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丹士林旗袍怎么读

❶ 阴丹士林的品牌文化

旗袍是中国女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形式之一，在民国时候更是绚烂一时，登峰造极。而复兴民国时期的气质与姿态，感受当时的精神与气韵，从中撷取灵感，让民国时候的“气”成为阴丹士林旗袍的“魂”正是“阴丹士林”旗袍一直致力追求的。再加上设计师创新的融合了现代元素的设计，为旗袍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设计师“创造惟一、老即新生”的设计理念。
“衣为袭者之性情“，”阴丹士林”旗袍致力于成为特立独行的着衣者性情的完美展现与延伸，着一袭旗袍，仿如行于书香，行于月光。与其说”阴丹士林“旗袍是服饰，是一种精神。它所呈现出来的美并不仅仅是勾勒出美人的玲珑身段，更是往那随意一站，自信的神态与优雅从容的气场。

❷ 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旗袍

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旗袍

看过《邪不压正》的朋友一定对裁缝巧红和朱局长情人唐凤仪民国时期的经典服饰——旗袍影响深刻吧。以下便是对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旗袍的起源、变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知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旗袍。

作为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也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

唐凤仪的着装充分展示了民国时期，旗袍在中国女性中的地位，唐凤仪可以说八面玲珑，风情万种，但成熟背后缺依然有一颗少女的心。同时唐凤仪妖娆的身姿和旗袍相互映衬，女性将旗袍优美的线条充分展现出来，旗袍将女性特有的妩媚体现的淋漓尽致。

裁缝巧红的着装着代表的是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人家女性的衣着。那种普通女性穿的长袍和男性的长袍都体现了中国在当时大众的含蓄之美。长袍将男女身体的大部分都包围起来，没有旗袍的妖娆，没有旗袍的开衩，但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人家，女性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的服饰。

事实上，这个起源于旗人长袍的服饰，第一次将中华女性秀美的身材展示在世人面前。一经出现，旗袍便成为民国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最喜欢的服饰，并在随后的发展中衍生出丰富多姿的“旗袍文化”。

1、由旗人长袍发展而来

旗袍本不是汉服，而是旗人的长袍，原本满族男女都可穿旗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来的旗袍有关系。

清代初期旗人所穿的长袍，其外部呈长方形，圆领口，窄袖、有扣襻且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长袍下部开衩，下摆宽大，长袍长可掩足。旗人的长袍从上到下由整块衣料剪成，颜色较素。清代中叶，旗人的长袍除圆领外，还出现了狭窄的立领，袍身和袍袖也比清初时宽大，而且长袍的下摆一般多垂至脚踝。

有清一代，旗人长袍的造型线条以直线为主，不用曲线，给人平直硬朗的感觉。而且，长袍上下一体，使得线条比较流畅，长袍能够盖住脚，八旗女子的天足被掩盖在袍摆之下，因此当旗人女子穿上“花盆底”高底鞋之后，腰线得以抬高，下肢也被拉长，使穿着者显得亭亭玉立，再加上八旗女子们头上常戴高大的“如意头”、“耷拉翅”假髻，更显得妩媚多姿。

但是，毕竟宽大、厚重的长袍没有曲线的展示，还是给很多爱美的女性带来颇多不满。随着民国的建立，服饰也成为时代革新的一个标识，男性服饰出现中山装，女子从满人的长袍中发现了女性服饰之美，摈弃宽袍大袖的缺陷，吸取了西方的审美趣味，便诞生了旗袍。这种新式服装，大胆地体现了女性体态的曲线美。

旗袍的流行，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流行初期的改良旗袍一改宽大、平直的特点，对宽大直腰（无腰身）的满人长袍进行收腰的设计，缩小袖口，形成腰身，以贴合女性的身体曲线；其次，旗袍的长度减短，满人穿长袍，往往脚上穿着四五寸高的花盆底鞋子，长袍的下摆要盖住鞋底，而汉人穿平底鞋，没有高高的鞋底，头上也没有高大的发髻，旗袍的下摆因此大幅度剪短。

改良后的旗袍不仅可以凸显身体曲线，旗袍的开衩还可以展示女性的秀腿，因此深得女性欢迎。再加上上世纪20年代正好是女权运动兴起的时期，追求男女平等，放足、剪发、天乳、上女学、婚姻自由等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之后，她们竞相身着旗袍，让看惯了旗人长袍、汉族妇女对襟衫以及袄裙的中国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没过多久，女性纷纷效仿，她们扯上一块布料，不一定是高档的面料，哪怕就是普通的面料，在裁缝的巧手之下，就裁出一件贴合身体的旗袍。

