而，则力求通过本地形式上五彩纷呈的、大量的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生动地展示本地区的民俗风尚及其主要特点。或者说，采用了语言民俗志的方式。另外，清末沈阳名士缪润绂的百首风俗竹枝词《沈阳百咏》，一向为研究沈阳乡土民俗文化的人们所看重，被誉为沈阳文化的“清明上河图”。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它又是了解沈阳这方乡土民俗文化的通俗读本。但长期以来阅读到其全部内容的只是很少一些专业人士，所以，根据笔者此前发表在《文化学刊》上面的点校本加以简化，作为简明读本附于卷末。

4. 女真族的风俗，习惯。还没与汉族同化前。谢谢了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其族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史籍中所记载的肃慎人，他们长期生活在我国的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早期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保留至今载于史书的不多，流传最广的当数祭万历妈妈、敬狗、祀乌鸦等与满族“老罕王”努尔哈赤传奇人生有关的故事了。 传说努尔哈赤幼年丧母、家道中落，于是投靠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当差。由于他聪明伶俐，李总兵便将他收在身边当作戈什哈（亲兵）。一天，李总兵突然接到皇上密旨，称天上紫微星降落人间，东北地方有天子异象，派李成梁速速缉捕。可是一晃过了半年，李成梁仍未发现“天子”踪迹，因而总是闷闷不乐。这天，他叫努尔哈赤打来洗脚水，为他洗脚，李成梁想开开心，便得意地叫着努尔哈赤的小名说：“小憨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当上总兵吗，那是因为我脚上长了七颗黑痣。”小憨子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不瞒帅爷，我脚上也长了七颗红痣呢！”李总兵一听，大吃一惊，按照民间说法，脚踏北斗七星乃帝王之相，但他毕竟历练多年，老谋深算，于是不动声色，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晚上，他兴冲冲回到寝室，得意地向爱妾梨花炫耀，准备第二天一早就把努尔哈赤押解进京邀功领赏。梨花明白若是将这个勤快忠厚而又聪明伶俐的年轻人送到京城，肯定就没命了。于是她假意奉承李总兵一番，待他睡熟，悄悄跑到门房叫醒努尔哈赤，将实情相告，让他趁深夜赶快逃走，努尔哈赤走前跪倒在地叩谢梨花说：“他年得志，先敬夫人，再敬父母。”说罢，偷骑了一匹大青马，带着平时豢养的老黄狗，匆匆向长白山驰去。 第二天，李成梁不见了努尔哈赤，到后院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梨花已用一抹白绫吊死在柳树下。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勃然大怒，一面叫人将梨花解下鞭答，一面派人火速追赶努尔哈赤。 据说从此每年黄米熟了的时候，即梨花夫人上吊那天，满族人都要在门前插上柳枝，以示对梨花夫人救主的敬意。 且说努尔哈赤跑了一夜，人困马乏，刚要下马休息，忽听后面人喧马啸，知道一定是追兵上来了，他一拍大青马，又向前跑去。也真怪，这匹大青马如有神助，风驰电掣一般，一会儿就将追兵远远甩在了后边。后来，大青马跑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活活累死在地。努尔哈赤惋伤地说：“他日若能夺得天下，绝忘不了‘大青’！”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遵照努尔哈赤的诺言，真的将国号改为了“大清”。 大青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只好徒步逃走，但是李成梁的人马紧紧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他急中生智，钻进了前面的草甸子。追兵赶到，只见无边无际白茫茫一片，上哪儿去找人？他们犯了愁。其中一个士兵灵机一动：用火烧掉这片草甸子，不就可以烧死努尔哈赤了吗？于是，不一会火光四起，浓烟滚滚。这时努尔哈赤已经跑得口干舌燥、精疲力竭，躺在草地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哪里知道大火就要烧到头上。当他醒来的时候却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了水泊之中，站起来一看，周围的草都已烧光了，只有自己心爱的老黄狗累死在身旁。这才明白一定是黄狗跳到水洼将身子弄湿，再回来将草和衣服弄湿，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他顿时痛哭流涕道：“你救了我的命，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恩，我要叫我的子孙永远不许杀狗、吃狗肉，不穿戴狗皮帽子和衣服。” 努尔哈赤掩埋了黄狗，听见后面人声嘈杂，回头一看，原来追兵又上来了。努尔哈赤心中一惊，心想这回可必死无疑了。正在这时，只见满天黑压压的一大群乌鸦向他扑来，他急忙甸旬在地，想躲过乌鸦再跑，哪知道乌鸦却俯冲下来，叼住他的衣服不放。这时追兵已到，没办法，他索性躺在地上装成死人，一动不动。说也奇怪，许多乌鸦层层落在他身上，似在啄他，却也不疼。追兵赶到一看，见这么多乌鸦在啄尸寻食，没有理会又向前追去。努尔哈赤方知是乌鸦有意救他一命，从此，他立下誓言，要让子孙后代善待乌鸦。现在辽阳以北，有一个地方名叫老鸽滩，据说就是当年努尔哈赤遇鸦得救的地方。 这以后，努尔哈赤虽然又有几次遇险，但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后来他回到兴兵府（今辽宁新宾）扯旗反明，终于击败明军，进占盛京（今沈阳市），完成了统一东北的大业。满族有什么风俗习惯
服饰
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由于寒冷的生活环境和射猎生活的需要，过去满族人无论男女，均多穿“马蹄袖”袍褂。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旗人”的装束，便成为“旗袍”（满语称“衣介”）。
