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犯罪后出钱的制服

⑴ 过秦论翻译

秦孝公占据肴山，函谷关那样险固的地方(关隘)，拥有雍州一带那样辽阔的地方，(秦国的)国君臣子牢固据守来(窥探)周王朝，(象卷席日子那样卷起，象用布包一样)有并吞天下，占领海内，控制全国的意图，吞并八方的野心。在这时，商鞅辅佐秦孝公，在国内建立法律制度，致力于耕种纺织，修造防守进攻的武器，对外实行连横，来使诸侯各国相斗。

于是秦国人毫不费力地取得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继承先辈的旧业，沿袭前人留下的策略，向南占领了汉中，向西攻取了巴蜀一带，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向北收取了险要的城池和地区。各诸侯国惊恐害怕，集会结盟来想方法削弱秦国，不惜珍贵的器物、贵重的宝贝、肥沃富饶的土地，来招纳天下的志士能人，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结为一个整体。

在这个时期，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既聪明智慧又忠诚守信，既宽厚道又友爱待人，既能尊敬能人，又能器重谋士，共同约为合纵，离散了秦国的连横，聚集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力量。于是六国的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一班人替他们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一类人沟通他们的意见;有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一些人统率他们的军队。

他们曾经凭着十倍大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直逼函谷关去进攻秦国。秦国人敞开关口迎敌，九国的军队，徘徊着不敢前进。秦国没有耕费一支箭，一个箭头，可是天下的各诸侯国已经十分困窘了。于是合纵解散盟约破坏，各国争着割让土地去贿赔秦国。秦国有充足的力量利用他们的弱点，追逐败逃的军队，使无数尸体横卧，流淌的血可以使盾牌漂浮起来;趁着有利的形势和方便的条件，侵略诸侯各国，分割天下的土地。

因而强国请求归服，弱国前来朝拜。传到孝文王、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国家没有大事。到了秦始皇，发扬六代祖先遗留下来的功业，像挥动长鞭赶马那样来驾御天下，吞并了西周、东周，灭掉了诸侯国，登上了尊贵的皇位而统治全中国，用残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势震慑四海。向南方夺取了越族各部落的土地，把它改设为桂林郡和象郡;越族各部落的头领，俯首投降，听众秦国小官吏的摆布。

(1)汉代犯罪后出钱的制服扩展阅读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⑵ 根据中国古代依法治理依法,“一法””是指什么

这一期对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做一个整理归纳，内容比较多，大家在复习的时候要理清条理，避免混淆。

战国法律制度：

一、战国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

(一)一断于法：在治国的方针策略上，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二)刑无等级：在法律适用上，法家主张制定并执行相对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用法律，使全社会都在法律的约束下生活，无论贵贱一律平等，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三)轻罪重刑：在法律内容上，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

(四)法布于众：与“以法治国”等原则的要求相适应，法家主张向全社会公布国家的法律，让全体臣民皆知法又有法可依，从而否定了奴隶制下的法律秘密操纵状态。

二、《法经》

(一)《法经》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作者李悝。

篇目结构共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贼法》列于篇首。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二)《法经》的历史地位

(1)《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改革的重要成果，也好似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三、商鞅变法

(一)主要内容

(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夏商周称法律称为“刑”；春秋前中期称为“刑”或“刑书”；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为“法”)

(2)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的措施。

(3)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工授爵；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4)全国贯彻法家的“以法治国”、“明法重轻”等主张。

a.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学习、宣传、推广。

b.“轻罪重刑”，用严酷的刑罚来扫清扫除一切改革的阻力障碍。

c.不赦不宥。

d.鼓励告奸。

e.实行连坐。有军事连坐、职务连坐、家庭连坐。

(二)历史意义

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都超过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给秦国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秦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秦国的法制也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

秦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缘法而治：强调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根据封建法律规定治理国家和社会。

(2)法令由一统：强调法律统一，维护君主的最高立法权。

(3)严刑重罚：主张严刑重罚，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

(二)主要法律形式：律、令、法律问答、封诊式、廷行事、云梦秦简。

二、刑事立法

(一)定罪量刑主要原则：(1)规定刑事责任年龄；(2)区分故意与过失；(3)盗窃按赃值定罪；(4)共同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5)累犯加重；(6)教唆犯加重处罚；(7)自首减轻处罚；(8)诬告反坐。

