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之制服

1. 创4新制服出炉，你更喜欢哪一季的制服

创4的新制服是纯蓝色的衣服和裤子，没有过多的装饰，但是也不出彩，没有什么记忆点。更喜欢第1季制服。第2季和第4季一样是男团选秀，但是第2季的服装颜色有两个颜色，比较杂乱。第3季也是衣服的颜色是纯白色，这个颜色太浅，没有一点点质感，衣服颜色在团体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近几年的团体选秀很多，除了腾讯之外，还有其它的平台也在举办，他们的服装也有各自的特点，以下几种制服就是本人觉得这些团体选秀中最有特点的服饰。

三、创造101粉色系制服

创造101是腾讯举办的第1届团体选秀。选的服装也比较符合一些刻板印象，颜色是粉色，同时还是裙装。创造101的服饰虽然是粉色，比较挑人，但是它是灰粉色，而且是浅色，在可爱中加入了一些质感，还是比较适合该团的。但是，观察服饰本身就会发现，团舞蹈大开大合，而短裙本身比较容易露点，对选手来说非常不方便，而且创造101的制服比较合身，这就导致舞蹈动作不易舒展，胜在颜色不错、设计简洁大方，还是比较容易脱颖而出的。

2. 粮食仓储问题：封建社会的“常平仓”到底是民办仓还是官办仓

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事实上，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对，因而作罢（一说于永平五年在全国各地推行，见《文献通考·市籴考二》）。 汉以后，常平仓置废不常。晋武帝泰始四年（268），立常平仓，丰年则籴，岁俭则粜。齐武帝时，米谷布帛价贱，议立常平仓市买积储，永明六年（488），诏出上库钱于京师市买，令诸州各出钱于所在地市买储之。据《通典》，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秘书监李彪奏请折诸州郡常调九分之二及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岁俭减私十分之二（《魏书·食货志》作“加私十分之一”，为误。）粜之，遂颁诏施行。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令诸州郡置富人仓，亦用常平之法。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置常平监于京都，常平仓于陕州。同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成时，按贫富为差户出粟一石以下，储之闾里以备凶年赈给，名为义仓；五年，遂依其议诏立义仓。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命州县并置义仓，凡置地亩纳二升（高宗时改为按户等出粟）储之，凶年赈给或贷民为种秋熟纳还。十三年，令洛、相、幽、徐、齐、并、秦、蒲诸州置常平仓。高宗时，置京都东西市常平仓，并设常平署官。玄宗开元七年（719），扩大设置常平仓的地区，并定常平仓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两千贯，下州一千贯；大抵谷贱时加时价三钱为籴，不得抑配，贵时减价出粜。天宝四载（745）丰收，命义仓亦准常平法收籴，义仓遂兼有常平职能。天宝八载，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剑南、河南、淮南、山南、江南十道常平仓粮共四百六十余万石。安史之乱，常平仓废。德宗即位（780），始复京城东西市常平仓，后户部侍郎赵赞奏准于津要都会各置常平本钱，置吏征商人税并竹木茶漆等税充之，然因军费浩大，所税随得随尽，不能用于常平。宪宗元和元年（806），规定诸州府于每年地亩税内十分取二以充常平仓及义仓，依例籴、粜或赈、贷。自此常平仓与义仓职能合一，并称常平义仓。文宗开成元年（836），又命官民田土常赋外每亩另纳粟一升，于诸州所置常平仓逐年添储，会昌中停罢。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始置常平仓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后，除沿边州郡外，全国先后普遍设置。各州按人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至二三千贯为籴本，每岁夏秋谷贱，增市价三五文收籴，遇谷贵则减价出粜所减不得低于本钱。若三年以上未经出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粮。景■以后，由于常平积有余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钱谷经常被挪移助充军费。熙宁二年（1069），推行青苗法，常平仓法遂为青苗法取代，其所积钱谷一千五百万贯石（包括广惠仓所积）亦充作青苗钱本，每岁夏秋未熟前贷放，收成后随两税偿还，出息各二分。七年，改为一半散钱取息，而一年只■散青苗钱本一次，一半减价出粜。九年，各地常平钱物“见在”数增至三千七百三十九万余贯石匹两等。绍兴九年（1139）重建常平仓后，恢复籴粜散敛旧法。乾道三年（1167），诸路常平、义仓所积，计有米三百五十七万九千石，钱二百八十七万一千贯，其中绝大部分尽是虚数。如信州，帐籍所载为九万三千石，上报之数为六万八千石，复经盘量只有一万二千九百石。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常平仓之制，丰年增市价十分之二以籴，俭年减市价十分之一以粜，命全国推行，但不久即废。章宗明昌元年（1190），复立，按郡县户口数储足三月之粮即可，令提刑司、诸路计司兼领。三年，以其往往有名无实，颁地方官奉行勤惰奖罚之法，并定制：县距州六十里之内者就州仓，六十里之外者别置。原定储三月粮，改为按户口多寡定储粮数，自两万户以上备三万石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五年，全国置仓计五百一十九处，积粮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余石。 元代，宪宗七年（1257）初立常平仓，不久停废。世祖至元八年（1271）复命各路立仓，由本处正官兼管，按户数收贮米粟，增时价十分之二经常收籴，不得摊派百姓。当时收贮至八十余万石，后仓粮起运尽空，不行收籴，名存实亡。十九年，命依旧设立，其仓官人等于近上户内选差，免其杂役；地方官仍按月将发到籴本价钞及收籴支纳情况上报户部。但因官吏多不尽责，实际上或存或亡。至大二年（1309），命路府州县皆置，并定设仓官三员，于流官中选任，然而同年御史台即以年岁不登奏请罢去。文宗天历二年（1329）复命各地官司设立。元末，常平仓的弊端更甚，行省所发籴本被各级官吏层层克扣，发到乡都已所剩几无；于是摊派民间领钞纳谷，胥吏与里正主首又从中作弊；或籴本被贪污挪用，官吏为应付上司检查，临时收籴劣谷充数，未久即腐变；或减价发粜时，被贪吏、奸商、权豪势要者抢购一空，贫民反不能受益。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州县皆于四乡各置预备仓（永乐中移置城内），出官钞籴粮贮之以备赈济，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遂为一代定制，取代了常平仓。明末又在辽东、延绥一些边镇设立常平仓。清顺治中，各府、州、县俱置常平及义、社仓，责成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户部；十七年，定仓谷籴粜之法，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出息，如遇灾荒，即以赈济。康熙年间，又定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义仓储粮永留本境备赈。并规定了大、中、小州县应储粮数。后以籴本不足，命州县官“劝输”常平等仓粮。“永留本境”的规定也往往不能执行。中叶以后，弊端日甚，各地常平仓多数钱、谷两虚，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