不过，旗袍的出现，也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张爱玲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当时的旗袍，袍身宽松，廓形平直，袖身缩小，袖口增大，形成“倒大袖”的形制。

早在上世纪初期，“倒大袖”便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女性服饰风格，女子的袄子有倒大袖的款式（大袖袄），清末贵族妇人的大襟衫也是倒大袖的形制，民国初年在女学生中流行的“文明女装”也是倒大袖。因此，最初的旗袍也结合倒大袖的风格，形成了“倒大袖”旗袍。

上世纪20年代，在一些关于宋庆龄的图片中，就有她穿着多款倒大袖旗袍的记录。1923年12月21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前往广州岭南大学演讲，她穿着黑绸缎面料的倒大袖旗袍，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襟口、袖口处都绣着一朵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在治丧期间，穿的丧服是黑色长袖倒大袖旗袍。

1925年宋庆龄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所穿的旗袍是一款特殊的倒大袖旗袍。从旗袍镶的边来分析，旗袍做工考究，属于大做。不过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旗袍款式层出不穷，倒大袖旗袍已经很少见了。

此时旗袍总体特点是领小、袖小、下摆多变化，核心是讲究腰身。依穿着者的不同身材，量身定做，在腰身的放、收之中，体现旗袍的贴身。翻看当年的照片，会惊奇地发现，旗袍在每一个穿着女性的'身上都是合身、妥帖的，绝对没有后来制服的松垮感觉。其原因就是旗袍是量身定做的个性化服饰，千人千样。

2、旗袍变化多端

民国时期，女性旗袍呈现出变化多端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旗袍的下摆长短、腰身宽窄、领口样式、袖子大小等方面的变化。

先说领口样式。先是时兴低领口，继而流行高领口，即使在盛夏酷暑，薄如蝉翼的旗袍仍必须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以示时髦。后来领口高到直抵腭下，继而至耳。而后盛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不要领子，也是一种时尚。

旗袍下摆长度时长时短。长时盖过脚面，走起路来衣边扫地，短时则在膝盖略上些。上世纪30年代旗袍流行长下摆，长可及地，盖住脚面，被形象地称为“扫地旗袍”。

长旗袍一般配高领，衣领紧裹脖颈，有的直抵下巴，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女性穿着旗袍，也不改高耸的姿态。再配上高跟鞋，长旗袍将女性的身材衬托得亭亭玉立。考虑到旗袍贴身而穿，行动有所不便，于是旗袍开始开衩，尤其是高开衩正好解决了贴身行动不便的问题，而且高开衩在女性走动时，隐约露出白皙的大腿，散发出撩人的姿态，非常性感。

上世纪30年代旗袍大衩逐渐流行。所谓大衩，当时也仅仅是衩高过膝，尽管如此，这种旗袍还是受到老派人士的抨击。不过，裸露小腿的旗袍并没有绝迹；后来旗袍开衩到达臀部，而且腰身也变得紧窄，女性秀美的腿部得以充分地展示，不过大开衩流行几年后，又渐渐回落。

旗袍袖子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忽高忽低，时而长过手腕，时而短至露肘，最后变成无袖。

当时旗袍的第二个特点是与西式服装结合得十分完美，剪裁合身，除两边开衩外，前后也可开衩，并出现了左右对襟旗袍。上世纪30年代末期，还有一种改良旗袍，旗袍借鉴西式服装剪裁方法，有了胸省和腰省（省，在此专指服装方面的独特设计）。同时，第一次出现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变得适体。改良旗袍的出现，使玲珑突兀的女性美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另外，荷叶袖、开叉袖等西式服装的装饰元素也被大量采用。

这种融合西方风格的旗袍可以与各式服装搭配。比如冬季在旗袍外面可以套裘皮大衣，在旗袍的领、袖处还加以搭配毛皮饰边，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时髦的穿法。

3、阴丹士林旗袍风靡全国

随着旗袍的发展，当时的旗袍制作出现京派旗袍与海派旗袍两大流派。因旗袍的发源地在北京，所以最初阶段，融合汉族元素立领、左右两面开衩等特点的改良旗袍称之为京派旗袍；后来，由平面裁剪改为立体裁剪，增加腰身等时尚元素的旗袍，称之为海派旗袍。海派旗袍修长适体的特点正好迎合了南方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特点，成为一种服饰风尚，并且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京派旗袍。

