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提供一些古代服饰的词汇。
汉代男子的曲裾深衣 曲裾深衣穿戴展示图（根据陕西咸阳出陶俑复原绘制）。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本图正是这种曲裾服饰。
汉代舞女服饰 左图为头梳盛髻、身穿长袖袍服的舞女（广州汉墓出土陶俑）。中图为穿袍服的歌女与舞女（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画像砖拓片）。右图为梳分髾髻、穿长袖袍服的舞女（四川彭县出土东汉画像砖）。 秦汉时期，我国的舞乐表演艺术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进步，并出现了专职的歌舞艺人，以共封建贵族阶层的观赏。在汉代的壁画、石刻、砖刻等艺术图像中常可看到这样的情况。本图所列的陶塑舞女，服饰交代得比较清楚，头梳高大的发髻，髻上插满珠翠花饰，为典型的东汉装束。身穿曳地长袍，衣襟左掩，即史书所称的“左衽”。最有特点的是袖端接出一段，各装一只窄而细长的假袖，以增加舞姿的美观。后世戏曲服装上的“水袖”，可能是由此而来。
魏晋南北朝妇女服饰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此图为穿汉化衣裙的贵妇。
隋唐五代服饰 隋代发式比较简单，变化较少，一般为平顶式，将发层层堆上，如帽子状。唐代初期仍有梳这种发式的，只是顶部不如隋代那样平整，已有高耸趋势，大多作成云朵型。到太宗时，发髻渐高，形式也日益丰富。唐初妇女服饰，仍以小袖短襦及长裙为主，裙腰束至腋下。本图为梳“抛家髻”、穿襦裙的妇女（陕西西安东郊出土陶俑）。
隋唐胡服 胡服流行于元、天宝年间。它的特征是翻领、对巾、窄袖、锦边。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在陕西等地的墓中壁画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中也有这类服装的妇女。凡穿胡服的妇女，腰间都系有革带，革带上原来是北方民族的装饰，在魏晋时传入中原。到了唐代，曾一度定为文武官员必佩之物，上面悬挂算袋、刀子等七件物品，俗称“蹀躞七事”。开元以后，由于朝廷有了新的规定，所以一般官员不再佩挂。但在民间妇女中十分流行，省去“七事”，以窄皮条代替，仅存装饰之意，无使用价值。本图为穿胡服及襦裙披帛的侍女。
明代皇后服饰 霞帔展示图。明代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一般都为右衽，恢复了汉族的习俗。凡命妇所穿的服装，都有严格的规定。霞帔是一种帔子，它的形状象两条彩练，绕过头颈，披挂在胸前，下垂一颗金玉坠子。霞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隋唐以后，人们常赞美这种服饰美如彩霞，所以有了霞帔的名称。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就有“虹裳霞帔步摇冠”的形容。到了宋代，已正式将它用作礼服，并随着品级的高低在刺绣纹样而有所不同。
明代士人服饰 明代士人的冠帽，以四方平定巾为主，也有戴“皂条软巾”的，后垂双带，俗称“襦巾”。明代圆领大袖衫为儒士所穿的服饰，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有详细的制度。如“生员�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凡举人监者，不变所服。”这是从江苏扬州明墓出土的一套士人服饰。在当时被称为“直裰”，或称“直身”，〈〈儒林外史〉〉里的士人，就多穿这种服装。此图为儒巾及高筒毡靴（出土实物）。清代后妃服饰 皇后的朝服由朝冠、朝袍、朝褂、朝裙及朝珠等组成。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有红色帽纬。顶部分三层，叠三层金凤，金凤之间各贯东珠一只。帽纬上有金凤和宝珠。冠后饰金翟一只，翟尾垂五行珍珠，共三百二十颗，每行另饰青金石、东珠等宝石，末端还缀有珊瑚。朝袍以明黄色缎子制成，分冬夏两类，冬季另加貂缘。朝袍的基本款式是由披领、护肩与袍身组成。披领也绣龙纹。朝褂是穿在朝袍之外的服饰，其样式为对襟、无领、无袖，形似背心。上面也绣有龙云及八宝平水等纹样。本图为清代乾隆帝慧贤皇贵妃冬朝服像，头戴冬朝冠，外穿冬朝褂，内穿冬朝袍，周饰貂皮边。
清代戏服 清代的戏衣一般都用明代传统形式，故宫保存的戏衣中，很多做工讲究，纹样精美，如以明代的乌纱帽作为官帽、补报作为官衣等，并掺入了一部分时式服装，如箭衣、马褂、坎肩、及短袄等。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戏装的款式，大约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各地区、各剧种、各时期及各戏班还有差异。但总的看来，以蟒、帔、靠、褶、官衣等几种最为常用。此图为刺绣舞衣（宫装），样式为上衣下裳相连，下裳为两层飘带裙袖端镶有数层花边，并披有云肩。（实物）
㈡ 提供一些古代服饰的词汇。
从三皇五帝到明朝这一段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汉服是汉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最能体现汉族特色的服装，每个民族都有属于特色的民族服装，汉服体现了汉族的民族特色。从三皇五帝到明代的几千年时间里，汉民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汉服文化，发展形成了具有汉民族自己独特特色的服装体系——汉服体系。博大精深、体系完备、悠久美丽的汉服，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是非常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 客观上的汉族人某些历史阶段的民族服装例如汉化旗装/旗袍/马褂等绝对不可以被称作“汉服”，因为它们与真正的汉服没有正常的演变衔接过程。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