3. 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是指什么

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事实上，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上述理由反对，因而作罢。

4. 常平仓的常平仓与经济学

历史上常平仓制度在中国置废不常。但至中华全境沦陷于满清时，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清朝常平仓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收入、截留漕粮以充实常平仓的资金和富民捐谷；常平仓的作用除了平抑物价，还包括出借给农民作为种籽口粮，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困难，同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之目的。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的质量，每年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仓储量随着清朝国力的上升曾不断扩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渐空虚以至枯竭。至清末，对于全国极大多数地区来说，经济的稳定器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引入了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钱穆先生对国人数典忘祖，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页）
不过，尽管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只讲了儒家的几句格言，《货殖列传》、《太平广记》之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国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样。中国儒化之深，钱氏亦难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叹可悲！（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页）
此次猪肉价格上涨牵动着千家万户，所以马上有政府官员站出来要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物价。据来自中国机械化养猪协会的消息，我国现有344家中央储备肉基地场，储备量为14. 5万吨，其中中央6万吨，地方8.5万吨，且很大程度是活体储备。而2006年中国猪肉总产量达到51.97万吨，储备肉只占我国猪肉总产量的0.28%。这点储备肉还不够一天供应，去平抑物价岂不荒唐！
原来，国家储备肉本来就不是为了平抑全国性的肉价上涨而设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的灾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员手上根本没有足以控制市场波动的猪肉，所以为了稳定市场只能发表“善意的谎言”！
保险、期货。。。西方好的经济机制当然要学，但中国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丢。期货只有在常平仓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常平仓使投机者永远不敢超越常平仓划定的价格界线。一位作期货界的业内人士说的很干脆：“如果没有常平仓的后盾，生猪期货应不会减缓现货的波动！”
这位朋友所说的常平仓当不单是指猪肉储备，更重要的是占生猪成本相当大比重的农产品（特别是豆粕和玉米）的储备，因为上半年肉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猪疫病。
数十个世纪以来，常平仓制度使中国人渡过了多少自然的灾难和市场本身的风险——失去对常平仓的记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沧桑民族维系其千年发展的制度灵魂！

