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内地人去香港生孩子的利弊
任何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当然去香港生孩子也是一样，有有说去香港生子后悔的，可是却有一大批的明星艺人跑去香港生孩子，所以去香港生孩子利弊其实就是要根据自己决定的。
去香港生孩子优势1是教育的优势，你觉得送孩子去香港读书值不值得，因为只有值得，你才能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实现它，那么去香港生子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
2.家人意见是否一致，毕竟去香港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而家人的意见统一很重要，不要未来遇到困难而因此埋怨双方，印象感情，如果家人不统一，那么就会有很多弊端。
3.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最终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给他最适合的选择。所以选择前请深思熟虑，选择后也不要退缩、勇往直前。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适之分。
4.对于打算优生优育的家庭来说，去香港生孩子还是最佳选择，去香港生孩子能成为香港人，能接受香港的社会福利及教育优势，不过前提是要收入还可以的家庭，毕竟香港的消费肯定是比内地高的，如果对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都不在意的话，那么去香港生孩子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可能仅仅是为了多生一个吧！！。
总的来说：去香港生子可以找香港妇幼保健，如果你想去，那么一切问题麻烦那都不是事，毕竟什么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你不想去，那么一点小小的问题也会被你无限放大的
㈡ 珠海拱北哪有卖初中校服
现在在拱北夏湾医院旁边，要不然就去前山穗华书城
㈢ 香港生孩子最新政策 去香港生孩子的利弊好不好
生孩子是个人权利，我无权反对，不过想提醒几点。
1.要有足够资金，意思是有能力在深圳靠近香港的地区置业，或甚至香港地区置业。 不可能你住东莞惠州北京上海大连，宝安区龙岗区，然后天天那么长时间过香港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吧。 除非在国内上学，不过费用高很多。 有人吹牛说申请香港的公屋(相当于国内的廉租房)，孩子的父母都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低收入人士，怎么个申请？ 孩子自己申请，他/她必须满18岁和低收入才可以。所以有些人真的服了他，只是能筹够在香港上孩子的钱，就想为孩子铺条香港路。
2.有人说孩子在香港出生，父母可以移居香港，可以的，要求是孩子的父母年满60岁，而且在国内无依靠。
3.有人说孩子在香港出生，可以上香港的大学，拜托，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中学生符合入读大学资格，有空多看看香港新闻，且香港的好的优秀学校集中在九龙和港岛，上水和元朗那些全都不出名的， 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圣保禄学校，拔萃女书院，嘉诺撒圣心书院，拔萃男书院，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圣若瑟书院，英华女学校，嘉诺撒圣玛利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圣保罗男女中学，香港华仁书院，九龙华仁书院，玛利曼中学，圣嘉勒女书院，喇沙书院，协恩中学，圣马可中学，循道中学，圣保禄中学，这些学校哪里有在新界的？ 真是难为那些常常过罗湖口岸去上水上中学的学生，在国内穿着香港的中学校服， 扮清高和威风和身份高人一等。 香港的天水围是贫困人士和自杀流行区域，国内的人就是喜欢假设是香港的东西就是好的。
㈣ 厦大学校是谁创办的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创办的。
自陈嘉庚公司改为有限公司之后，陈嘉庚只被允许每月支取 5000元用于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每月经费缺额 2万余元，到有限公司收盘共 30个月，两校经费总缺额 60多万元。这个缺额陈嘉庚是这样解决的：①变卖厦门大学校业，得 10余万元；②陈嘉庚的亲家曾江水捐 15万元；叶玉堆捐 5万；③向厦门集通银庄息借 30万元；④将自己在新加坡经禧律 42号的私宅 3幢大厦过名易主，把卖得的钱用于厦门大学，即：“变卖大厦，维持厦大”。
陈嘉庚为确保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即使在自己的生意失败之后也有可靠的经费来源，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将有限公司的 7间橡胶厂由南益公司李光前、益和公司陈六使、宗兴公司和其他合伙人及自己承租，订明条件为所得净利的 1／ 3到一半用作两校经费。②函请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往新、马进行募捐，得
18万元。③向李光前募 5万元、陈六使兄弟 5万元、陈延谦 1万元、李俊承 5000元，自捐 5.2万元，共 16.7万元，在柔佛买橡胶园
