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

⑴ 我大一，刚看过《五猖会》，麻烦懂的给分析一下

一、课文解读。
(一)鲁迅与《朝花夕拾》简介。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寿樟，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18年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旗帜。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著作两种。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著。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
[《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先后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
二、词语：
吡吡（bi）豪奢姣（jiāo）长美髯（rn）臻臻（zhēn）至至称娖（chu）高跷（qiāo）篡（cun）改
考据癖（pǐ）蹊（qī）跷忐忑（tǎnt）肇（zho）开
词解：
吡吡:象声词。奇拔:奇异。姣长：美丽修长。臻臻至至：齐备之意。
称娖：行列整齐的样子。眼学：亲自阅读研习。蹊跷：奇怪；可疑。
忐忑：心神不定。肇开：开始。
三、课文研讨：
（一）通读全文，概括它的主旨。
——《五猖会》是《朝花夕拾》中的第4篇。它主要记述“我”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以及因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主旨）
（二）课文一共写了几次赛会，分别用五个字为它们各写一个标题。
——全文共写了四次迎神赛会。课文相应的分成四个部分。
第l、2自然段，写“童年看赛会”。这两段主要写孩子们盼望看迎神赛会，但看过后又失望的心态，以及每次看迎神赛会后留下的纪念品——“吹都都”。这里既写出了孩子们的童心，又写出了他们的童趣，非常生动形象，同时也为后文写看东关五猖会做了铺垫。
第3自然段，写“明代的赛会”。本段主要用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陶庵梦忆》中的“明人的赛会”与现实的赛会作比较，意在反衬现实赛会的简单。其中，《陶庵梦忆》里记载的“绍兴的祈雨赛会”，写得具体、生动、有趣，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第4自然段，写“亲见的赛会”。这是本文中唯一的一次正面描写迎神赛会。其实，就是在这一段中，真正正面叙写迎神赛会的文字及标点，也不到140个。这一现象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本段前面写到的“赛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等，是鲁迅先生常用的杂文笔法，即使是写往事，也不忘针砭时事。
第5自然段以后，写“东关五猖会”。这是全文的重点。
（三）比较几次赛会在内容和写法上的异同，并说说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内容：同：都是写赛会；异：侧重点不同（见小标题）。
——形式：同：以记叙为主；异：手法有所不同。如第一次侧重写心态；第二次用了引用和比较写场景；第三夹用了杂文笔法针砭时局；第四次详写，描写了一段故事。
（四）第4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可分为几层？
——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从“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到“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介绍五猖会的来由。第二层，从“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到“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叙写“我”去看五猖会前的情感变化的经历。第三层，从“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到结尾，写“我”的感受和疑惑。
（五）“我”去看五猖会前的情感变化经历了几个阶段？
——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高兴地“笑着跳着”催促。作为孩子，最爱的是热闹，因此，听说要看迎神赛会，当然非常高兴，因此总是嫌时间过得太慢，催促大家快搬东西。
第二，“忐忑”、“担心”地强记。“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充分展示了作者从高兴到沮丧的极度失望的心情。失望，也就是对父亲在孩子高兴的时候让其背书的这种教育方式的不解。
第三，梦幻“铁钳”的帮助。在母亲、工人、长妈妈默默的静候中，作者急急诵读的声音发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色中呜叫。在困境中，作者很自然地出现幻想，这幻想是“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终于，作者梦似的背完了。