5. 宋史·列传第九十五译文

是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司马光(子)康 吕公著(子)希哲 希纯 吧，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父亲司马池，为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长到七岁，气势凛然像成人一样，他听讲《左氏春秋》，很喜爱，退下来给家裏人讲述，就明了其中大意。从此手不离书，以致不知道饥渴和冷热。一群小孩子在庭院中游戏，一个孩子爬上水缸，失脚跌入水缸中，众小孩都丢下他走了，司马光拿石头打破水缸，水流掉了，小孩得以活下来。此后京城、洛阳间把此事画成图画。仁宗实元初年，考中进士甲等。年纪刚成人，性情不喜华丽奢侈，在庆贺考中进士的闻喜宴上独不戴花，同时中举的人对他说：“君主的赏赐不可违背。”才戴上一枝。
授为奉礼郎，当时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要求为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朝廷允准。他遭母亲和父亲的丧事，多年服丧，哀毁瘦瘠符合礼制。服丧期满后，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为大理评事，补授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宦官麦允言去世，朝廷赏给仪仗队。司马光说：“大臣用马饰，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是宦官，并无元勋般功劳，而追赠他三公官职，给以一品官的仪仗，这比起大臣用马饰，岂不是更大了。”夏竦赐谧号为文正，司马光说：“这谧号是最高的了，夏竦是什麽人，可以赐他?”改为文庄。司马光被加官集贤校理。
听从庞籍的徵召，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以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裏的土地，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视察，司马光建议：“修筑二堡来制服西夏人，招募百姓去耕种，耕种的人多粮食的价格就贱，也可以缓解河东用高价收购粮食远道运输的困难。”庞籍听从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悍而狂妄，领兵夜间渡河，又不作防备，被敌人消灭，庞籍因此得罪去官。司马光三次上书说是自己的责任，朝廷不回答。庞籍死后，司马光拜见庞籍妻子像见母亲，抚慰庞籍的儿子犹如兄弟，当时人都认为他贤良。
改为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进贡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司马光说：“是真麒麟还是假的无法知道，即使是真，但非自己来到也不能算祥瑞，请还他们所献之物。”又进献一篇赋来劝谏。任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关部门奏称将有El食，旧例日食不满一定分度，或京城看不见，群臣都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能见到、京城．见不到，这是君主被阴邪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单独朝廷不知道，其灾难应该更严重，不当祝贺。”朝廷听从他的话。
同知谏院。苏辙在策问考卷中言辞切直，考官胡宿想黜落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当黜落。”皇帝下诏把苏辙列在末等。仁宗开始有病，皇位继承人还未立，天下人担心而没人敢说。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建议，司马光在并州听到了就接着提出，并且写信给范镇劝他死争。到这时，。又当面上奏：“臣从前在并州任通判，所上三个奏章，请陛下果断地大力实行。”皇帝沉思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做继嗣吗?这是忠臣的话，但别人不敢说而已。”司马光说：“臣说这些，自己认为必得死罪，想不到陛下能接受。”皇帝说：“这有什麽害处，古今都有这种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到结果，又上疏说：“臣上次所进陈的说法，猜想即能实行，现在却沉默而听不到什麽，这必然是有小人说陛下现在年龄还不大，何必马上做这不吉祥的事。小人没有远虑，不过想在仓促的时候，迎立他们所结交深厚的人而已。过去‘定签国老’、‘门生天子’的灾祸，数得清吗?”皇帝大为感动说：“把奏章送中书省。”司马光见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及早决定，将来半夜裏宫禁中递出一寸长的纸，以某人为继嗣，那天下人没有敢违背的。”韩琦等拱手说：“自当尽力。”不久，仁宗下诏英宗判宗正，英宗推辞不受，就立为皇子，又称病不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太子之位，到了一个月，胜过别人很远了。