(二)主要刑名：死刑、肉刑、徒刑、笞刑、赀刑、赎刑、耻辱刑。

三、经济立法

(一)农业管理与自然资源保护立法

(二)官营手工业管理立法

(三)市场与货币管理立法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皇帝、廷尉、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

(二)诉讼程序：(1)起诉；(2)纠举与自首。

(三)审判制度：秦朝重视审判工作，把讯问被告和庭审案件作了明确区分，凡讯问被告被称为“讯狱”，庭审案件被称为“治狱”。

汉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指导思想

(一)“与民休息”、“宽省刑法”

(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二、立法概况

(一)基本的法律形式：律、令、科、比。

(二)“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三)“汉律六十篇”：

(1)《九章律》：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在秦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

(2)《傍章律》：叔孙通在高祖和惠帝年间制定，主要关于礼仪方面的内容。

(3)《越宫律》：武帝时张汤制定，主要关于宫廷警卫方面的内容。

(4)《朝律》：武帝时赵禹制定，又名《朝贺律》，关于朝贺制度方面的内容。

三、刑事法律制度

(一)刑罚适用原则：

(1)上请原则：官贵犯罪后，可以通过请示皇帝给予某些优待。

(2)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源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儒家思想。亲属中的卑幼隐匿尊长的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而尊长隐匿卑幼的犯罪行为，一般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决定。这个原则一直为后世各王朝所沿用。

(二)主要罪名：侵犯皇帝人身、权力及尊严方面的罪名；危害专制集权与封建政权方面的罪名；官吏渎职方面的罪名；侵犯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罪名。

四、民事法律制度

(1)婚姻家庭与继承：王位、爵位实行嫡长子负责制；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平分制度。

(2)经济法律制度：盐铁酒专卖、抑商政策、对外贸易立法。

五、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构：

(1)中央司法机构：汉承秦制。廷尉是中央司法长官，审理全国案件。御史大夫(西汉)(东汉为御史中丞)与监察御史，是监察官吏，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杂治”：发生重大案件时，由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共同审理。西汉武帝以后，在京师设立司隶校尉，负责与中央机关有关的滞狱、淹狱、冤狱以及司法官执法犯法的行为。

(2)地方司法机构：郡守下设“决曹掾”，协助郡守审理具体案件。汉朝地方司法机构拥有死刑案件的审判权。

(二)诉讼制度：

(1)起诉：汉朝起诉形式分为“告诉”(当事人或其亲属直接官府控告)和“举劾”(官吏代表国家控告犯罪)。

(2)审判：汉朝审讯被告，称为“鞠狱”。向被告宣读判决，称为“读鞠”，被告若不服，可以“乞鞠”。

(3)春秋决狱：

a.是指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重要依据。它为汉代统治者提倡。

b.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

c.其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反之，犯罪人主观动机若严重违反儒家“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社会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

d.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4)秋冬行刑：汉代死刑的执行采取秋冬行刑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法制指导思想：引礼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

二、立法概况：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二)《晋律》：与张、杜注律。〈晋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与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间，律学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齐律》：武成帝河清年间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齐律》。《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重罪十条就是最先规定在《北齐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先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适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处罚越轻，而以卑犯尊，处罚越重。制服愈远，正好相反。

(二)官当：正式规定于《北魏律》与《陈律》中，是指官贵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

(三)八议入律：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重罪十条：具体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五)封建五刑：规定绞、斩死刑；规定流刑；规定鞭刑、杖刑；废除宫刑制度。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北齐正式设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

(二)登闻鼓直诉制度：允许击鼓鸣冤，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

(三)死刑复奏制度：为减少错杀无辜，将死刑权收归中央。

(四)刑讯制度化：刑讯残酷野蛮，反映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

下面来看一些历年真题：

2006年真题：

33、《法经》中规定杀人、伤人等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犯罪及其刑罚的篇目是(B)