第四，热闹，但没有什么大意思。文章的最后通过对比：大家高兴，而“我”却觉得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含蓄地反映出了父亲在孩子最高兴的时候让其背书对孩子心灵的伤害。
全段对父亲没有一句谴责的词语，却充分流露出了对长辈不能理解一位儿童真实心情的伤感与困惑。
(六)
鲁迅写童年生活的作品，除《五猖会》外，我们还学过《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社戏》，比较这些作品，说说它们之间在内容、选材、立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异同，以及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命题意图：旨在引导学生回顾初中学过的课文，并注意把此文与它们进行比较。
《阿长与(山海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朝花夕拾》中的第二篇和第六篇，内容、立意、语言等与《五猖会》基本相同。
《风筝》出自鲁迅先生的另一部散文集《野草》，在内容、立意、语言等与《五猖会》有一定的区别。《风筝》的内容相对单一，但是寓意非常深刻，语言也相对深沉些。
《社戏》出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小说通过“我”和少年伙伴们月夜行船看戏、月下归航等情节的描写，展示了“我”的一段天真烂漫、童趣盎然的江南水乡文化生活经历；小说里景物描写优美，心理描写细腻，语言流畅自然，与《五猖会》有很大的不同。
(七)见课文第五页第三题
——命题意图：旨在引导学生鉴赏鲁迅先生的比喻艺术。
答案说明：五段比喻，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和感兴趣的，进行比较鉴赏，不要求全部回答答案也不要求完全一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说出自己的意见。
(八)见课文第五页第四题
命题意图：旨在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阅读。
答案说明：此题是开放性问题，不要求答案一致，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即可。
四、相关资料。
(一)东关五猖会。
五猖又称“五通”、“五圣”。绍兴人把它们说成是马、猴、狗、鸡、蛇五种动物之精。绍兴的民众特别敬畏它们。每到冬至、夏至，几乎家家都要私祭“五圣菩萨”。其代表是蛇神。蛇最喜吞蛋，所以祭品中一盘熟鸡蛋是必不可少的。祭祀时，为了财富须关起房门，只留主妇一人，男子必须回避，最特别的是绍兴县东端的东关镇(现属上虞)，旧时有座“五猖庙”，供奉着青、黄、红、花、黑五色面孔的神像五尊，旁边另有一尊白面神像，所以庙额为“六府修治”。传说五猖神曾屡屡骚扰地方，搅戕世界，上天派了雷公电母追杀它们，四处寻找，不见踪影，只在闪电轰雷中有六个壮丁在修海塘。这是保境安民的好事，岂能是五猖的所作所为?况且人数也不符，终于被瞒了过去。从此五猖不再为虐，改恶从善，也就被百姓宽恕而敬以为神了。自此以后，东关镇上便有了赛五猖会的习俗，日期是农历的四月十五。
五猖会并非是每年迎赛，往往是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方才迎赛一次。所以一旦迎赛就轰动全县，规模盛大异常。各路商贩水逐陆奔，从四面八方涌向东关。祭祀仪式之隆重，沿路祭棚之华丽固不必说，光是外区外乡赶来拜神的村民，万头攒动，数不胜数。真是“村翁村妇知多少，各持鸡豚顶礼忙”。据说东关本地人，凡家有古玩珍宝的，到了这天，也要拿出来作为供品陈列于祭桌之上。所以为首的“头家先生”须事先到县城里请众多的“团兵”来维持秩序，加强保卫，以防歹徒抢劫。
四月十五日，天将放光，五猖庙外就挤挤攘攘，闹声如雷。到了天色平明，五尊偶像便被抬出殿来。迎到前街，须停下来先受祭一拜，名之为“驻跸”。此时各路会货便可大致到齐。所谓会货，犹如演戏的行当与角色，各村各镇都有自己叫做‘‘会”的组织。所需的服饰、道具及一应用品全在公产中解决。比如铳会的火药，白神会的锣钹、素衣、草鞋、纸帽，吹敲会的丝弦管竹，大旗会的旗帜，龙船会的船桨等等，都须随时添配、维修，以便哪里有迎神赛会，随时可以去参加。“五猖神”在前街受祭完毕，迎赛正式开始。此时万锣齐鸣，万铳齐发，队伍井然有序、浩浩荡荡地向东关附近各村进发。会货的序列大致先是“塘报”
(一个骑在马上负责通风报信的孩子)、“高照”(鲁迅在《五猖会》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其次是铳呀、锣呀、旗呀、伞呀、抬阁呀。再次是三十六行呀、杂耍呀、高跷呀。接下去是鼓乐，有大敲棚云门鼓等。随后是五乘神轿，轿后还有一批因病在神前许过愿而此时穿着罪衣罪裤、戴枷戴铐的“犯人”。一路迎去，一路是密密麻麻持香跪拜的善男信女。神轿到了每一个祭棚前，便须停下来受祭。会货们趁此机会便要赛一番，献献技艺。最好看的莫过于杂耍中的戏锐、戏彩瓶、哑背疯、掼跌打等。尤其精彩的是跳白神。跳白神一般有夜魃头(端砻筛者)：活无常、无常嫂嫂、阿领(据说是无常嫂嫂前夫所生的孩子，俗呼“拖有病”)和死无常五人组成，他们在“咚咚钹，嚓嚓钹”的音乐节奏中起舞，虽然舞姿十分笨拙．但能逗人快乐。特别是则水牌、瓦窑头等村里出来的白神会，除了这五人之外，另加一个托鸟笼的阔少爷，他走在花枝招展的无常嫂嫂身边，两人边舞蹈，边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气得活无常不时地拿芭蕉扇撵他，让观众捧腹大笑。