但父亲召唤应遵命，君主召唤不等驾好车就应去，请求以臣子大义责备皇子，必须入宫。”英宗才接受命令。兖国公主嫁给李璋，两人感情不好，皇帝下诏调李璋到卫州，让李璋的母亲杨氏归李璋的哥哥李璋侍养，而公主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陛下怀念章懿太后，所以叫李璋娶公主。现在母子分离，家事零落，难道没有感念恩泽的想法吗?李璋既然贬黜，公主岂能没有罪呢?”皇帝感悟，降公主为沂国公主，待李氏的恩泽不减。升知制诰，坚决辞谢，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当时朝政宽容，小吏吵闹就驱赶御史中丞，给皇帝拉车的小官连礼傲慢就斥退宰相，卫士们逞凶而狱案不彻底查究，士兵骂三司使而以为不是侵犯等级。司马光说这都是纲纪废弛的先兆，不可以不纠正。
充媛董氏死去，追赠淑妃，皇帝停止上朝并下令穿丧服，百官奉命慰灵，定谧号，行册封礼，下葬时给用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等级本来低微，病重才被授充媛。古代妇女没有谧号，近代制度仅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用以赏军功，从未用於妇女。唐朝平阳公主有带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赐给。到中宗废后韦氏时才命令妃子公主下葬的日子都用鼓吹，不是好的法规，不足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后宫封赠法，皇后和妃子都赠三代祖先官，司马光议论说：“妃子不应当和皇后相同，汉代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移向下位，正是为了这一点。天圣年间仁宗亲自到南郊祭天，对李太妃仅追赠二代，何况是妃子?”
英宗即位，生病，慈圣光献后和他一同听政。司马光上疏说：“从前章献明肃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而因亲信任用外戚小人，受海内人诽谤。现在摄政的时候，大臣中忠厚者像王曾，清廉纯真者像张知白，刚强正直者像鲁宗道，质朴耿直者像薛奎等人，应当信任任用他们；不正派而鄙贱者像马季良，好进谗言和谄媚者像罗崇勋等人，应当疏远他们，那天下人就心服了。”皇帝病好了，司马光料想到一定会有追尊生父的事，就上奏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嗣，最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万世的法规。”后来皇帝下诏要翰林学士和其他官员中兼任知制诰的集会商议追尊濮王的典礼，学士王珪等互相看着没有人敢先说，司马光独自拿起笔来写道：“为人之后就是人的儿子，不能顾及私人之亲。濮王应该按封赠皇帝长辈的旧例，称为皇伯，封大藩高官，极其尊荣。”决议作成后，王珪就命令吏员把他的手稿作为呈奏的议案。后来皇上和大臣们意见不同，御史中六个人争得最出力，都被贬斥而去。司马光请求留下他们，朝廷不准，他就请求与他们一起受贬斥。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祭奠仁宗，延州指挥使高宜陪伴，对使者傲慢，侮辱他们的国主，使者到朝廷控诉。司马光和吕诲请求加罪於高宜，朝廷不听。第二年，西夏侵犯边境，杀害掳掠官吏士兵。赵滋任雄州知州，专以严猛勇悍治理边界，司马光论奏他不可如此。到这时，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砍伐白沟以南柳树，朝廷以为雄州知州李中佑没有才能，将派人替代他。司马光说：“国家当戎夷归附时，喜欢和他们计较一些细小的事，等到他们嚣张傲慢，又姑息他们。近来夏祸产生於高宜，辽祸产生於赵滋；当时正以这二人为贤能，所以边界官员都以挑起事端为能干，这风气不可助长。应发文给边境官员，边界上因小事随便动武的人，判以罪名。”
仁宗死后遗嘱赏赐群臣财物百余万，司马光带领向列官员三次上奏章，说：“国家遭到大丧，朝廷内外财力困乏，不能遵用乾兴时旧例。如果遗嘱赏赐财物不能推辞，应允许侍从官上献金钱以资助修建陵墓的费用。”朝廷不许。司马光就把所赏赐的珠子作为谏院公用钱，把金子送给舅父家，不藏在家中。皇太后交还政权给皇帝，有关官员订立规定，凡是皇太后所要取用的财物，应当覆奏才供给。司马光说：“应当发公文给所管的官员让立即供给完毕，再把具体数量报告太后，以防有人假传圣旨。”
曹佾并无功勋却被授节度使加宰相衔，中书省和枢密院官员都升官。司马光说：“陛下想要安慰母亲的心，而升迁官员并无名目，那麼宿卫的将领、宦官小臣。必然会觊觎升官。”后来升都知任守忠等人官职，司马光又争论此事，因此论奏：“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成为皇太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破坏重大决策，想尽办法离间，幸亏先帝不听；等陛下继任皇位，他又反复进行挑拨，是国家的大贼。请求在都市中把他斩杀，来向天下人谢罪。”朝廷因此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安置蕲州，天下人称快。