A.盗法B.贼法C.具

⑶ 试述汉代儒学法家化的表现

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西汉初期，中国经历了秦王朝多年的严刑峻法加之秦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楚汉战争。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汉帝国统治者在一个凋敝的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吸收了秦朝统治者严刑峻法、实行暴政的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了“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这实际上是用道家学说来弥补法家学说的不足。清净无为继而无为而无不为，汉朝也终于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使帝国的的经济力量得以恢复、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于是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
到了汉景帝御宇期间，形势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在内部，文景之治为帝国的经济复苏做出巨大的贡献，但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例如，西汉初期实行的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是一种“郡国并行制”。地方诸侯的势力削弱了中央皇帝的权威。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被平息，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不和谐直至武帝初期仍比较严重。在外部，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对大汉帝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统治者急需一种更为稳定、更为有效的思想和制度来安邦定国，而中国法律儒家化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顺应时势地展开。
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这运动的重要贡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帝国展开，进而产生了对中国古代法律具有重要意义的“德主刑辅”原则。“德主刑辅”的理论根源来源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即“天人感应说”、“人性论”、“犯罪根源说”。他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罚。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偱以为行也。”董仲舒有天道大者在阴阳进而认为天之任徳而不任刑，为“德主刑辅”找到了哲学上的依据；同时由“犯罪根源论”推出统治者应该宽缓刑罚、重视教化。
在汉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首先把儒家的伦理纲常树立为立法的根本依据和原则。最具典型的就是确立了所谓的“三纲五常”的法律地位。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法律中规定了冒犯皇帝尊严的罪名有不敬、大不敬、诽谤、非所宜言、不道；还规定了危害皇帝安全的、权威以及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如矫制、僭越、大逆不道等均体现了“君为臣纲”。汉律中还规定了“不孝”罪以体现“父为子纲”。而“婚后女子若有不孝。无子、淫乱、嫉妒、多言、恶疾和盗窃行为中一种者，即可被其夫休弃”。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朝统治者将这些注入法律之中，视违反这些所谓伦理纲常之行为为犯罪。
法律儒家化还重点体现在适用原则上。具体说来，包括：尊老怜幼原则、亲属相隐原则、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原则。“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代表了统治者所谓的：“仁政”，体现了“尊老怜幼原则”。而法律允许亲属间互相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正符合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至于犯了法的贵族官僚，必须先向皇帝报告，由皇帝决定刑罚的减免与否。如此维护贵族官僚之特权，明显违背了法家“刑无等级”的原则。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还体现在司法制度的儒家化。例如在许多诉讼制度如告劾、逮捕、鞫狱、覆案方面均可以体现司法程序上的儒家伦理规范的特点。而真正在司法制度的层面上的重要举措在于“春秋决狱”、“秋冬行刑”和“录囚制度”。董仲舒认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决狱，把儒家思想内容和精神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把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和动机作为断案的依据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对法律的渗透。汉代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点，它为政治上早熟的中国粗略地稳定了内政外交的格局和模式。儒家的思想逐步与法律相结合是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典型特点。

⑷ 简述汉代刑法的主要原则

代的刑罚也确立了相应的适用 原则。
一、罪刑相应，维护特权 罪刑相应乃按罪行之轻重，科以相应的刑罚，即犯多大的罪，就处以多重的刑，重 罪重判，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
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 汉初适用刑罚，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故意从重，过失从轻。
三、自出减刑，立功赎罪 自出是犯罪后自动投案的行为，律文又称“自告”，可适量减刑，
四、诬告反坐，故纵同罪 诬告反坐在当时政法合一的体制下尤显重要，