388英亩，作为厦门大学基金，每月收入 2000元（ 1937年 7月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由捐款人决定改作集美学校基金）。④厦门大学每月经费
1.6万元，经他请示，自 1934年起由中央和省政府各补助 5000元 (中央 5000元常拖欠），他自己筹汇 6000元。
陈嘉庚为全力办好集美学校，于 1936年 5月致函福建省政府和中央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要求政府收办厦门大学。他在信中写道：限于自己的经济事业不能发展，“千思方想，唯有请政府收办，弟愿无条件将厦大产业奉送，不拘省立或国立均可，所有董权一概取消。” 1937年 7月，陈嘉庚独资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厦门大学。
陈嘉庚自
1904年独立创业，至 1934年公司因失败而主动收盘，前后 30年经营所得的利润累计 1900万元，支出总计也
1900万元。在支出中学校经费占 42％（ 800万元），其中用于厦门大学达 400万元之多；营业上的支出和家庭生活费分别占支出的 56.6％和
l.39％。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在 1921年开学之后，由他个人独立维持、支撑至 1937年，共 16年，最后无偿献给了政府。
陈嘉庚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作为一位华侨企业家，却以“毁家兴学”或“倾资兴学”的形象闪亮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当时总结自己 30年的创业历程和为兴学树人所做的艰辛努力，认为绝不是凭一时热情的轻率之举。他无愧无悔地认为：“牺牲非孟浪”。
陈嘉庚对兴学为什么如此执着，如此痴迷？这不能不说是与他生长在国家衰弱，宰割由人、国人犹如散沙一盘备受凌辱的年代有关。世界先进国家的现代文明与祖国同胞、家乡父老多灾多难现实生活的反差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灵，牢牢地培植着永远不凋谢的民族忧患意识。
1893 －1895 年，那是祖国的多事之秋。青年陈嘉庚出洋后第一次回返故乡。他回国前，在英国皇家政府殖民部直辖的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耳闻目睹华侨中的一些有钱人热心捐资兴办公益事业。当地的蓄水池、平民医院和许多旧式学校等公共设施都是华侨和侨生捐建的。但大丢中国人脸面的丑事也时有发生，如帮派林立、交恶斗殴及拐卖妇女、胁迫卖淫等。陈嘉庚回到故乡，所见所闻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日本浪人在厦门为非作歹，家乡宗族与宗族、乡村与乡村之一睚眦之怨必报，以致于发生械斗，地方不靖天灾不断，触目皆贫。
这时的陈嘉庚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社会重负，对家乡公益事业相当热心，他说这是“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他最初做的一件事是花钱编印医书《验方新编》，用以赠送闽南各乡村，希望能消减家乡农村人民缺少医生造成的不幸。第一次是在 1893年，他寄 3600元往日本定印 1200册，结果因邮寄失落而失败。第二次他在国内 17个城市和南洋各地登报广泛征求民间经验良方，寄款到上海印 2万本，不料却因错字太多不能用。第三次他雇用专人将搜集到的药方进行整理校对，计划印 8万册，但等到书稿誊写完毕即将付印时，陈嘉庚有限公司已收盘。陈嘉庚煞费苦心编印医书帮助家乡人民解除痛苦的愿望，终究落空。
创建惕斋学塾是陈嘉庚捐资办学的最初行动。惕斋学塾原址今仍在，从门柱上的两幅联文不难探知陈嘉庚当年心曲。其一：“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其二：“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可以说，“惕斋”是青年陈嘉庚注重德行、修业、教化及居不求安、食不念饱的一种表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专制王朝，孙中山与同盟会设计的民主政治产物——中华民国接着也诞生了，海外华侨兴高采烈。新加坡华侨奔走相告；倾城庆祝，他们烧掉象征清朝的黄龙旗，大放鞭炮。在桥南路、桥北路和吉宁街，鞭炮纸屑堆积的厚度可掩膝盖。广大侨胞受到维新派人物康有为的新思想启蒙，受到同盟会会员的反清革命教育和华侨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孕育形成和激发出来，这时表现为对新生的民国政府充满信心。充满为国家尽国民义务的热情。素有大志的陈嘉庚更是意气亢奋，他自问：“政治有清明之望矣，而匹夫之责何如？”他自揣个人的才能并不适合参与政务或从事其他公众事务，便决定回国做两件事：创办工厂；兴办学校。
1912年（民国元年）秋，陈嘉庚怀抱着对中华民国的无限希望和报效祖国的满腔激情回到又已阔别了 10年的故乡。
他曾在新加坡尝过外国的蚝（牡蛎）罐头，觉得个头老大，心想如果用集美的蚝作原料一定能制出佳品。他花 7000元从新加坡买机器设备运回国，函请在日本的朋友代聘一名制蚝罐头的技师来集美。 1912年冬试生产，结果不成功。集美的蚝在海里的生长期不到 9个月，经高温一煮就缩小大半，形状欠佳；那位日本技师很用心试制出来的蚝，不几天就变质发臭。陈嘉庚兴办制蚝罐头厂的尝试失败了，他只好将机器折价入股厦门大同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陈嘉庚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民国初年的集美依然是陈氏单姓族人聚居的地方，男女 2000）多人，分六、七房，各房设一间私塾，各有一二十名男生。女子不得入学。各房内部又分成两派，长期对立甚至棍械相向，怨结仇积。陈嘉庚召集各房的房长在一起开会，晓以新时代新时尚，动员大家消解仇嫌，合力创办新式完全小学，培养学生。各房都听从他的劝告，从此停办私塾。 1913年 1月 27日，乡立集美两等小学校开学，在集美的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共 135人，借用集美大社陈氏宗词等做校舍。学校所需经费全部由陈嘉庚负担。原计划聘用校长教师 7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聘到 5人。