当然，两派主要以风格作为区分，并非简单的以地域为标准。即并非在北京的旗袍就是京派旗袍，在上海的旗袍就是海派旗袍。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方艺术为特点，形式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近年来有人提出“苏派旗袍”的概念，即江苏旗袍，这是一个新提法，多半是商业炒作的概念，与民国时期的京派旗袍、海派旗袍，并不是一个概念。民国时期，因为南京曾作为首都，其旗袍风格曾广为流行，但南京旗袍在制作风格上仍然属于海派风格，只不过在具体样式的制作上与上海旗袍略有差别。

民国时期，旗袍是女性最为代表性的服饰，其适用性非常广。上至贵族女性下至平民百姓，家庭妇女，都可穿着旗袍。旗袍的年龄跨度很大，十来岁的小女孩，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皆可着旗袍。而且旗袍一年四季皆可穿着，其形制可单，可夹，可棉。夏季有单旗袍，冬季有棉旗袍，春秋天有夹旗袍，里面还可以衬穿其他的服饰。秋冬季节的棉旗袍为长袖，长下摆，重保暖轻时尚。

而且旗袍的搭配性广，受季节因素影响小，可以搭配多种服饰。天凉时旗袍外可加短背心或绒线衫，冬季在旗袍外面套裘皮大衣，领、袖处加以毛皮饰边。另外，旗袍还可以与丝巾、丝袜、项链、耳环、手表、皮包、高跟鞋等时尚之物完美搭配，正因为如此，旗袍成为民国女性的最爱。她们个个穿得风姿绰约，吸引世人的目光。

❸ 兰阴丹士林旗袍是什么东西

阴丹士林蓝是我国出产的一种布料，初产于民国早期，称得上历史悠久。它那单纯的青蓝色，鲜嫩而素雅。解放后，单色的阴丹士林蓝布料渐渐受到冷落。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物质匮乏，一人全年才发6尺布票，大多数人只穿藏青、深灰、普蓝等几种颜色，甚为单调。对于女性特别是姑娘们来说，买花布做衣裳，不合“革命化”要求，弄不好会被认为是“追求小资情调”。于是，天性爱美的女性又悄悄地喜欢上了阴丹士林蓝。她们喜欢用阴丹士林蓝布裁制成冬季罩棉袄的罩褂，再配上深色呢裤，系条白丝巾或羊毛、兔毛大围巾，给色彩单调又沉闷的城市平添了一些生气。

全面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民国时期的服饰时尚主流全面西化。

民国:摩登男女的服装时尚(1912-1949)

“春江水暖鸭先知”，站在民国服饰大潮前沿的依然是那些时髦新派的男女。自民国政府立后，全面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民国时期的服饰时尚主流全面西化。
“云裳时装”是民国时尚女性最青睐的服装品牌。
1927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云裳服装公司隆重开张了。这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云裳”两字，大约出自李白的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吧!
云裳公司的形象代表是红极上海滩的交际花唐瑛和诗人徐志摩的新夫人陆小曼。该公司出品的时装，完全采用西方流行的立体裁剪法，使服装的造型独特、新颖，每一品牌一经上市，立刻一抢而光。穿云裳时装是那时时髦女性的一大时尚。
云裳公司的开山之作是紧跟巴黎时尚、同时具有鲜明东方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时装女大衣。1927年的冬天，上海以及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
很快，云裳牌大衣走向北京和天津等地，成为时尚女性不可缺少的冬日装扮。

第二年，云裳公司又设计、制作了春秋两季的夹大衣、单大衣和仲夏夜所穿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绸外衣，并迅速推向市场风靡上海滩……
云裳服装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上海滩服装的发展与兴旺。一年后，鸿翔时装公司在上海同孚路上开张，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可以与云裳公司分庭抗礼，成为一大时装品牌。
30年代后，在上海的法租界霞飞路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家新的时装公司；这些时装公司与云裳公司和鸿翔时装公司一起，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俊男靓女，提供了许许多多设计非凡、制作精良的时装。
上海于是也成了30年代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亚洲的时装之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富商大贾，都会赶到上海，选购时装——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10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
难怪!