⑸ 儒家思想对汉代司法的影响有哪些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因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这就孕育出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董仲舒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等罪名。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 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以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他主张以教育和法律的手段相互补充，减少肉刑，给犯罪者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以德教为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是辅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统治以刑罚多、刑罚重，一味强调“刑以杀为威”，并且以刑罚做为目的而忽视教育的作用。这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残酷统治的历史教训，结合西汉初年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取其中间位置的德主而刑辅，即不单纯采取法家单纯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惩罚目的学说，又不单纯的以教育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谓中庸之说有主有辅。孔子的刑罚教育目的学说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孔子的认为教育以德礼教化百姓，便可达到“礼仪之邦”无为而治的目的。因此以德礼教育为主，刑罚为辅即可将统治推向仁政。所以在汉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倾向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和家庭伦理观念的约束。其思想实质便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这便引出了——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导立法或者说是指导了法律的价值取向。
第三，“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不过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及道家之说，并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顺命》中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种思想指导在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 “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构建的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雏形取向便初步显现。
2、在律法方面的表现第一,刑事立法方面。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与现代不同，汉朝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年龄与现代大有区别，它将年龄划分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根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而七、八岁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气未脱不明世事，皆无刑事责任能力。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了卑幼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不负刑事责任。儒家的家庭、宗族伦理观念在这里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得以明确表达。该原则抛弃了法家“一断于法”的观点。而是从个人与家庭的伦理纲常关系直接演变成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法律手段。 “先告自除其罪”原则，这象现代法律中的自首情节，但不尽同，现代自首情节只做为一个可减免的酌定情节，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罚，但在汉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则就带有儒家注重内省内修的成份。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儒家认为这是内修出了问题，只要能够“先告”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对其的刑罚。也就使之近乎法定情节。
“先请制度”原则，两汉时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
“造意”与“非造意”的原则。在汉律立法中开始在“故意情节”中区分出“造意”与“非造意”，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区分，“造意”即指犯罪前即有谋化、策动如何实施犯罪行为，即蓄谋；而“非造意”则指事先无计划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从而可以看得出，而区分的目的直指主观恶意的程度，而主观恶意则直接表现了其心性的“恶”与“善”的区分。第二,刑罚方面，汉朝多次减轻刑罚，与秦朝广泛使用死刑连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并且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刑罚上，汉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纲”“五常”的思想指导下，礼法合并，崇尚忠孝，对君要忠，对尊长则以孝为先，即百善孝为先。以礼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礼入律”后的结果。其直接后果是将法律的行为与后果对等这一法律内在价值破坏无遗。
，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形成了仕、学、农、工、商的阶级秩序，进而在民商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导向作用。如汉代在财产法律制度的立法方面其取向并不重视规范市场秩序而是在交易合同方面依惯例或民间习惯，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连马车都不可以用）。汉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也多是将儒家的伦理纲常观点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汉律划分了社会等级制度，最上层是特权阶层，即皇室亲属均封为贵族，还有军功爵位制，官吏等级制，按照军功大小不同可分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钱粮换取；官吏按职位高低赋以不等的俸禄，平民可以通过学习或辟举的途径成为官吏；而犯罪也会使爵位、官职受到削减。家庭制度上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家长制在汉代家庭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汉律中对家长不孝或触犯父权者，要处以极刑，而家长殴打晚辈则一般不受法律管辖。在婚姻立法方面汉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女之间在婚姻家庭权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妇女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在继承方面，财产的继承与现代区别不大。
可见，汉律在民商法律中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视伦理纲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轻视了商业秩序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与儒家重义而轻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汉代司法制度已拥有较完备的司法机构和诉讼程序，但在诉讼方面有几点较明显的封建礼教色彩。重大疑难宗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体现出来。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在这里，伦理纲常、礼制大于法律。 “春秋决狱”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如董仲舒的《春秋决事比》，“比”是汉代的一种法律形式，类似判例法，以及《春秋决狱》232事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 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第一，法的胜利。从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能看到这两个派别后来的遭遇。秦国采纳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种充满活力，并具有残酷性的理论，从而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法家所倡导的法变成帝国全境通用的法律。公元前213年，强制推行“焚书坑儒”政策，凡不属于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国历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书籍，一概焚毁。焚书坑儒标志着法家学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法的失败与儒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法家的胜利颇为短命。公元前210年，秦朝覆灭后，汉朝国对于秦朝所保留下来的官僚政府体制进行了改造和重建。与此同时，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是：历史出现翻转，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学说已开始获得作为正统官学的承认。从此以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派别，在中国社会消失了。法家与儒家在秦朝与汉朝短短几年中出现翻盘这实在让人回味，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法的本质思想。第三，法的本质思想。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第四，儒的胜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儒法的本质不同在于所以说“礼治”和“法治”，其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也即其失败的原因除了本文第一部分第2节的社会原因以外，其内在原因还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其实，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德治还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历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于“德”或“法”，而在于“治”。德、法其实都是“术”，“治”才是目的。而传统中国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时代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要实现从治民到民治，也许我们非得在儒法两家之外另辟蹊径，在传统意义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谋求另类思维。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与意义
1、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可“三纲五常之道”成为行为规范的核心这一点照搬不误，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更直接将其经典条文化，法律化，“三纲五常、纲常伦理”近乎成为指导中国封建社会人们行为规范的习惯法，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而法律对其维护倍至，“仁、义、礼、智、信”则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与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适应。但到封建制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内容已不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有少部份改动，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纲五常”之道，“纲常伦理”之说和“阴阳天人”之论均未受到动摇，如清律中的“秋审”和家庭制度等。 2、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导致了法家作为独立思想而消失，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作为独立的思想逐渐消失，但其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深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汉代以后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后世传人也要受此大环境的影响，在其思想深处某一派学说占主导地位，但并不影响其他学说在其思想中的存在。宋代大儒朱熹是个重刑主义者，他在湖南任上亲自上阵捉获数千农民打入牢房。而且扣押了宁宗即位颁发的大赦令，直到杀死十几名起义农民领袖后，才予以公布。儒法两家思想已经溶入他的血液里，只不过时代需要他以儒者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瞿同祖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为“儒家”，如贾谊、陈宠、公孙宏、郑冲、崔浩等等，陈寅恪也说：“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以立法参与者的出身来论法律的性质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纯本”于法家，贾谊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别如后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并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阶级一样。况且，上述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为儒生。” 许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张作为治国手段时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张法高于道德教化，因为他们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乱”；而儒家主张在于礼教优先于法或刑，“出礼则入刑”，刑是实现礼义教化的保障。并不能说儒家反对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对道德教化手段。这只是一个优先选择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汉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已经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础。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都已经解体，现存的共三大法系。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及汉代初期，其明显的标志就是汉代初期的法律儒家化，直到到隋唐时期才真正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法系有了雏形。在汉代初期法律儒家化后的思想逐渐成为了封建统治主流思想。此后，经过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特点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主。第二，礼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则。第三，刑法发达，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从这四个特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⑹ 为什么古代犯罪后有人刺字在脸颊上,有人刺字在额头上