集美小学办起来了，但没有校舍。集美三面环海，人口稠密，地狭田少，每年收成不足供应 3个月的粮食。村里无地，村外虽有地，但坟墓多，人们迷信风水，动用不得。陈嘉庚便花 2000元买了村外的一个大鱼池作校址。这鱼池是过去村里人在海滩上筑堤围成的，面积数十亩。春末动工，开沟、排水、填池，只几个月，可容纳 7个班级的平屋教室及操场都完工。秋季开学，全校迁入新址。
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小学的过程中，曾对闽南许多县的教育情况和省立师范学校的情况进行过考察。当时同安全县人口 20余万，只有 1所县立小学和 4所私立小学，加上集美学校，在校学生总数不上 700名。全县师资连同简易师范科毕业的在内只有
4名，其中 1名改行经商，只剩
3名。学生这样少，师资这样缺乏，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在乡村常见十几岁少年和儿童赤裸身体，成群结队，或嬉闹，或赌博。目睹的情景使他感到痛心而难于自持，他用这样的
10个字进行了概括：“儿将回复上古野蛮状态！”这么多适龄孩子不上学读书，乡村野俗又如此之重。陈嘉庚从调查中了解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情况由来已久。清末废弃了科举和实行了新学校制度之后，书塾停了，而新学校却因缺钱、缺教员办不起来。当时同安县县长选聘校长，校长选聘教员，县长变动，全校变动，师生离散，十多年间竟然没有毕业生可升入师范。漳州有 1所师范学校学生有百余人，因经费困难，其成绩鲜有所闻。设在福州的省立师范学校，创办
12年，在校学生保持在 300名左右。学膳宿等费均免，另有优厚的奖励。学生一入其门。似乎就有了前清秀才的架势，
4年毕业出了校门，相当于举人资格，所以趋之若骛。每年招生约 80名，多不公开招考。即使这些学生
4年毕业后都能从教，就全县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富人子弟入师范学校大多是想混一纸文凭，并没有从事教育的志向。陈嘉庚曾与福建省教育厅长谈到师资缺乏的问题，厅长听了却不以为然，说省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还没有地方可安插，意思是师资是过多了而不是缺乏。陈嘉庚大失所望，他说：“因此一人，乃误尽福建
3000万人民，岂不可哀？”他决心在力所能及时创办师范学校，招收贫寒子弟入学，训练成教员。他把办学与培养师资、改变福建地方教育废坠、文化落后及民智浅陋的社会风貌联系到了一起。
几年之后，陈嘉庚从体察中国受西方国家的欺侮，国内军阀混战、地方纷乱的现实中深深地感悟到教育与国家存亡、人民祸福的关系。 1918年，他在给集美学校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他说自己正是为此而奔走海外，茹苦含辛，兴学一事总挂心头。无论牺牲多少金钱，耗费多少精力，都在所不惜。天天努力，从不稍忽。他要求学生们对他的兴学动机，心领神会，志同道合，上以致力国家的富强，下以营求桑梓的祥和。
“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
陈嘉庚办学不同于一般有钱人的行善积德。他忧国忧民，把办学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急迫任务和自己报效祖国力所能及的事而努力为之。他 1921年撰写的《集美小学记》碑文开宗明义的一段话是：“余侨商星洲（华侨对新加坡的习惯叫法），慨祖国之陵夷，悯故乡之哄斗，以为改进国家社会，舍教育莫为功。”
办学要有钱。有了钱才有条件办学。陈嘉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智获商机，利路畅通，资财积累很快。他有了按照自己意愿大力兴学的基础。 1916年秋，他商遣胞弟陈敬贤回国负责建筑校舍。觅聘校长教员、筹办集美师范及中学。
这时的集美已因小学的创办，社会风貌逐渐改观。以往女孩子帮助剥牡蛎以增加家庭收入，不许上学。但
1917年当陈嘉庆办起了集美女子小学时，破天荒地有
60个女孩子成了女校的第一批学生。人们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使是德”的陈腐观念受到了荡涤。当然这是经济补偿和思想开导相结合取得的成效。陈嘉庚规定上学的女生不仅各费全免，而且发给津贴每生每月
2元或 3元；学校开办前，知书达理的陈敬贤和王碧莲夫妇俩走家串户挨个地进行说服动员，使适龄女童的家长终于迈出了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那年
60名女生，相当于男子小学生数的 25％。这在当时也属少数开风气之先的例子。据 1919年统计，全国女子小学生也仅占小学生数的
5％。这时陈嘉庚创办师范及中学需要用地，也比以前容易解决了。他出高价买地，如需动迁坟墓，另给迁移费。集美村人出地有补偿，对国事家事的认识有提高，不再出现因怕坏了风水、破了迷信和失了祖业而阻挠建筑校舍的事。
1918年 3月 10日，集美师范和中学顺利开学了， 3座校舍成排地矗立在坡地上，犹如宝石璀璨生辉。学生 196名，其中 3年制师范讲习科和
5年制预科 3个班，中学