30年代流行的高跟鞋

服装模特出现了，并迅速成为服装时尚的象征和代表。1929年天津的“服装跳舞会”，1931年上海的"服装表演会"等，均盛极一时，并成为大小报刊争相报道的焦点新闻。
而那些身穿艳丽时装的服装模特，也很快成为许多时尚女性最心向往之的职业。

皮草大衣新样式
将身体严严实实地包裹住的长袍大袖被一点点抛弃，女性的曲线之美在一点点顽强地绽放。衣袖不断地变窄变短，露出珠腕玉臂；短袄的腰身渐紧渐瘦，将纤纤细腰和优美的曲线完全地展现出来；裙子从长至脚踝逐渐向上伸展，女性洁白的小腿，乃至膝盖，都勇敢地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中；衣领从常常遮住半个脸到矮领、无领，直到袒露出颀长、性感的脖子--民国时期的女性，最终为自己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服装时尚。

无袖旗袍是民国时期非常流行的旗袍样式
西装依然是男人们时髦的服饰，但中山装很快就开始与西装平分天下。1913 年，“奉帮裁缝”运用西式裁剪法做出了第一套中山装——
1915年，一个名叫王财荣的裁缝走进了孙中山在广州的大元帅府。
王财荣，浙江奉化人，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一家“冒祥呢绒西服号”，专做各式西装。因为与蒋介石是同乡，经蒋介石引荐，王财荣在1915年初春的一天，见到了孙中山。
那时，在紧张的革命之余，孙中山一直都在琢磨着怎么设计一种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人穿着的、与传统服饰不同的新型服装。在王财荣面前，孙中山讲述了自己心中的服装样式:要与长袍马褂不同；长袍马褂是封建时代的象征，是落后、守旧的代名词。也不能完全像西装；西装穿起来精神，但太过烦琐，还要穿马甲扎领带，实在是麻烦。应该是穿起来既美观、舒适、大方、庄重又不复杂。要有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也就是礼、义、廉、耻；要有五个纽扣，象征中华民国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袖口上要有三个纽扣，以代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

中山装含义深刻

几天后，根据孙中山的设计思想、由王财荣缝制的第一套中山装问世了。作为一种国民革命的象征，中山装很快就成了极具政治化色彩的时尚装束。那些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相继穿上了中山装。其中，蒋介石最为著名。在各种正式场合，蒋介石除了军装，就是中山装。而且，又以后者居多。
蒋介石穿的中山装都很考究，裁剪精细、合体，布料则大多是日本进口的，非一般崇尚中山装的人所能享用得起的。
1929年，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他特别作了规定:中山装是民国政府的制服，在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必须一律穿中山装，以示“奉总理之法”。

蒋介石的侍从官俱穿着中山装
民国时期，西装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国人也开始将其与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进行融合，创造出一种中西合壁的穿着来:绸缎长袍、西服裤，头顶圆形礼帽，足上是一双乌黑油亮的牛皮鞋。当然，这样的装束大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的时尚，如一些国民党的要员、大商人、大银行家等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便经常是这么一副行头。

至于大学生和大中学校的老师，则多是上身穿阴丹士林布的长袍、下身穿西式裤子、脚穿布鞋。到民国中后期，这么一种穿着打扮，俨然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性服装。我们现在在反映民国时期生活的影视作品中，还常能看到。

穿着阴丹士林布长袍的先生们

民国期间，对旧时旗袍的改造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上海，如旗袍长短、开叉高低、有袖无袖、袖之长短等方面，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是跟随着西方服装变化的步伐。有人曾将上海妇女旗袍从1925——1940年的长度变化，绘成一个曲线图，今天看看，殊为有趣……
旗袍，顾名思义，当然是“旗人之袍”，也就是满清人所穿长袍；民国初年，旗袍渐渐受到汉族女子的喜爱，从此逐渐盛行。30年代初，有人将原本宽宽大大的旗袍向窄瘦和苗条型发展，以显露女性的自然曲线之美，原本的长及脚踝，开始向上伸展；而开叉也不断拔高，直至大腿裸露。而且，对腰围、胸围、臀围这三围的要求更是越来越高，强调与身体紧贴，务要将人体曲线暴露和刻画至淋漓尽致，令观者一览无余。有一段时间，左右的开叉甚至高过腰际。
这在当时，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了。
矛盾先生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
“吴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来到上海，怀中紧抱着《太上感应篇》，坐进30年代的汽车里，像一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高耸的摩天大楼。最让吴老太爷大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叉旗袍、连肌肤都能看得分明的时髦少妇。那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双白腿，简直好象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让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吴老太爷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不过，旗袍的发展曾遭遇过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封杀。
孙传芳曾多次下令:严禁在他治下的妇女穿旗袍，其理由是“有伤风化”。
“孙大帅”手握重兵，在东南地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威风十足；他既然已经下令，便很少有人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但“孙大帅”的“旗袍禁令”最后却因为自己的老婆而废掉了。他的老婆年轻漂亮，酷爱穿旗袍。有一次，这位爱穿旗袍的“大帅夫人”，前往杭州灵隐寺烧香时，就穿着极为时髦、曲线毕显的旗袍。此后，江、浙和上海一带的报纸上就纷纷登出文章，对“孙大帅”的“旗袍禁令”和禁令的执行冷嘲热讽。不久，北伐军挥师北上，打跑了昔日里威风八面的孙传芳。而这位“孙大帅”和他的“旗袍禁令”，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于是，旗袍继续作为一种服装时尚，灿烂于民国的天空中……