清初，旗袍的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旗袍的外面还习惯套一件圆领、身长及脐、袖长及肘的短褂。因这种短褂最初是骑射时穿的，既便于骑马，又能抵御风寒，故名“马褂儿”。清初，马褂儿是八旗士兵“军装”，后来在民间流行起来，具有了礼服和常服的性质，其式样、面料也更加繁多。满族人还喜欢在旗袍外穿坎肩。坎肩一般分为棉、夹和皮数种，为保暖之用。样式有对襟、琵琶襟、捻襟等多种。
而作为有清一代“时装”的满族女式旗袍，则多有发展。当初在北京等地曾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辛亥革命后，旗袍样式由肥变瘦；在20世纪30代初受西方短裙影响，长度缩短，几近膝盖，袖口缩小；30年代中又加长，两边开高衩，并突出曲线美；40年代又缩短，出现短袖或无袖旗袍，外为流线型。继后，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袍裙等。用料广泛，棉、毛、丝、麻和各种化纤衣料均可。旗袍除有长、短袖之分之外，还分皮、棉、单、夹数种，便于在不同季节穿用。经过不断改进的旗袍，一般样式大致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讲究做工和色彩搭配，大多在领口、袖口和衣边上绣有各色图案的花边。如此既衬托出女性身材之美，又显得文雅大方。具有东方色彩的旗袍现已成为中国妇女普遍喜爱的中式服装。
旗袍和“旗头”、“旗鞋”等搭配起来，就构成了满族妇女典型的传统服饰装束。
“旗头”指的是一种发式，也称发冠。类似扇形，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长约30厘米、宽约10多厘米的扇形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上即可。上面还常绣有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旗头”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发冠，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身体挺直，显得分外端庄稳重，适应于隆重场合。
“旗鞋”款式独特，是一种高木底绣花鞋，又称“高底鞋”、“花盆底鞋”、“马蹄底鞋”等。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一种上敞下敛，呈倒梯形花盆状。另一种是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花盆底”和“马蹄底”鞋由此而得名。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长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穿这种高底鞋走起路来显得姿态优美。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
满族的帽子种类较多，主要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过去，满族人常戴一种名为“瓜皮帽”的小帽。瓜皮帽，又称“帽头儿”，其形状上尖下宽，为六瓣缝合而成。底边镶一约3厘米宽的小檐，有的甚至无檐，只用一片织金缎包边。冬春时一般用黑素缎为面，夏秋则多用黑实地纱为面。帽顶缀有一个丝绒结成的疙瘩，黑红不一，俗称“算盘结”。帽檐下方的正中钉有一个“标志”，称“帽正”，有珍珠、玛瑙的，也有小银片、玻璃的。相传这种帽最早始于明代初期。因其为六瓣缝合，取“六合”，即天地四方“统一”之意，故盛行起来。满族入关以后，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取其“六合统一”之意，开始戴用此帽，而且颇为流行。现在，在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电视、电视剧中，我们仍能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早期满族男人多穿双脊脸的叫做“大傻鞋”的一种便鞋。鞋面多用青布、青缎布料。鞋前脸，镶双道或单道黑皮条。鞋尖前凸上翘，侧视如船型。妇女除“旗鞋”和平底便鞋（平底鞋鞋面上皆绣花卉图案，鞋前脸多绣有“云头”）外，还有一种“千层底鞋”。“千层底鞋”用多层袼褙做鞋底，故得此名。鞋面多为布料，一般不绣花卉等图案，多在劳动中穿用。
还有一种很有特点的鞋，叫乌拉（靰鞡）鞋，多为满族百姓冬季穿用。用牛皮或猪皮缝制，内絮靰鞡（乌拉）草，既轻便，又暖和，适于冬季狩猎和跑冰。
住行
满族早期多依山傍水而居，以方便和适应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满族农村房屋正房一般为三间或五间，坐北朝南便于采光，均在东端南边开门，形如口袋，俗称“口袋房”，便于聚暖。东西各有厢房，配以门房，这便构成通常所说的四合院。房屋多为起脊砖瓦房，俗称“海青房”。房柱皆插地，门向南开，高大宽敞。房内正对门一间谓堂屋，又称外屋，设厨灶锅台、水缸，灶通西内室火炕，火炕，满语称“土瓦”。从堂屋西墙开门为里屋，为南、北、西三面构成“万字坑”或“蔓枝炕”。满族尚右，西墙供祖宗牌位。西炕为窄炕，不住人，下通烟道。南北对面炕。上铺炕席，或糊炕纸刷油。炕梢置衣柜，柜内装衣物，柜上叠置被褥、梳妆用品。夜间长辈居于西屋南炕，北炕分居兄弟子媳。就寝时，头朝炕外，脚抵墙，对防寒和呼吸新鲜空气颇为适宜。墙壁多贴有纸画。为御北方寒冷，有的还建有火地。屋外西山墙头砌有圆形烟囱（满语称为呼兰），高出房檐数尺。烟囱根底有窝风窠，以挡逆风。南北墙上有窗，窗户纸糊在窗棂外，多“高丽纸”，纸上淋油或盐水，免得为雨雪淋湿脱落。窗棂及门上亮子窗棂构成各种图案，美观牢固。窗户分上下两扇，上窗可用棍支起通风。房梁上常悬有悠车，婴儿放在悠车里。炕上摆有长方形的炕桌，吃饭时围桌盘膝而坐，暖和方便。桌的左右铺有毡褥子以待宾客。房棂、椽、栋多有雕花油彩。厢房则设碾房和仓库（满语称哈什）。房外四周环砌围墙。院内东南竖“索伦杆”，杆上有锡斗，杆下放三块石，称为“神石”。杆后是一面用砖砌成的壁墙，墙头饰有雨搭。
过去，城中的富贵人家多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多为三间屋宇式建筑，正房三至五间，东西厢房一般也是三至五间，四周围以砖墙，门房两侧设有石礅，称为上马石。有的四合院分为前后两院。满族的这些民间居所式样，大部分保留在东北的满族聚居区。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除很少一部分人建房仍保留传统建筑方式外，绝大部分已建造成更为宽敞明亮的现代式房屋。