2个班。对学生，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和寄宿费，而且免费发给统一的被、席、蚊帐和校服。中学生交膳费，师范生免交，省食节约的膳费归学生。
陈嘉庚为造就师范人才以播撒“教育种子”，对师范生除了提供许多优待条件之外，还制定了严格的招生办法。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省立师范学校为富家子弟开方便之门的作法，只招收贫寒学生，规定每年招生大县 5－ 6名，小县 3－ 4名，由闽南 30多县的劝学所负责初选，到学校复试合格方可录取，违背定章或不及格者不收。从此，由各县选派优秀贫寒学生就读，在集美师范逐渐形成惯例。其后，陈嘉庚又于
1921年创办了集美女子师范学校和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 1927年创办集美幼稚师范学校并将集美幼稚园（
1919年创办）附属之。陈嘉庚建立的这一整套师范教育体系，至 50年代培养了约
2000名毕业生，对闽南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对南洋华侨学校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陈嘉庚办学不同于一般慈善家拿出钱来并规定用途和接受“董事长”之类的头衔就算完事了。办学为育才树人，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大计，他始终目标高悬。 1919年 5月他将陈嘉庚公司交给胞弟陈敬贤掌管，并委任李玉昆、张两端两位经理辅佐，自己回到国内并计划长住，专心致志进行兴学活动。但是，文弱书生陈敬贤不堪商战风云的搏击和公司担子的重负，年纪轻轻就被病魔纠缠不得解脱。 1922年初，陈嘉庚与陈敬贤两兄弟不得不互相调换位置。陈嘉庚重返新加坡主持陈嘉庚公司，大展鸿图。陈敬贤回国内，一边治病，一边履行“二校王”职责，代表陈嘉庚继续创办学校并支持林文庆和叶渊执掌厦门大学和集美的校政。陈嘉庚在集美创办的学校于 1921年定总校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至 1927年包括小学、中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及国学专门等职业学校。与此同时，他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在新加坡集资创办南洋华侨中学。
陈嘉庚创办这么多学校，都为着实现振兴中华造就急需人才这个总目标。 1920年他在集美学校设水产航海科，并向法国购买 1艘捞鱼轮船用于教学实习。他认为，我国沿海有八、九省，海岸线长万里，海产丰富，水上交通范围很广，但因不讲科学，百业落后，海权丧失，渔利废弃。福建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省份之一，设专门学校以开发渔业与航运业是地方所直。 1939年，我国沿海大部分地区被日寇占领和封锁，集美学校被迫迁移内地。在此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陈嘉庚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新加坡创办水产航海学校，为战胜日寇之后复兴祖国准备人才。虽然这所学校 3年后因新加坡沦陷， 100多名学生还未毕业就解散停办了，但它反映出陈嘉庚为报效祖国是那样地深思熟虑、那样地尽心竭力。
关于创办大学，陈嘉庚在 1918年已涉及。直至那年，号称文明国家的英国，在其所属殖民地马来亚还没有一所大学。当时，美国教会中学校长那牙计划创办新加坡大学，希望得到陈嘉庚的支持。陈嘉庚捐
10万元用于设中文科基金，立约每年 1万元， 10年交清。那牙经过 3年筹办，那所大学终因英国殖民政府不批准注册而办不成，陈嘉庚已交的
3万元连本带利改作该教会中学的理化基金。同年 6月
18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召开的南洋华侨中学筹办会议上演讲，提到：我华侨志士仁人不仅要办中学，还应进一步筹划，“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
1919年 5月，他一回到家乡，就在同安县和厦门岛进行踏勘，高兴地找到一片办大学最理想的场地，即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厦门训练军队的演武场。厦门是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厦门位于中国与南洋的中心地点，又是我国的重要通商口岸与华侨出入国的门户，在此设立中国人自己的私立大学，于华侨于祖国最适合。而演武场附近山麓背山面海，坐北朝南，范围广大，面积达 2000多亩，有利于将来的发展扩充。陈嘉庚择定校址后即发布通告，召集厦门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开始了筹办大学的活动。
陈嘉庚之所以创办厦门大学，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大学才能培养高等人才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他分析国民受教育情况，说欧美各国人口中不识字者约占
6－ 7％，日本也在 20％以下，而我国文盲竟超过总人口的
90％。“国民识字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他感慨我国在世界商战中屡屡败落在他人之后，以致于“一般命脉，均操于他人”。究其原因，地非不大，物非不博，人非不敏，资本也非不厚，只差“商人不识商业原理与常识。”“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生。”
1919年