那是标明，这个人是犯过错误的。
在那时是不讲人权的，何况是犯人。

⑺ 简述汉代的"汉律儒家化"

1、上请与恤刑 (1)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 (2)宣帝、平帝相继续定上请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 (3)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贵的一项普遍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为官僚贵族犯罪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使他们免受应有的惩罚，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刑思想： A.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戴刑具的优待； B.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 注意：给老幼以优待，以不危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为限。 2、亲亲得相首匿 汉宣帝时期确立，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有负刑事责任： (1)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 (2)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上请皇帝宽贷。 注意：反映出汉律的儒家化，并且一直影响后世封建立法。

⑻ 司马迁受的是什么刑罚

受的是宫刑，是因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李陵事件。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

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司马迁为其说情，被判宫刑。

(8)汉代犯罪后出钱的制服扩展阅读：

事情经过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

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

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

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

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

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⑼ 汉代选官制服的特点和影响

实行了300多年的两汉选官制度──察举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实际情况观察，察举制度确实为汉朝选出了许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举制度能如此成功呢？总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察举科目多，涵盖了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选拔的范围也较广，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较多晋身仕途的机会；
（二）相对而言，察举制度执行严格，对举主和被举者均有赏罚，特别是举主，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减少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
（三）最重要的是选拔与考试相结合，为被举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舞台，使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此外，汉代察举之得人，还要归功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在此之前，有汉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贤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举制度，呈现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勃勃生机，造就了汉王朝成为当时的文明大国。
但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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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犯罪被贬官，“凿壁借光”的匡衡长大后都经历了什么

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从小就熟知的“凿壁借光”的故事吗？“凿壁借光”的故事是这样的：

话说，汉朝有个名叫“匡衡”的小孩，从小刻苦读书，可是，匡衡的家里穷，晚上点不起油灯和蜡烛，于是，匡衡往自家的墙上，凿个一个洞，这样，隔壁富人家油灯的光，就透了进来，匡衡小朋友，通过这个方法，“借”了隔壁的灯光来读书。

所以叫“凿壁借光”。

那么，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它告诉我们：德，要配位。

一个人倘若人品不正，那么，你再怎么凿壁借光，再怎么金榜题名，你的结局，都好不到哪里去。德不配位者，必有凶灾。

我们说，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是三个东西：智力、情商、人品。其中，人品非常关键。智力和情商决定了你能否成功，然而，人品则决定了你最终可以走多远。

顺道说一下，在我们的历史上，许多大神的形象，其实都是人设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圣人，也没有什么完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