为适应山区和林海雪原居住环境，满族聚居地区的传统交通工具主要有马车、爬犁、独木舟和桦皮船等。爬犁（满语称法喇）是雪上交通工具，将两根树干用火烤后弯成弓形，上端翘起，贴地部分宽约1米半，上面铺板或做成箱式，驾以马、牛，载人载物极为轻便。目前只在较寒冷的北部山区偶尔使用。满族的水上交通工具最早是独木舟（满语称威呼），由粗大原木凿空而成，可容数人。还有一种桦树皮船，制作较为麻烦。先做龙骨，里外附上桦树皮，一人可以扛着行走。相当轻便。现在已经不多见，被现代船只所取代。
礼仪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现在，有些繁琐的礼节已被简化。
满族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人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坐先吃。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有客人必设宴招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
满族传统的婚姻仪式较为复杂，大致经过通媒、放定、纳彩、过箱、迎亲、拜堂、拜祖、分大小、回门等程序。
通媒即由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求婚，两家都同意后便放小定，即男方家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为定礼。然后是定婚，即选择吉日，男方家及其亲戚往女家问名，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家长致辞求婚，女方家则推谢再三，男方家坚持求婚，女方家同意后，才算定下婚事。此时男方要拜女方家神位及其长辈。定婚后要过礼，也是选择吉日，男方家送衣服、绸缎、羊、鹅等礼物。男方家还要赠银两钱财。此时要议定婚期。进入迎亲阶段，女方家在婚期前一天陪送嫁妆，俗称“过箱”，新郎要往女家致谢。迎亲时，新郎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赶着彩车迎亲，在途中两车相错时，新娘的哥哥将新娘抱上新郎家的彩车，俗称“插车”（由于各地区满族风俗不同，也有新郎与迎新队伍直接到新娘家迎亲的。还有的地方有"旗俗不亲迎"之说）。新娘至新郎家，换车乘轿，花轿落地，新郎要虚射三箭。新娘蒙红盖头下轿，与新郎站在事先摆在院中的天地桌前，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即拜天地。拜完后撤天地桌，新娘进入临时搭的帐篷，谓之坐帐。坐帐时“开脸”，换头型。坐帐后，新娘跨过马鞍进洞房，新郎用秤杆揭去盖头扔到房檐上。夫妻饮交杯酒，吃合喜面、子孙饽饽，众人闹洞房。在婚日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拜祖宗。婚后第一天，新娘给夫家亲戚装烟敬茶，拜宗族，认明辈分，谓之分大小。一般在结婚三日之后，夫妻同回女方家，拜见娘家人并拜祖宗。婚后一个月，新娘回娘家住一个月，谓之住对月。到了这时，婚娶仪礼乃告结束。
这些繁杂的婚娶程序在今日满族聚居地区已经简化，并且融合了现代形式。比如插车，演变为男女青年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各自由婚庆队伍陪伴，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行进至中途相遇时，两人交换自行车或摩托车，再一同到新郎家。还有拜祖宗，有的地方演变为新人拜双方父母。虽然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外，满族的婚姻仪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程序大致相同。
满族的育儿习俗比较特殊。生男在门左挂弓箭，生女在门右挂彩色布条，娘家送一个悠车。生儿三天时，亲朋送贺礼，俗称“下奶”。并举行洗礼，称“洗三”。满月时要请客人来“做满月”，并将弓箭或布条取下挂在“子孙绳”上。百日时，要用从各家要的彩布条编成锁，称挂锁。周岁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让孩子“抓周”。一般在16岁时，男孩剃发，女孩盘发髻。至今在东北满族聚居区仍然保留“下奶”、“洗三”、“做满月”、“抓周”等传统习俗。
葬俗
满族的丧葬以土葬、火葬为主，土葬和火葬历史都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前以火葬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经常迁移。另外，八旗将士在清初战死较多，尸骨不便送回故里，所以多用火葬。满族入关后逐渐发生变化，从火葬与土葬并用发展为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是，死者临终前穿寿衣，多为长袍、马褂，为单数。屋内停灵，一般在7日之内。用木板做成灵床，头西脚东。灵幡用3尺左右的红布制成，上缀以黑穗，悬挂在院中高杆上。满族人用的棺具形状特别，上部隆起，上宽下窄，称“旗材”。
停灵期内合家举哀，举行祭奠。入殓时棺内放金银等物，贫者用金银箔元宝代替，口含铜钱或玉器，灵具放在院内灵棚内。出殡多选阴历单日，抬灵有16杠、32杠、64杠之分。出殡后要感谢帮忙的人并请吃饭。下葬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百日时要烧百日，周年时要烧周年。满族烧纸是将纸叠成口袋状，俗称烧口袋。清明节要上坟，烧口袋和插佛托。近30年来，满族的丧葬又改为火葬为主。但祭奠亲人的仪式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如清明节烧口袋、插佛托、烧七、烧百日、烧周年等，都依然如故。
禁忌
满族禁忌较多。不允许亵渎神灵和祖宗。比如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放在西炕上，西炕不许住人和放杂物，不能有各种不敬行为。不许打狗，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传说努尔哈赤曾吩咐族人"山中有的是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另外，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5. 满清祖先是什么地方的