7月他在《筹办福建厦门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中写道，只有创办大学培养高等人才，才能实现根除专制积弊、完善共和制度、制止军阀割据、普及国民教育、发展地方实业的愿望。他说自己：“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
陈嘉庚对造就祖国紧缺人才的学校刻不容缓地进行创办。学校一旦办起来了，他要求高水准、高质量，办成省内外、国内外一流水平。对学生，他一方面减免各种费用，提供完善的教学设备和寄宿条件，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严格规定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尊重师长、知晓权限、努力读书，不许到厦门跳舞，不得沾染目无纪律、目无尊长和挥霍浪费的恶习，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要求校长、教师对学生要严格管理与教导，包括强迫做早操，只许在盥洗处洗脸。对老师，他以诚挚相对待，以优俸酬其劳。为找校长、教师，特别是找好校长、好教师，他费尽周折。在创办集美学校的过程中，他托人在教育发达的江苏省代聘，后来由陈敬贤北上江、浙寻聘，也曾面请我国教育家黄炎培帮助选聘，曾函请上海吴淞水产学校选派优秀毕业生去日本留学，并约明修业期满后回国到集美任教。集美学校在初办的八九年间，校长、教师多自外省应聘而来，他们或恋乡不安心工作，或才学平庸不合要求，陈嘉庚不得已而 3次更换校长，调整教员，逐渐以聘用本省人为主，使学校稳步发展。
厦门大学开学不久，陈嘉庚一连发了几封电报到新加坡敦请林文庆出任校长。林文庆学贯中西，曾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和内科双学士、外科硕士和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当时身兼几家大公司董事主席、英国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议员和几个土生华人社团主席的职务，拥有家产数十万元。他与陈嘉庚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到电报即进行交接，搁置所有既得的优越条件，乘船离开新加坡回国。他于
1921年 7月 4日抵达厦门的当天晚上就与师生见面，表示要把厦门大学办成生机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实实在在而不是空有其名的真正大学。
陈嘉庚作为厦门大学永久董事，对于校长林文庆（当然董事）完全信赖，采取学校行政和进退教员“均权操校长”的作法，不以“董权”干预校政。林文庆担任校长 16年间（ 1921－ 1937），厦门大学设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
24个系，培养 12届毕业生，共
636名。这段时间，正是外侮日深、政局动荡、学潮不断的多事之秋，又是陈嘉庚公司由鼎盛而江河日下、学校经费由每年数十至上百万元都不成问题，到捉襟见肘每年
2－ 3万元也难于筹措的艰难时期。尽管如此，林文庆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厦门大学浇铸了“南方之强”的坚实基础。
林文庆对陈嘉庚披肝沥胆。他对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远大抱负十分理解，融汇贯通于他所制定的校训和宗旨之中。他以“止于至善”作为厦门大学校训，规范学生的行为，把学校的培养目标定在造就国民的完善人格上。他制定的“厦门大学宗旨”共 10条，扼要介绍如下：
①本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国争光为职志，无地方畛域之见，一切教授悉用国语。②以造就应用科学人才为前提，教授科学知识，以期养我国国民之科学精神。③注重科学研究，以期养成真正研究之精神，使各种学术切实达到高深地步。④特别重视教育科，以期养成良好师资及教育界领袖。⑤国文之外，尤注重英文，为有志深造之青年创造研究世界各国学术之途径。③提倡学生自治活动，以期养成高尚人格，发扬民族精神，在学校里造成模范风气，为将来服务人群做好准备。①开展推广教育运动，使教、政、农、商、工各界人士都有求学机会，以期提高国人的知识水准，养成真正的民治精神。③本大学与海外各埠华侨关系甚深，故予华侨子弟以返国求学的机会，弹得发扬其眷爱祖国之热忱，使国内外同胞增进民族团结精神。②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华侨的情况，以图发展与进步。①开发福建省自然资源，以期达到振兴实业的目的，进而发展国际贸易。
这 10条，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位既接受西方完整教育和“洋化”、又认同并极力推崇中华传统的人物，一位由中西文化合炉陶冶出来的划时代的人物，对壮怀激烈的爱国华侨实业家陈嘉庚的兴学动机所做的深刻诠释。
劝富侨作善事防侨生被异化
陈嘉庚关心华侨教育事业，关心华侨青年前途。这是华侨重视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延伸在陈嘉庚身上的体现。