下诏书令陕西徵义勇军二十万人，民情惊恐，而纪律松弛不能使用。司马光竭力说这做法不对，以此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讲究先有声威，谅祚正强横傲慢，假使骤然听说我们增兵二十万，难道不震动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讲究声威，因为是并无真实的力量，仅能在一天中骗他们而已。现在我们虽然增加了兵，实际上不能用，不过十天，他们将会知道其详情，还会怕吗?”韩琦说：“你仅看到庆历年间把乡兵刺宇为保捷军，担心今天又会这样，皇帝已经下敕书公告和百姓约定，永不把他们充当军人戍守边界。”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对百姓失信，百姓不敢相信一定能如此，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疑心。”韩琦说：“我在这裏，你不必忧虑。”司马光说：“你长期在这裏，当然可以；将来别人代替你，利用现成的兵，用来运粮和戍守边界，这易如反掌啊。”韩琦无话可说，但终究未停止此事。不到十年，都和司马光预言的一样。
王广渊被授直集贤院，司马光论奏他奸邪不可用：“从前汉景帝看重卫绾，周世宗看轻张美。王广渊在仁宗之世，私自和陛下交结，岂是忠臣吗?应黜退他以告诫天下人。”司马光升为龙圆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升为翰林学士，司马光竭力推辞。皇帝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能写文章，有的能写文章而无学问，惟有董仲舒、扬雄兼而有之。你能写文章有学问，为什麽推辞?”回答说：“臣不能写骈文。”皇帝说：“像两汉的诏书那种文体就可以；而且你能考取进士高等，而说不能写骈文，为什麽?”最后未能辞去。御史中丞王陶因论奏宰相在朝会时不领班事而被罢官，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於论奏宰相而罢官，那麼御史中丞不可再当。臣愿意等宰相已经领班，然后就职。”皇帝允准了。他就上疏论修心主要有三方面：仁，明，武；治国主要有三方面：用人，信赏，必罚。他说得很完备。而且说：“臣能服事三朝皇帝，都用这六句话进献，平生努力学习所得，全在这裏了。”御药院的内臣，本朝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升到内殿崇班就得出御药院；近年暗中授予官资，不是祖宗定制时的本意。司马光因此论奏高居简奸邪，要求把他流放远地。奏章上了五次，皇帝为此调出高居简，把寄资官都免去。后来又留下二人，司马光又力争免去二人。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不副众望，皇帝不听。司马光回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时常考虑到历代史书太繁杂，帝王不能全部读完，就写了：<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局，续成此书。此时，神宗给命名叫《资治通鉴》，自己作了《序》，给司马光，并每日进宫诵读。
皇帝下诏用缤王府当值的官四人为阀门祗候，司马光说：“本朝草创之时，国家还很困难，所以登帝位之初，必须要用左右的旧人作为腹心和耳目，称作随龙，不是平时的办法。阀门祗候相当於文宫中的馆阁之职，怎麽可以让低贱之人充当呢。”
西戎的部将嵬名山想用横山的兵众，捉谅祚来投降，皇帝下韶叫边界官员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疏竭力争论，认为：“嵬名山的士兵，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幸而打胜了，灭一个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有什麼好处；如果他不能取胜，
必然领着部众来归附我们，不知用什麽办法对待他们。臣恐怕朝廷不仅失信於谅祚，也将失信於嵬名山了。若嵬名山的余下部众还多，既不能回北，投南又不接受，穷困无处归宿，就必定要抢占边城来救他的命。陛下不看见侯景的事吗?”皇上不听，派将军种谔发兵迎接嵬名山，夺取绥州，费用六十万，对夏战争，从此开始。
百官给皇帝上尊号，司马光应当草拟答诏，他说：“先帝亲自到南郊祭天时，不接受尊号。末年有进献建议的人，说是国家和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惟独我们没有，於是又以不适当的时机奉上尊号的册书。从前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听说汉文帝又称一个大名来超过他。请遵奉先帝原来的意思，不接受这尊号。”皇帝大为高兴，亲手作韶答覆司马光，叫他好好作一篇答辞，以告知朝廷内外。执政大臣因为河朔地区遭旱灾，国家开支不够，请求南郊祭天时不要赏赐金帛。下韶让翰林学士们议论，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一同见皇帝，司马光说：“救灾节约费用，应当从贵近的官员开始，可以听从这建议。”王安石说：“常衮推辞在朝堂吃饭，当时以为如果常衮自知无能，应当辞去官位而不当辞俸禄。而且国家费用不足，不是现在最紧急的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於治理财政的人。”司马光说：“善於理财的人，不过是横徵暴敛而已。”王安石说：“不对，善於治理财政的，不加赋税而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岂有这种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立法以剥夺百姓，．其害处比加赋更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下此事以显示武帝的不明智而、已。”争议不止。皇帝说：“朕的意见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允许来答覆。”恰巧王安石草拟诏书，引常衮事责备中书省和枢密院，中书省和枢密院就不敢推辞了。