满族是女真的后裔，祖先居住在东北黑龙江流域。明初为压制北元残余势力，在今中国东北一带设立奴儿干都司及远东指挥使司来管理东北，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

满族，旧称满洲族，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早在周朝，满族人的祖先就居住在阿什河流域。公元12世纪女真人首领完颜阿骨打在阿城市建立金朝；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大批满族人随之进关，随后建立了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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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汗”，史称后金。后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明朝的战争中，先后将都城迁至辽阳东京城和沈阳。

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改元“天聪”。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在这一时期陆续组建完成。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建元崇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6. 满族有什么习俗和文化

A满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人，其后裔一直生活在长白山以北、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流域。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了中国，形成满汉长期杂居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满洲族改称满族。 满族人孝敬长辈，注重礼节,在路上遇见长辈，要侧身微躬，垂手致敬，等长辈走过再行；不但晚辈见了长辈要施礼，在同辈人中年轻的见了年长的也要施礼问候。亲友相见，除握手互敬问候外，有的还行抱腰接面礼。 叩头礼常见于下级对上级、少辈对长辈。表示恭敬、侍奉、恳求之意，或春节拜年，均行叩头礼。行礼时，先脱帽，跪左膝，后跪右膝，马蹄袖一弹，双手着地，连叩三下头。此俗自建州女真时就有，《建州闻见录》云："将胡（指女真人为官者）之见奴酋（努尔哈赤），脱笠叩头，卒胡之于将胡亦然。"祭祀时也叩头。