据记载，早在问世纪时华侨就在侨居地创办义学或以“能者为师”的方式教育孩子读、写、算，使在海外出生的后辈能识中国文字，晓祖先遗训，有教养、懂信义，长大谋生有路，兴家立业。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华侨教育发展很快。那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主要是西方科学民主思潮与现代社会文明对华侨产生了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侨中鼓吹兴学起了推动作用；同盟会会员以当教员为掩护、以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直接推动了华侨学校的发展；中国政府制订了鼓励华侨办学的政策，并派官员和教育行家前往视察，华侨学校得到来自祖国方面的扶持与指导；一些土生土长的华侨知识分子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以提倡孔教为号召，以创办学校为先导，推进华侨社会的改革。在这种种积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海外各地的华侨小学纷纷建立。但是，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妨碍华侨学校的发展。除了侨居地政府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取缔华侨学校之外，障碍还来自华侨社会自身的局限性。
华侨社会是以家乡的省籍和方言分为“帮”的，各帮自办小学，用方言教学，相互之间缺乏沟通，有钱人虽多而财力不能集中，所以到
20世纪 10年代末，东南亚有华侨小学 400多所，学生近
2万名，却没有中学。在这前后，华侨人口迅速增加，特别是随着中国妇女出国人数的增加，在侨居地出生的子女——侨生越来越多，学校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华侨子女在小学毕业之后没有能够在当地上中学，要回国升学，一般家庭又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
陈嘉庚对此感慨万千。他说，西方国家除幼稚园外，孩子 7岁人小学， 13岁升中学， 4年毕业时 17岁，即使不再入专门学校，孩子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已足以自立营生。而华侨社会没有中学，孩子到 13岁小学毕业就被迫停学推向社会，要他们自立，不仅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而且一般华侨家庭也不忍心这样做。如果不抓紧创办华侨中学，“其贻误后生，奚堪设想！”
1913 年陈嘉庚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时就曾致函当地具有华侨总代言的社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建议在南洋（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新加坡创办华侨中学。他的倡议在当时没有得到回应。 5年之后，终于有同德书报社和国风幻境剧社的热心人找到陈嘉庚，将这一倡议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18
年6 月，陈嘉庚联络了16 所小学的总理（后来称董事主席）发起筹办中学，他自己捐款 3万元，共筹募
49.4万元。学校定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即设在新加坡的、向全南洋华侨子弟开设的华侨中学，于 1919年 3月
21日开学，陈嘉庚任总理，校长涂开舆是由黄炎培从上海代为选聘的，学生 78名。
南洋华侨中学是东南亚华侨创办的第一所师生不分省籍、用国语进行教学的新式完全中等学校。至
1934年陈嘉庚有限公司收盘，陈嘉庚曾担任这所中学 5届董事主席职，任期累计达
9年。陈嘉庚总结创办南洋华侨中学的影响时说：“自那以后，南洋各地不但一些华侨中等学校相继设立，而且小学也得到发展，‘如雨后春笋’，至
30年代末共约 3000多所，学生数十万人，比国内任何地方都普及。”
㈤ 作文 国庆成都游记
清晨，阳光照耀着大地，我随父亲乘车来到了剑门关后山，踏上了今日的旅程。
下了车，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芬香向我们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后山上是一片片无垠的古柏林。参天的古柏，伸展的枝芽将天空遮蔽得严严实实，阳光透过叶的缝隙，洒落在地上形成了斑斑点点泛光的星点，风儿吹来，叶儿摇缀，那光点也变得若隐若现，忽左忽右。脚下是一条窄窄的青石路，踏上去，阵阵清凉传遍了全身。“嗒嗒”的脚步声，清幽的古柏香参差交织，相随相依，我们不由得赞叹着这个自然的“生态空调”，阵阵的清爽已将闷热的天气赶走了。
踏着这笔直的青石路，穿梭在古柏林间，我们来到了梁山寺。古色古香的寺庙内弥漫站淡淡的檀香，几位僧人正在打坐，佛堂内依稀传来几声木鱼声。走进寺内，寺中央是一个露天院子，院中央则是一个池塘，一棵参天的紫荆树又长在池中央的圆台上。一圈围一圈，别有一番韵味。粉嘟嘟的紫荆花缀满枝头，压得枝头弯弯的，微风下，几朵紫荆花续续飘落于湖中，荡起微微涟漪，池中鱼儿顶着花儿欢乐地游着，嬉戏着。庙里的僧人端来两杯浓香四溢的花茶为我们解暑，一边解说着这紫荆树的年代悠远，相传是有1500多年了。不由地摆起了龙门阵，僧人们津津有味地说：“这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很高，建于先秦，是古代由陕入川的交通要道，已有3070多年的历史，它悠久的历史和保存完好的遗迹远远超过了享誉世界的古罗马大道。”听着僧人的叙述，大钟的余声，一种敬意油然而生，伴随着阵阵钟声，我们离开了。
走了多时我们来到了绝壁半腰的仙女桥。窄窄的不到 一米的米桥从陡峭的山岩笔直而下，垂直于地面，吓得人出了一身冷汗。木梯又高又陡，一面挨着山崖认一条铁链作栏杆而另一面则是悬空的，脚一滑便会跌进那无尽的深渊，不见踪迹。我横着脚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站在这木梯上进退两难，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拉一旁的铁链，手还未碰到我便发现上面尽爬有蜈蚣，脚不由向后一退，一只脚差点悬空，凭着毅力我将这险恶的路走完了，脚踏上了平坦的土地，而心却未平静，对于这仙女桥的畏惧久久未散去。