下午，东关街上还有十多台戏文开场演出。岸上船上，观众如山似海，十分热闹。。
其实，绍兴城乡的迎神赛会处处都很精彩热闹。与“五猖会”相仿的还有青甸湖的水上迎会及漓渚、曹娥等地的日夜迎会。农历四月初六日，青甸湖有黄老相公会(庙在西郭门外汽车路以南)水上迎赛，别有趣味。这一天，附近村落，处处沿河设祭，每座较大的桥梁上还搭上五彩缤纷的祭棚。所有会货统统乘船，一队一船，头衔尾，尾咬头，仪仗竟达三里多路长，而大龙船与泥鳅龙船的序列还不计在内。黄公乘坐的神船，装点得特别辉煌。每进一个村子的小河，两岸的善男信女，一齐跪拜不休。其时桥上禁止通行，让船队缓缓通过。船队中必有数只特大之船，叫“盘车船”。这些船的船头、船肚和船尾，都有人扮故事，扮者一概称为“艄婆”，不知出自何典，无以查考。会货船过完，戏剧便鸣炮开台。自西郭吊桥沿河西岸以至附近村落约有二十余台。常替少年鲁迅讲故事的长妈妈老病突发死于船中，就是看这青甸湖水上迎会。三月十七、十八和三月二十八日漓渚与曹娥分别迎日会，晚上还要迎夜会。日会最多的是铳，夜会最多的是庭燎火把和火流星。因为如果漆黑一片，犹如锦衣夜行，无美可言了。所谓火流星，就是一根粗而柔软的长绳，两端各系一个小铁丝笼，内装饱蘸煤油或别的油料的棉絮团，点燃以后，由一壮汉上下左右盘旋飞舞。此时，但见夜空中一条火线划出一个又一个的红圈圈。倘若场地空旷，几个火流星一齐舞动，简直就是一群银蛇火龙在争妍斗姿，令人目不暇接。
(文／杨乃浚)
(二)鲁迅谈《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小引
鲁迅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于广州白云楼记
(三)关于鲁迅的叙事散文。
论鲁迅叙事散文意境创造的艺术方法
龚钢赵妙青
《朝花夕拾》是以描写人物为叙事中心，再现性地反映社会生动本质见长，但更侧重于在借助具体感性的客观物象过程中，与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意趣相融合，造成“虚实相生，共殊交发”的艺术氛围，以启发接受者用自己的审美联想或想象去感兴品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境像画面。鲁迅这种创造散文意境的艺术方法，曾以鲁迅研究为课题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似早就感觉到了。他在《中国文学革命的前因后果：传统的东方文学和现代欧洲文学在这一革命中的对抗》等文里提出了创造意境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要素，即“高度的充溢的情感体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从细微的事物中最简练地表现出它的本质”，认为鲁迅在舍弃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同时，却运用中国传统的这一抒情方法，组织了他的创作。由于《朝花夕拾》的审美特征为作品所要表现的文化意蕴所制约，并和文体特征交互作用得以物态化的艺术特殊表现，所以只有把这三个要素通过作品的意境有机的分析才能真正理解《朝花夕拾》所展示的难以穷尽的文化意蕴。这里我们就以《朝花夕拾》文体特征与意境构成的过程，从作品的情与境、事与境、理与境等三个主要方面，切入作品的具体感性材料，侧重于考察，探索鲁迅以高度的艺术造诣，如何采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创造和开拓意境，从中提取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为达到“意与境浑”的具体途径或方式，可以更多地见出鲁迅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风格特征，从而不仅使我们能深刻感悟到《朝花夕拾》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典范意义，也可以为我们当代叙事性散文的意境创造发掘出“催人留心”的美学价值。
就情与境关系而言，感性显现出文学作品中的意境构成不外乎“境由心造”，也就是作家本人的创作心境、审美情感的高峰体验与所摄取的客观物像相契合而得以物态化的过程。投射在作品中的任何感性材料，一旦注入作家的主观情思，就能“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联者，著迹而如见”。固然也须看到“情缘境而生”的一面，倘若没有客观物象的引动、触发和依托的感情，也会变得枯燥和矫揉造作，只有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相辅相成，契合融洽，才能造出内涵隽永、耐人咀嚼的意境来。在这方面，鲁迅的《朝花夕拾》为我们展示出的典范事例俯拾皆是。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篇那段脍炙人口的写景段落，当我们初读它时，不免为作者心神追慕幼趣的生命感受而动容生情，仿佛和作者一道又重新回到了幼年率真、纯净的诗画世界。但稍加思索，便不难感悟到其中深长的韵味，显然已不是作者对自己幼时生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留恋。追怀那绚丽多姿、生趣昂然的百革园，何尝不是作者向往与憧憬那种符合儿童身心健全发展的理想教育模式呢?对儿童天性正常要求的情感形态，作者似乎站在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历史的巅峰，将之升华为“文化哲学式”的肯定，强烈地反衬出对暗淡、压抑、沉闷、枯燥的三味书屋这一象征着异化入的感性生命的传统教育的文化否定。