男装的式样：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传下来的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大带那种（秦汉服饰为代表），延续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蒙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日本和服最常见的式样便是如此。
自隋唐开始盛行的圆领衫（唐太宗李世民所穿）延续了唐、五代、宋、蒙元、明，并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宋太祖，明太祖所穿均是这个类型服饰。至今日本天皇出席某些场合穿的服饰就是这种汉服的变种。
女装式样相对稍多些，但基本式样大体也只有两种：
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同样以秦汉服饰为代表）。
隋唐兴起的大襟低胸这种，同秦汉深衣不同的是服饰分为上衣下裳，不再像深衣那样衣裳连在一起。这两种女服式样对宋明时期以及日本朝鲜的民族服饰（女服）影响非常大。隋唐时期汉族妇女也穿过窄袖紧身翻领的胡服，但那些胡服基本是作为流行服饰来穿的（或者说是出于猎奇心理），并不是汉族传统民族服饰。宋明时期汉族妇女也穿过一些别的式样，但影响并不广。
大家看到了秦汉唐宋明服饰某些地方有些不同，但主体部分相同。西汉的深衣和明朝的汉服基本式样是相同的，只是在细枝末节上不同。共性是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其实象大襟右衽交领宽袍大袖博衣裹带那种汉服在唐朝时期汉人依然在穿，不过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方以圆领为主，而在吴越地区则两者兼顾，宋明类似。日本和服就是在飞鸟奈良时期（中国唐朝时期）引进汉人服饰发展成为今天的日本和服。
汉族服饰的风格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把汉族同欧洲民族相比的话，我们会发觉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呈现明显的不同。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风格，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各人各一样，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见到这种服装的千姿百态的原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汉代的帛画和魏晋隋唐遗留下的一些人物画中窥其神貌之一二——形制简单的汉装大衣附着在不同体态的人物身上顿时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线条柔美流畅，令人浮想联翩。朴素平易的装束反而给他们增添了一种天然的风韵。袍服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㈢ 描写古代女子服饰的句子要长一点的
一、明代文人对于女子服饰的审美趣味
在明代，“文人趣味”已经渗透到“女子服饰”这一生活层面之中，文人们心目中有其理想形象，并经常在诗文中加以描绘与议论。
服装配色强调淡雅，不喜浓艳色彩，这是第一个表现。
将“红装”作为女子的代称是自古有之并沿用至今的习惯，从古至今，这类例证简直数不胜数。仅有唐一代的诗歌中，就可见“开箱验取石榴裙”的武媚娘（武则天《如意娘》 ）、“一枝红艳露凝香”的杨贵妃（李白《清平调》 ）、“紫袖红弦月明中”的抚琴者（白居易《夜筝》 ）、“红绡带缓绿鬟低”的闺妇（白居易《闺妇》 ）、“血色罗裙翻酒污”的歌女（白居易《琵琶行》 ）等等，连狐狸精变为美女媚惑人，都是“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白居易《古冢狐》 ），在诗歌中，这些身份各异女子的共同之处大约有两点，一是美丽，再就是均身着鲜艳的红色（或相近颜色）的衣裙。另外，诸如《步辇图》、《簪花仕女图》、《永泰公主墓壁画》、《阿斯塔那壁画》等当时写实的绘画和出土的实物资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女装确实以鲜艳的色彩为主流，除了红色，还有“染作江南春水色”的衣料（白居易《缭绫》 ），“天寒翠袖薄”的佳人（杜甫《佳人》 ）等等， 像“麻衣如雪一枝梅”（武元衡《赠道者》 ）的形象并非没有，但比较少见，而且这首点名是写女道士的诗歌最后还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来突出主角的美，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红装的流行。
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较之唐人风貌有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对服饰色调的偏好有所改变。如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表述：“予尝读旧诗，见‘飘扬血色裙拖地’、‘红裙妒杀石榴花’等句，颇笑前人之笨。若果若是，则亦艳妆村妇而已矣，乌足动雅人韵士之心哉？”