磅礴的剑门关，你虽久久遗留于群山之中但你的排山倒海之势已映入我的心中！
㈥ 如何让孩子在香港读书
很多香港人的小孩都是在深圳住,然后在香港上学。在靠近深圳的香港新界北区有一些学校很多小孩都住在深圳，每天都能看到有人专门带队，带小孩去香港上学。
如果你不太了解建议可以找香港工联会在深圳的办事处代为查询，他们都很乐意协助的。
新华社还有这方面的报导
新华网香港11月20日电 题：奔波的“双城”童年——关注深港跨境学童问题
新华社记者 吕诺
每到上学和放学的时间，在罗湖、落马洲、文锦渡、深圳湾等深港边境口岸，都会出现一道独特的风景——肩背书包、身穿校服的孩子成群结队地过关。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香港、居住在深圳，早晨过境到香港上学，晚上再返回深圳的家。他们当中，最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只有三四岁。这群过着双城童年生活的孩子，被称为“深港跨境学童”。
双城奔波
深圳市罗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里，住着一对小姐妹——昕昕和晴晴。每个上学的日子，她们都要穿过边境到香港的一所小学读书。姐姐已经五年级，妹妹三年级。从家到学校，每一趟都要两次经过边检和海关。来回要花至少3个小时。这样一天一个往返、多次上车下车的生活，姐妹俩已持续了好几年。
昕昕和晴晴的父母都是香港人，在深圳经营着一家餐厅，因为要照顾生意，昕昕和晴晴便过上了住在深圳、学在香港的双城生活。
记者在一个平常的早晨来到昕昕和晴晴的家进行追踪采访。
6点半左右，昕昕和晴晴被妈妈从睡梦中唤醒。她们梳洗停当，匆匆吃完早餐，就背上书包到小区门口等候校车。7点多姐妹俩已登上开往边境的校车，向妈妈挥手再见。
8点左右，昕昕和晴晴在文锦渡下车准备出境。文锦渡海关落成于上世纪80年代，是深港边境中规模和流量都比较小的一个关口。相对于在罗湖、落马洲等较大关口出入境的同学，昕昕和晴晴已算幸运，因为她们可以少走点儿路、少排些队，少花费一些时间和体力。
早晨8点15分，昕昕和晴晴办完了从深圳离境的手续，登上由香港开来的校巴。至此，上学的路走完了一半。稍后，她们还要在香港入境。
“每天上学放学加起来，一共要上下8次车……”晴晴的妈妈告诉记者：“小姐妹俩每人背着很重的书包，拿上拿下真的很辛苦。”
无奈的选择
像昕昕和晴晴这样的深港跨境学童，目前已经有八九千人，有预测称下个学年可能突破万人。
据记者了解，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粤港两地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紧密，越来越多的港人短期或长期在广东工作或经商。工作的需要，以及相对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使不少香港夫妇把家安在了深圳；此外，跨境婚姻组成的家庭也越来越多，许多跨境家庭也选择把家安在深圳，让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
“能不能不要让我们每天走来走去？”从幼儿园起就在深港两城奔波的昕昕，6年来曾不只一次这样问妈妈。
“我们真的很无奈。”妈妈告诉记者，“我们在深圳开餐厅，要照顾生意就要在这里有一个家，而且这边的房子也比香港便宜。但孩子长大后总要回到香港，所以还是决定让她们在香港读书，这样以后也能更适应一些。”
记者了解到，由于跨境学童没有深圳户口，所以若想在深圳上学只能借读或到收费比较高的私立学校，而到香港则可顺理成章地免费入读公立学校；此外香港和内地的教学内容和进度不同，使用的汉字繁简体也不同；再加上港人父母大多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融入香港社会，所以尽管非常辛苦，港人父母还是选择让孩子奔波跨境读书。
昕昕和晴晴就读的公立风溪创新小学位于香港上水，距深港边境较近。这所学校里像昕昕和晴晴这样的跨境学童占到全部学生的三分之一，学校为此专门配有校车往来边境接送。
凤溪创新小学课程统筹主任石丽芬告诉记者，风溪和许多位于深港边境的学校一样，在上学放学时间及课程设置方面要做特殊安排，以充分照顾跨境学童的实际情况。比如，早晨第一节课9点半才开始，下午4点半放学。但尽管如此，跨境走读的孩子仍比家住香港的孩子疲惫。
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奔波辛苦外，更让家长和学校揪心的是孩子们的安全。
“口岸一带的人员很复杂，孩子又小，我最担心的就是她们给坏人哄走了。”晴晴的妈妈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告诉孩子“直接过关，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说话”。
香港凤溪创新小学校监马绍良告诉记者：“学生每天往返口岸是很危险的，如果他们给不法之徒利用，比如说把违禁物品放在书包里就麻烦了。我们学校之所以自己营运巴士接送，就是出于安全和监管的考虑。”
更深一层的担心，则是孩子的归属感问题。昕昕和晴晴的妈妈告诉记者：由于每天辛苦地双城奔波，两个孩子几乎把大部分课外活动及同学交往时间都花在了路上，这样会不会让她们对深圳和香港都缺乏了解和归属感？
共解难题
住在深圳，学在香港，这样奔波的“双城”生活每天都在上演。如何让孩子们在上学路上少一些舟车劳顿和意外风险，多几分便捷和安全，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能不能让校车在两地直接往返，请边境人员上车检查而不用孩子们频繁上下车？能不能兴建或改建一些寄宿制学校，让孩子们不用每天跑来跑去？”接受采访时，凤溪创新小学校监马绍良连说了两个“能不能”。