作者不但假借一隅一地的具体自然景观来寄寓自己深邃的思想情感，还常常将涌动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感情潜流融注于某种预先设定的生活场景里，将无形注入有形中，在情思意绪的物态化、对象化中形成作品的意境。《藤野先生》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情与境会而意旨高远、启人深思的生活情景。作者在文中刻画“清国留学生”赏花、玩辫、跳舞等丑陋的形象，实际上是对名曰谋求西方科学文化，力主改良的“维新派”以及那些留学欧美、身穿西装革履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躺在中国旧文化的这具僵尸上醉生梦死的原形暗示。尤其是将藤野先生朴实而严谨的生活方式、教育态度，关注中国裹足、怕鬼等旧习俗文化的改造，与热忱地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精神相对照，那帮“拖着长辫”的“清国留学生”更见其庸俗、守旧、无聊、卑下的病态文化人格。也正是于此，我们在读到作者“想偷懒时”仰面瞥见墙上的藤野先生像，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继续与这些自称“正人君子”的学者之流展开韧性的战斗，后者不就是“骨子里是传统的”，与当年日本“清国留学生”相仿佛的精神剪影吗?由此可见，作者并非随意状写自然景物、生活场景，或局限于随兴所至地掺入一般的嘲讽之情，而是刻意择取这种特定的生活场景，以暗涵作者在贯穿于《朝花夕拾》的整个传统文化的理性透视与心灵自省中深入把握的文化意旨，造成一个足以触发、启拨读者审美联想和理性思考的深广的艺术空间。
鲁迅的《朝花夕拾》不像作者自我剖示心灵世界的《野草》向我们展现的主要是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自然风景画或情景性生活画面，而是更多地接近叙事小说《呐喊》、《彷徨》，重在描摹社会的习俗、风尚，绘制出了一幅幅乡土风情浓郁、色彩鲜丽的风俗画。但《朝花夕拾》的风俗画特点自然与叙事小说不同，具有明显的自传散文的风格特征，这就是我们在作品中不难看出的作者在以自我的人生历程为回忆媒体的基准上，往往“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是在精心设计地穿插、点缀、铺陈了一些富有乡土气息浓厚的民间风物、地方习俗，其间水乳交融着自己明快、激越的爱憎情感和冷峻含蓄的体验，形成一种形散神不散、景象平实有限而韵味隽永深远的境界。
这些突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习俗景象画面，不仅涂抹着伦勃朗油画似的灰褐调子的暗喻与表征色彩，蕴蓄着作者丰富的情怀，而且引而不发地诱导读者与作者一起“入乎其内”地去探询传统文化遗传在人们心灵中不易省察的隐形意识，从而“出乎其外”地理性地探求其显在的文化批判意义。这种“思与境偕”的生发、开拓，正如鲁迅在谈到英国Essay文体时一再肯定的“那写法，是将作者思索体验的世界，只暗示于细心的注意深微的读者们，装着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如果说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生命体验是侧重于暗示、表征、比喻的手法，依托于自然风景、情景性生活和浓郁的民间习俗的景象画面的话，那么鲁迅更为曲折隐晦的情感形态，则是借助荒诞变形、离间、陌生化的方式，附丽于非现实的童话故事和鬼物世界的编织中，拓发出一种形象奇特、寄寓深广的艺术境界。
“异于常态，平素人们谈鬼色变、望而生畏的阴间世界，在鲁迅的笔下反倒成了封建迷信“大背经典”，毫无半点阴森、恐怖气氛，“很有比阴间更好的处所”，“那地方鬼神为君，‘公理’作宰”，一如《聊斋志异》中所展现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尤其是那捉拿生魂的鬼物“无常”，更显得活泼率真，于人可亲可近，他是鬼却通达人情，只因阿嫂苦得悲伤，暂放其儿子还阳片刻“一点情面末屑”，遭到“不太高明”的阎罗王一顿严厉的体罚，“不过这惩罚，却给了我们活无常以不可磨灭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紧双眉，捏定芭蕉扇，脸向着地，鸭子浮水似的跳舞起来……”这“鬼而人，理而情”的人鬼双向或单向组合的新境界，浸染着浓烈的爱憎倾向，折射出劳动人民在艺术想象中补偿不完整现实的审美理想及千百年来追寻正义、公道、完美的优秀民族文化结晶的鲜亮色泽。作者正是以荒诞变形、离间、陌生化的手段，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不无创造性地大胆作违背常规的题材处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向读者洞开一个为《朝花夕拾》所独钟的清新隽永、韵味醇厚的童话世界和鬼物世界。