满族生活中有许多忌讳，犯忌则被视为无礼貌。满族不兴戴狗皮帽、吃狗肉，最忌讳别族人戴狗皮帽进家来。传说，当年汗王遭难时，狗有救驾之恩，满族视之为恩祖而加以保护和珍爱。西炕不许随便坐人。院中有锁龙杆，不许拴牲口。

还有尊卑、等级关系上的忌讳和规矩。新媳妇不能同公公、婆婆、丈夫同桌吃饭。长辈吃饭，媳妇在旁伺候，否则，就视为不敬不孝。大爷伯父辈不得同侄儿媳妇开玩笑。侄儿媳妇不许在大爷面前露胳膊露腿。过去满族妇女旗袍长至盖脚背，袖长至手背后，与今日之短袖旗袍大相径庭。

满族有敬老尊上的风尚。青年人见了长者要垂手站立并要和颜悦色地回答长者的问话。有人冲父母状况，子女必须起立回答。对老人，三天请小安，五天请大安。 请安礼，男有"问安"、"打千儿"、"叩头"。"问安"，是请小安，垂手站问好。"打千儿"是请大安，也叫"单腿跪"，满语为"埃拉塔拉米"，即先敏捷地掸下袖头，左腿前屈，右腿后蹲，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头与身略前倾。"叩头礼"，即磕头，一跪三叩或二跪六叩，新年请安"首必四叩，至三则跪而昂首，若听命者然。尊长者以好话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则不起也"（《柳边纪略》卷四）。

对神佛、祖先、帝王则三跪九叩。女人礼仪不同于男人，有"蹲安礼"，俗称"半蹲儿"，即双脚平行站立，两手扶膝一弓腰，膝略屈如半蹲状。妇女平日相见，以右手抚其额，点头为拜，俗称"抚鬓儿"，即手指从眉上额头鬓角连抚三下，随后点头目视。

妇女相见，兴手拉手之礼，俗称"拉拉礼"，与汉族妇女拜见礼有别。至亲久别相见彼此抱腰接面，然后执手问安，是谓抱腰接面大礼。如幼辈见长辈，两手抱其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老年夫妻相见有"顶头礼"，老夫妇久别重逢，老伴迎上去用头顶住老头胸脯，老头轻轻抚摸几下老伴后脑勺或后脖颈。

满族人，路上遇见不相识的长者，要鞠躬垂手问"赛音"（满语，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旁让长辈先行。长者也很客气地说："谢谢阿哥，请上马先行"，青年人才可上马赶路。

儿媳妇对公婆更是恭敬，要端庄恭谨，每日给公婆装烟三次，一日三餐要站着侍候，早晚还要送上洗脸水和洗脚水。新媳妇头一年不能上炕吃饭。在公婆面前不许穿短衣服，不许大声责骂孩子。儿媳妇外出，临走要给公婆装烟，说声"请阿玛、额娘看家"。 来了客人，儿媳妇要扎上围裙听婆母在炕上吩咐，每喊一声媳妇要答应" ，再去干活。即使媳妇年岁很大，在年岁小的长辈面前也要恭敬侍候。

满族有重小姑习俗。满族未结婚的姑娘地位很高，公婆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谨慎侍候。

满族人民大方好客、恪守信义。在满族聚居地方，有人路上拾到东西要设法找到失主，找不到要招失认领。有以"窃人之财为耻"的风习。"邻里相处，有难必帮"，一家缺米大家凑，一人打柴大家烧，为乡间邻里平常之事。互相借贷，不需立契，只凭口头相约，恪守信义。

旧时农村旅店少，过路人只好找民宅投宿。主家热情招待，酒足饭饱后自然留宿。由于满族居室一屋三炕，常是同居一室，男女不相回避。但客人入睡时必须背女主人和衣而卧，方为有礼。

次日客人上路，不需留报酬，只需向男主人行"擦肩大礼"表示谢意即可赶路。如路人入室而主人不在家，可自己动手做饭吃，饭后收拾干净，物放原处，临行时拿来草放在门前，草稍朝所去方向，主人回来后会感到很荣幸。