❹ 阴丹士林的名称由来

“阴丹士林”品牌的命名，源于民国时候兴起的一种布料阴丹士林布。阴丹士林（英文Indanthrene的音译）是一类人工合成的蒽醌类化学染料，用阴丹士林染料染制的布匹，颜色鲜艳，抗日晒和洗涤。这类布匹自民国早期开始在中国行销，其中蓝布最为畅销，阴丹士林旗袍也成为当时女知识分子的首选。作家汪曾祺曾在缅怀当年西南联大学生时代时就曾说：“那时联大女生在阴丹士林旗袍外面罩一件红色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
”旗袍并非在于曲线毕露，倒是简化了胴体的繁缛起伏，贴身而不贴肉，无遗而大有遗，如此才能坐下来淹然百媚，走动时微飔相随，站住了亭亭玉立，以蓝布、阴丹士林布做旗袍最有逸致。“中国当代文学大师木心地描写出了民国旗袍的神韵，而由张书林创立的”阴丹士林”正是将这种民国时候独立而鲜明的气韵作为旗袍设计的核心，是对民国时候女性精神的一个传承延续与发展。

❺ 兰阴丹士林旗袍是什么东西

30年代我国旗袍的制作已趋成熟，在3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用阴丹士林蓝布做面料的旗袍。多为直腰款和长箱型剪裁或者花苞型裙摆。那时的款式多为中袖或长袖，比较松身和密实，多为年轻女子和女学生穿着。经常搭配白色的围巾，显的干净清纯。后期则发展的更为时尚化，更像丝绸旗袍，袖子很短，并窄身修腰，多搭配高跟皮鞋穿着，这也是是30年代旗袍的特征。

而阴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阴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最初是190号士林蓝布，简称“190”。因采用德国德孚洋行阴丹士林染料色卡上的190色号而命名。）这种布出现以后，在整个三十年代，深受年轻女孩子尤其是女学生的喜欢，因为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阴丹士林布做的衣服，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男女都可以穿，男的多穿长袍）

以下资料供参考：
在民国17年（1928年），上海的仁丰染织厂选用23×21支“龙头”市布坯，在卷染机上煮漂，使用德国生产的还原染料阴丹士林蓝RSN染制本光190号士林蓝布，创牌“兰亭图”。上市后，由于服用性广，耐洗、耐晒、不褪色，成为旗袍和罩衣的特色面料，深受城乡消费者的喜爱。
民国19年，仁丰染织厂厂长许庭钰用丝光白布试染190号蓝小样，发现色泽较本光坯更艳亮，且得色深。这一发现被当时控制染料的德孚洋行所掌握，进一步用少量士林青莲2R拼色，使色泽更见鲜艳。在色卡上补上丝光190色号，并严格控制处方。民国20年，光华机器染织厂率先用龙船牌商标生产此产品，并按德孚洋行规定贴上“阴丹士林190号蓝布”和“晴雨”标贴，以此识别产品的真伪。因其鲜艳度、光泽度优于本光190号，再配以广告宣传，产品一问世，销量迅速扩大。至民国34年时，丝光190号士林蓝布的生产厂有15家左右。按当时染料月耗量推算，月产量近70万匹。
当时，产品以震丰厂的“芷江图”，大新振厂的“新锚霖”，光新厂的“交通图”和华丰厂的“美亭图”为代表，人称“四大金刚”，“芷江图”和“新锚霖”又居领先地位。为了摆脱德孚洋行的控制，争取商标自主，震丰和大新振两厂以美国保晒霖士林蓝RSV取代阴丹士林。震丰厂还规定“芷江图”选用嘉丰棉纺织厂专织的22.5×21.5支左右捻丰鹤牌市布坯，改贴“原子蓝布”标贴。
新中国成立后，用23×21支坯布加工的190号士林蓝布的产量仍居色布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