《朝花夕拾》的意境创造不独表现在写景抒情、以情创景上，更多地体现在写人记事这主要文体特征的有机构成中。当然，我们在共睹鲁迅明确作为艺术创作看待的这一叙事性散文具有严格的纪实性特点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将其视为就人写人、就事叙事、不容任何增删“位移”或想象成分的生活实录，或许更应注意到往往出于作者敏锐观察力的精心选择与情感的浸染、过滤，甚至对生活原材料有所变动，从而有意寻求“从细微的事物中最简练地表现出它的本质”，开拓和深化作品意境的表现特征。我们这里不妨先摘录一段史料加以辅助性的说明。如人熟知，《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文，作者写明操纵“招魂”仪式的是衍太太，而周作人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对此提出存疑，认为照当地的民俗，为处在弥留之际的病父安排“招魂”仪式，像衍太太这样的远亲是不可能在场的，因此他认为这是作者有意自撰的生活细节。过去由于周作人的历史污点，他的看法向来不被人重视而被简单加以否定，但在鲁迅自己写于《父亲的病》前七年的《我的父亲》中看到，作者明白记叙着父亲临终前指使“招魂“的不是衍太太，而是鲁迅终生深情追怀的长妈妈。这段写入作品中得到“位移”的史实，我们认为不应看做是鲁迅的个人记忆有误，而是作者在整个《朝花夕拾》的创作中，始终坚持不违背历史写实的总原则下，自觉地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艺术整合。这种适当或必要的艺术处理(类似的还有《五猖会》中父亲令幼年鲁迅背《鉴略》等)，按作者的创作意图，自然是出于有助创造作品意境的艺术考虑。也正是沿着作者“雕心刻骨的苦心”的审美追求，我们在《朝花夕拾》中也就更显豁地体会到了作品中具体叙写的人和事，既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也是经过精心择取或适度虚构，将自我的情感、理想、思索融注寄托其间，有一个抽象与具体、虚与实交互生发的艺术过程，由而在虚实隐现之间形成或诱发出“相当可看”的艺术空间。《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忆念儿时的保姆，抒发自我深厚诚挚情感的作品。“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已有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这段令人
读来酸楚而怅然的短短60字中，记述着一位普通而苦命的乡村妇女像压在磐石下的细草一样“默默地生，默默地去死’’的凄惨命运，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言语道阻”的万般情愫。

⑵ 鲁迅朝花夕拾五猖会原文

鲁迅朝花夕拾五猖会原文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

于是，就完了。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花一文钱买下的。

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

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

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

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女足〗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

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

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

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

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

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

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

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2)庙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扩展阅读

1、创作背景

作者鲁迅出生在一个从小康到困顿的封建家庭。“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封建家庭教育的准则。作者鲁迅的父亲虽不同于禁止“妇孺”去看赛会的封建顽固派，但他也不可能摆脱孔孔孟之道的束缚。

在他看来读书—科举—做官才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强制孩子读死书、死读书，当然是露天经地义”的。鲁迅七岁起就开始读《鉴略》，长年被关在牢笼似的家庭里，强记、死背“那一字也不懂’’的古文，过着一种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牢笼”生活。鲁迅有感于少年的经历，创作了此文。

2、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曾留学日本仙台医科专门校（现东北大学）。“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肄业，相识藤野严九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

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