据记者了解，目前深港边境口岸有些开辟了“深港走读儿童”专门通道和候检区域，香港已有42个班次的校车可以跨境接送学童，10个班次的校车可在香港“免落地过关检查”。新开通的深圳湾关口则已实行“一地两检”。
另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新界）梁兆强介绍，香港正在与深圳及广东省政府研究跨境学童的相关解决方案，如进一步简化出入境手续，增加跨境校车班次，为部分学童提供交通补贴，以及对跨境学童提供学习辅导等。香港和深圳两地也正在商谈合作让港人子女在深圳完成小学课程，然后参加香港中学派位，以免低年级学童每天在深港两地奔波等。
“整体而言，跨境学童每天花数小时往来深港两地，对其学习及成长会有一定的影响。”梁兆强说，“特区政府一直提倡就近入学。我们现在有个考虑，就是让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留在深圳，读港人的学校或港人班，然后让他们参加香港的中学派位，到香港读中学。我们已经在试行，预计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可以在2010年选择在香港的中学上课。”
梁兆强说：“在这方面深圳市政府很支持，也研究了在私立学校开办港人子弟班的可能，但可能到最后落实还需要一点时间。”
㈦ 口岸中学需要天天穿校服吗还有住宿条件好吗
口中不需要天天穿校服 男生宿舍是校外的公寓楼 女生宿舍在校内 夏天有空调哦 我是口中的学生啊
㈧ 珠海香洲区小学校服哪有卖
中小学校服生产招标已完成 香洲区校服销售点有变动来源： 珠江晚报 时间 ：2011-12-6 11:01:53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与过去相比，新的销售地点变化较大：比如，吉大新华书店三楼和扬名广场五楼是小学校服销售点，但目前改为中学校服销售点。对此，市民可参照附表购买。
提醒建议市民错峰购买
由于校服销售恢复正常，所以香洲区教育局要求，各公办中小学将恢复原学生装着装要求。即，每周一升旗和少先队集体活动时，学生需统一穿着校服。
与此同时，该局还提醒家长，天气转冷购买校服的市民会比较多，所以建议市民避开周末，错峰购买。
校服销售点有变 全市设12个销售点
昨天，记者从这次中标的香洲区中学生校服生产厂家了解到，中学生校服新的销售点有所变化，目前全市有7处销售中学生校服，分别是：香洲香华路63号新街花园1栋3号铺（市一职旁）、香洲扬名百货广场五楼收银处（原吉之岛）、新香洲华润万家负一楼广弘书店内、吉大新华书店三楼、前山穗华书城三楼、拱北口岸地下商业广场凤凰书城内、金鼎世博文具店内。
此外，小学生校服销售也换店了，目前，小学生校服销售点有5处，分别为：香洲新一佳四楼凤凰书城内、香洲区凤凰北丹田广场负一楼来来超市内、吉大巴士站旁边新天地大厦一楼（吉大小学旁）、拱北万家百货负一楼文华书城内、新香洲华润万家负一楼广弘书城内。
㈨ 求体现祖国60年变化的小故事
2009年，是我们伟大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日子。60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比寻常的进步。60年的建国改革惠及了每个人的生活。
外婆是祖国的同龄人，她见证着祖国的成长。她经常对我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多么的幸福，以前“过年穿新衣”的期盼是她们那个时期的同龄人都有过的愿望，如果能在没有过年时就穿上新衣裳，让邻居羡慕时的那种满足和得意让现在的人不能理解，更不要说现在的我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
食品的供应更是让外婆难忘，买肉凭票是自然的，但绝对没有挑肥选瘦的份儿，更不要说得排上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还要担心轮到自己时没货了。外婆十几岁时最怕的就是让家长吆喝着去排队，常常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嘴硬地说“宁可不吃肉也不去排队”。四五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块红糖或豆腐乳，甚至是加了点食盐的辣椒面都曾经是分享的零食，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我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被辣椒麻木过后的畅快也不亚于现在吃火锅后的酣畅淋漓。
六十年前，许多家庭的住房都是老木头房子。每天一早起来，家家都要倒马桶、烧煤炉，生活条件很差。外婆说，她们一家七口人住一间房和一个阁楼，转身都不方便，吃饭要轮流吃，床设计成上下铺。现在，我们家条件好了,三房两厅的房子，煤卫独用，窗明几净。
还有通讯工具的变化。从人力传话，八十年代的手摇式电话，九十年代的BB机，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不止一个手机，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对方近在咫尺，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听了外婆的讲述，让我感到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㈩ 内地人在香港生活是种怎样的体验
香港公交车很宽敞，不过有点贵。香港的便利店里基本都有便当，味道都不错。香港人在地铁里很安静，而且香港的地铁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家带了一个婴儿，然后地铁的工作人员就主动让我们从快捷通道出去。港珠澳的香港口岸的边检人员十分友好，基本都上了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