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制服

A. 明代采用了怎样的军功制度

明代也采取过从士兵中提拔军官的制度，作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形式。如成化十四年规定：“军人有功，升一级，至小旗。”由军功再逐级升总旗、百户。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

B. 解放军的军功制度跟古代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的。古代军功可以封爵位成为贵族，现在更多的是荣誉。

C. 军功的军功级别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功章分为：一等、二等、三等，每年评定一次，通常由群众评议，党委（支部）和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必要时可由领导机关评定。评定后，庆功报喜，授奖，并授予军功章。
各国军队大都对军队立功人员设立授予军功章的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重视开展立功授奖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立功授奖制度。1963年9月总政治部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立功条例（草案）》和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军事法规中，都规定了立功的原则、等级、标准、批准权限、评定方法和奖励方法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功章即立功奖章分为：一等、二等、三等，每年评定一次，通常由群众评议，党委（支部）和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必要时可由领导机关评定。评定后，庆功报喜，授奖，获得立功奖章者，均发给总政治部统一印制的奖章证书，并将有关情况进行登记，存入档案。

D. 古代军功制是怎么划分的

激励士兵冒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因素,主要有实际利益(提升社会等级、获得物质利益等)以及精神刺激(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荣誉感)等。法家著作《商君书》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它鼓吹“壹教”,要求国家将所有的利益授予与舆论评价都集中到战争上:“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死者不悔,生者务劝”;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歌谣都要和战争有关;实现“民闻战而相贺”,甚至要做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春秋战国时代原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限制被打破,奴隶、平民都可以通过战场上的战功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对于参战的平民士兵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机制。比如公元前493年,晋国权臣赵鞅率领自己的私家军队在朝歌和齐军作战,在战前动员中,赵鞅宣布如果打了胜仗,上大夫可以获得一个县的赋税收入,下大夫可以获得一个郡(当时郡指边境地区的据点,小于县)的赋税收入,士可以获得土地,平民以及工商业者可以做官,奴隶可以获得自由。结果大获全胜。

将这一政策发挥到极致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把秦国的20等爵位改造为彻底的军功爵位制,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有战功,在战场上斩得一个对方甲士的首级,就可以提升一级爵位。而国家规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利益全都按照爵位来授予。爵位由低到高分为20等:与过去“士”相当的爵位分为4等,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与过去“大夫”相当的爵位分为5等,分别是“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与过去“卿”相当的爵位分为9等,分别是“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或称“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与过去诸侯相当的爵位分为2等,分别是“关内侯”、“彻侯”。每晋升一级爵位,就由国家赐予耕地100亩、宅地9亩,并由国家分配给一名“庶子”,平时为主人耕种土地,战时随主人出征提供勤务。五大夫以上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税邑”(划定某些地方入户上缴的赋税归其享用),彻侯和关内侯还可以得到封地,获得封地的赋税收入(但一般不得直接在封地进行统治)。每一爵位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特权,比如“不更”可以免除一般百姓必须承担的劳役,“公乘”具有出行时乘坐政府车辆的特权等等。平时衣、食、住、行,生、婚、丧、祭等各方面享用标准都按照爵位严格划分。有爵位者还可以出任一定级别的官职,比如第五级“大夫”以上就可以担任各级军官。有爵位者在犯罪的情况下,往往可以用“贬爵”来代替刑罚。而爵位也可以用来为自己的亲属免除官府奴隶的身份,用一级爵位可以赎取一个沦为奴隶的亲属的自由。

秦国的《军爵律》对于战功的计算与赏赐做了详尽的规定。比如规定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军普通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全家的徭役和赋税。100人以下的作战编制单位如果能够斩敌33个首级,就计为“满功”,带队军官可以晋爵一级。大兵团在攻城战役中斩首8000级以上、在野战中斩首2000级以上,也计为“满功”,各级军官都晋爵一级,其中战功卓著者可以晋爵三级。

从战国后期秦军几乎所向无敌的情况来看,这套激励机制还是相当有效的。到了秦末战争期间,各方基本都采用这套制度。刘邦的汉军在战争期间大量授予军功爵位,但是对这些有爵位者的社会评价和实际待遇已大大打了折扣,以至于刘邦在战争结束后特意要发布文告,要求各地政府尊重有爵位的退伍官兵。而他的儿子汉文帝刘恒接受文臣贾谊建议,允许百姓出粮买爵位来增加政府收入。后来的很多皇帝更进一步,经常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甚至赐民爵二级、三级,人人有爵位也就等于是人人无爵位,爵位不再是什么激励的因素。

以后各代不再有类似的普遍性的爵位制度。汉武帝为了推进对匈奴的战争,另行设计一套17级“武功爵”,名义上是奖赏作战勇敢的将士,但实际上却和原来的爵位一样可以卖钱。现在只知道从低到高有“造士”、“闲舆士”、“良士”、“元戎士”、“官首”、“秉铎”、“千夫”、“乐卿”、“执戎”、“左庶长”、“军卫”等名目。

秦汉以后由于社会所看重的是职官,再赏赐爵位没有激励意义。于是北朝的北周设置“勋官”制度,对于有战功的将士赏给一个名义上的官位。这一制度被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沿袭,北周有“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等11级。隋文帝改为“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11级,官阶等级从正二品至七品,得勋者不可直接正式担任官职,但可以享受相应的官职的特权(比实际官员略减几等)。不过名称与实际官职相同的很多,容易混淆,于是隋炀帝再改为14级专门的勋官官称: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建节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正二品至从九品。唐朝确立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后改上护军)、大将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12等,正二品至从七品。这被五代以及宋朝沿袭,不过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元朝入主中原也有同样制度,勋官10阶: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正一品至从五品。