李渔生于晚明而主要活动于清代，博学广识却与仕途无缘，入清后更是绝意于做官，专心从事文化活动，很多思想观点依然与明代文人一致。《闲情偶寄》中重视女子服饰色彩的素淡，如“青之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数” 、“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余独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观” 、“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 ，连用作首饰的花朵，都是“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 、“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暗受其香” ……在唐寅的《秋风纨扇图》、《李端端图》、陈洪绶《仕女图》等明代艺术作品中，也能屡屡发现文人的同声响应；再如前文之“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艳；见客宜庄服，远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对雪宜丽服”云云，除了冬装，无不强调“淡雅”、“端庄”等特点，而与之相应的色彩只能是素色，而且“艳”、“丽”色调的服装仅限于整体环境偏于黯淡的冬天，“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比春夏时的风貌更加素净，作者的审美理想由此可见一斑。
服装款式讲究程式化，突出女性“贞静”的韵味，这是表现之二。
如前文所引，女服要讲究“宽衣阔带，大袖广襟”、“儒者气象”、“词人韵士妇式”，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女式服装的论述可以以三点总结，大抵与此异曲同工：一是衣服的裁剪要有整体感，衣缝越少越好，像用成千上万片碎片拼合而成的“水田衣”应该摒弃 ；二是色彩要统一，尤其是保护衣领的云肩，务必与衣服一色，“若衣色极深，而云肩极浅，或衣色极浅，而云肩极深，则是身首判然……此最不相宜之事也”，又因为“此物在肩，不能时时服贴，稍遇风飘，则夹里向外”，所以“云肩之色，不惟与衣相同，更须里外合一” ；三是裙幅应当多褶，因“褶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摇” 。总之，要求“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 ，其审美效果也以“儒雅”为特色。
若将其与唐代服装形制比较，相差就更为明显，像唐人那种坦然接受既有“广裁衫袖长制裙”又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心态，在明代是绝对找不到的；而赞美女性矫健利索，欣赏“倾城最在著戎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小头鞋履窄衣裳” 等的唐人风情，则更是从来没有明代文人笔下出现过，倒是对“娘子军”等的不以为然时可见到 。
首饰、鞋袜等也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装扮还少不了化妆，明代文人对此的审美理想依然是雅致意境为贵。
仍以唐代为对照，唐诗中，“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盖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 ……都是以首饰、华丽的装饰等突出美女的姿容；面容化妆也多种多样，有“春日凝妆上翠楼” 、“云鬓花颜金步摇” 的浓妆，也有“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的淡抹，甚至还有“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的“时世妆”出现，真令“后现代”扮“酷”的“新新人类”都要自叹弗如。而时至明代，则转而推崇“一珠一翠，一金一玉”、“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 等，如果女子佩戴了较多首饰，不是被评价为“簪钗行列，倒插满头，何异卖花草标”，就是“但见金而不见人……是以人饰珠翠金玉，非以珠翠金玉饰人也” ；化妆则务求“微施粉泽，略染猩红” ，否则，过分装饰，如“丹铅其面，粉藻其姿” ， 或者不讲究化妆方法，例如染唇，应“一点即成，始类樱桃之体，若陆续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长短宽窄之痕，是为成串樱桃，非一粒也” 则均为不雅。
值得注意的是，明文人对戴珠顶翠的否定并不是因为经济拮据，李渔就曾说过，“（簪珥）不可不求精善” 、“富之家，无妨多设金玉犀贝之属，各存其制，屡变其形，或数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尝不可” ，至于妆容应该是何种模样，更是单纯的审美问题。可见在其时文人心目中，女子最美的妆饰效果就如淡墨写意画一般，重淡雅忌繁琐。
唐代女性以丰满、健壮为美，保持天足，而大约从五代、宋以后，兴起缠足之风，在明代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风气，文人笔下不时能见到对“三寸金莲”的描绘与赞美，鞋袜也以烘托、装饰、强调小脚为目的。如“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 等论调，与“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 等审美理想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