满族之家，有祭祀或喜庆事，要杀牲吃福肉，要请亲朋作客，让于南炕上坐。家人要将福肉敬献尊长客人。肉是白煮，不准加盐，特别嫩美，客人用刀片吃，佐以咸、酸菜、酱。客人进门向神主叩头，转身入座吃福肉，吃完就走不准道谢和擦嘴，否则是对主人不尊重。

满族传统住房一般为西、中、东三间，大门朝南开，西间称西上屋，中间称堂屋，东间称东下屋。西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西炕为贵，北炕为大，南炕为小，来客住西炕，长辈多住北炕，晚辈住南炕。

B在文化方面，满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圣祖玄烨主持编纂的《音韵阐微》、《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书，均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早期满文著作，除《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和图理琛的《异域录》等，还有大量学习满文必备之书，如《清文启蒙》、《清文典要》以至《清文鉴》等等。《清文鉴》经多次增订，编纂成5种不同民族文字的满文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对满、汉、蒙、藏、维吾尔等各民族相互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一种重要参考资料。译书也很普遍，主要汉文名著，大多有满文译本。除官书不计外，民间说部如《三国演义》、《西厢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都有满文译本。其中以扎克丹译的《聊斋志异》译文最好，文字水平很高。同时，涌现出一批满族文学家。早期著名的词家纳兰性德著的《侧帽集》和《饮水集》，清新婉约，生动自然，足与当时词坛上负有盛名的汉人朱彝尊和陈维崧媲美合称“三大家”。乾隆中期，曹雪芹著的《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艺术推到空前高峰，成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满族人，老舍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还是杰出的曲艺家。他的作品众多，而且脍灸人口。不愧为当代的“人民艺术家”。

满族崇尚理学，满族大儒曾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等书译成满文，以教旗人，其书圆艺术也达到相当高的境地。从皇帝、王公到一般满族文人有大批人寄情于绘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画家。镇国悫厚公高塞，自号“敬一道人”，工诗画。《池北偶谈》评他的小景“笔墨淡遗，摆脱畦经，虽士大夫无以蹄也”。慎郡王允禧，他“所作山水花卉，能合石谷、南田为一手，本朝宗藩第一”。另外，象瑶华道人、唐岱、布颜图、麟庆的夫人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画家。铁保、永理是满族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刘镛齐名，并称四大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书法，至今为书家称道。当代的书法大家启功也是满族。全国人大常委溥杰的书法也别具风格。

满族文化非常发达。大量的神话、传说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是萨满教的精神核心及概括性展示。既有口耳相传的，又有经文记载的。按内容，满族神话可分为：①起源神话。包括人类起源、万物起源、文化事物起源等。②宇宙关系神话。在萨满族神话中，宇宙是一个喧嚣的多层的立体世界，即所谓“登天云，九九层，层层都住几铺神”，每层天中都有人和动、植物、有恶魔和善神，各层间互通。③灵魂神话。满族神话的特点，是动、植物神话、祖先神话，自然神话共融一处，并有图腾崇拜的遗迹。

《满文老档》：中国清代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档册）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共180卷。主要记述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关系、宫廷生活、习俗、天文、地理等等。《满文老档》史料原始，记事广泛，内容丰富，对《清实录》等书的校订补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清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和满族语言文字演进史提供了较系统而翔实的资料。

《八旗通志》：由鄂尔泰等奉旨撰写。雍正五年（1727年），鄂尔泰等奉命修《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铁保等奉赦续修。至嘉庆四年（1799年），历时12年完成。该书分八志、八表、八列记叙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世宗时八旗沿革、社会及军事组织、人物传略等项。对研究八旗制度十分有价值。

《御制五体清文鉴》：清代官修满、藏、蒙古、汉、维吾尔五种文字对照辞书。成书于乾隆末年。内容丰富，是我国少数民族辞书中的巨著。

《尼山萨满》：史诗《尼山萨满》也叫《音姜珊蛮》。满族著名史诗。流传于黑龙江流域。讲的是一个女萨满为从阴间救一少年的魂，经历重重难关的故事。有多种手抄本流传。

剪纸：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

满族补绣：满族民间工艺。或称“钉线”，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农村。以家织布和棉线为原料剪缝而成，黑白色为主调，间用他色。纹饰以榴开百子、吉庆有余、葫芦盘长、福寿长春、八宝等吉祥图案为主，多配以较粗重的黑色边饰，常绣于枕顶、荷包、幔帐、坐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