E. 秦国的军功制度一共有多少

秦国军功分二十等爵。
前八级为民爵，斩敌首一枚，爵一级田一倾，不世袭，普通士兵都可得。
后十二级为官爵，军官立重大军功可得，获封受赏进爵

F. 古代军功奖励制度

战国时期，魏文侯人用法家人物李悝为国相，魏国率先开始变法，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是为军功爵制的雏形；到了秦孝公任用法家法治派卫鞅为相，秦国举国实行著名的“商鞅变法”，在军中实行军功封爵。

商鞅变法时规定，凡有军功者，奴隶脱去奴籍转为国人，国人得以升迁，后规定去除奴隶籍，奴隶转为新国人。军功爵制激起了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各诸侯国中也是最强的。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

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时代特点。军功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勃勃生机。

秦国施行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

其原则之一，是'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韩非子·定法》说，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

其原则之二，是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依秦制，划分爵位为二十级，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斩杀敌人八千以上，野战时如能斩杀敌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五大夫（九级）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重，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赐邑'、'赐税'、'税邑'等。而对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则只赏赐官爵一级，或者最多加赐几千钱、几个奴隶而已，没有'赐税'、'赐邑'、'税邑'等重赏。

其原则之三，是赏罚并行，立功有赏，无功者罚，赏罚分明。秦国军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所以秦军战士要想得到'斩一首爵一级'的奖赏，必须是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方能获得。这样一来，士兵要想获爵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

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G. 军功制度的局限性

只能在战乱年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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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什么是官吏考选军功制

军功制度就是按照军功的大小赐给臣民田宅、食邑的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选任官吏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诸雄蜂起，竞相争霸，哪个国家拥有人才，哪个国家就能取得霸主地位。而传统的世卿制将选用人才的范围限制在血缘关系以内，不利于更广泛地吸纳人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也日渐疏远，血缘纽带的维持作用日趋松弛。诚如李斯所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在这种情况下，各诸侯国公室与卿大夫的矛盾日益尖锐，地方诸侯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大，对周天子也不再那么尊重，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再按血缘世卿制选用官员显然难以巩固其统治。各地诸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便纷纷冲破世卿制的限制，事先选用一些不是贵族而才华出众的人担任要职，如齐桓公重用小商人出身的管仲、秦穆公重用沦为奴隶的百里奚。因此，废除世卿制，广泛地选贤任能就显得势在必行了。特别是各国在变法的过程中，大胆创新，任人唯贤，都把奖励军功作为选贤的重要内容。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魏国魏文侯在位，李悝任相后，进行变法。变法令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废除世卿制，代之以“察能而授官”和“食有劳而禄有功”，即选拔官吏、按照官吏的功劳分配俸禄的新制度。魏国坚持“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问李悝：“吴起怎么样?”李悝回答：“贪而好色，但用起兵来天下无双。”魏文侯毫不犹豫，任吴起为大将。吴起果然一出征便克服5座城池。这是春秋战国时期选贤任能的一个事例。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时确立的军功爵制。在当时两次颁布的变法中明确规定：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宣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秦王的家族成员中如果没有军功，也要被取消贵族的资格，不得以血缘关系取得官爵利禄。异姓的贵族更不得享受世袭特权。变法中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赐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韩非子评价当时的情况说：“明主之吏，宾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起于卒伍。”可见，从有政绩、有战功者中选拔官吏已经是普遍现象。

封建统治者虽然实行以军功赐爵的政策，但出于严格的封建等级限制，却不允许一般吏民通过军功获爵而进入上层统治者的行列，因而规定他们只能获赵括像得低级爵位。在秦代，爵分20级，第七级为大夫，第八级为公乘，“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当时，七级以下为低爵(或称民爵)，八级以上为高爵。《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刘劭《爵制》：“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者，得贳与子若同产。然则公乘者，军吏之爵最高者也。”第八级公乘是以军功获爵的最高级，一般吏民不得超过这一级，如果超过必须转让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尽管封建统治者对一般吏民通过军功获爵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无论是高爵或低爵，都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一些特权。因此，它适应了战国时期各国富国强兵及建立集权政治的需要，为各国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在诸侯称雄的情况下，哪个国家新的选任制度推行得好，哪个国家就能够聚拢人才，就能在争霸中取胜。秦国之所以歼灭六雄而成就统一大业，与其新的选任制度的完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汉朝以才力为官，其实质就是以军功。《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的六郡，据颜师古注，乃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有一段话，正好可给《地理志》做注脚：“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邦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武勇显闻……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显而易见，志文“以才力为官”亦即赞文“以武勇显闻”之意。此途实为军功人仕的一种特例，过去史家亦有称其为“从军”者。

后来，明代也采取过从士兵中提拔军官的制度，作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形式。如成化十四年规定：“军人有功，升一级，至小旗。”由军功再逐级升总旗、百户。

I. 汉朝有怎样的军功制度

汉朝以才力为官，其实质就是以军功。《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的六郡，据颜师古注，乃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有一段话，正好可给《地理志》做注脚：“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邦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武勇显闻……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显而易见，志文“以才力为官”亦即赞文“以武勇显闻”之意。此途实为军功人仕的一种特例，过去史家亦有称其为“从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