王安石当权，实行新法，司马光事先就上疏论其利弊。在迩英阁向皇帝讲读时，讲到曹参代替萧何作宰相的事，皇帝说：“汉朝常守萧何所定的法令不变，可以吗?”回答说：“岂独汉朝，假使三代的君主常守禹、汤、文、武的法令，虽然至今还可以存在。汉武帝把高帝的规章加以更改，使半个天下都是盗贼；元帝更改孝宣帝治政，汉朝从此衰落。从这些说来，祖宗的法令是不可变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刚和暖，在楼阙上公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巡守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一世轻一世重’就是这样。司马光的话不对，他的意思是以此讽刺朝廷而已。”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楼阙上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法。诸侯变动礼变动乐的，王巡守就诛杀他，不是自己变更。对新建立的国家用轻的刑罚，国家乱时用重的刑罚，这是一世轻一世重，不是变更。而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破了就修理，不大坏就不重新建造。公卿和侍从之臣都在这裏，请陛下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物，没有才能而黜免是可以的，不能让执政大臣侵犯其职权。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麽?宰相以道辅佐君主，哪用得着什麼条例?要是用条例，就成了小吏了。现在设看详中书条例司，又为什麽?”吕惠卿无法回答，就用别的话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一起议论是非．何必要这样。”司马光说：“平民放债取利息，还能以此蚕食贫困户，何况官府催督讨债的威风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借就贷，不愿的不强迫。”司马光说：“百姓知道借债时的好处，不知道还债时的害处，不光是官府不强迫，就是富户也不强迫。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籴法，当时米价一斗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其后物价贵而和耀不取消，就成了河东世代的灾难。臣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像这样。”皇帝说；．。守仓耀进米粮如何?”在座的人都起立，司马光说：“不便。”吕惠卿说：“耀进米一百万斛，就省去东南的水道运粮，用这钱供给京城。”司马光说：“东南钱很缺而米很多，而现在不去那襄籴进米粮，却用水路运钱来，放弃那裏有的，取那裏所没有的，农民和商人都受害!”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的话，是最确当的论议。”过一天皇帝留他对问，皇帝说：“现在天下人纷纷议论的，像孙叔敖说的‘国家有正确的办法，是众人所厌恶的，。”司马光说：“对。陛下应当论其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做的，仅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对的，陛下难道能仅和这三个人一同治理天下?”皇帝要用司马光，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有敢於争论的名声，心中藏着趋附臣下的事。他所蜕的都是有害於政治的事，所交往的都是有害政治的人，而陛下要把他放在身边，让他参与议论国事，这是国运消长的大关键。司马光的才能岂能有害政治，但身在高位，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就靠他以自重。韩信树汉朝的红旗，赵国士兵的勇气就丧失了，现在用司马光，这是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他们的红旗。”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托辞卧病在家请求引退。皇帝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臣，因为知道臣的狂直，希望有益於国家。如果徒然以俸禄官位使人荣耀，而不用他的话，这是以国家的官职来偏私不得当的人。臣空占俸禄官位自以为荣，而不能救百姓的灾患，这是盗窃名位重器来偏私自己。陛下若真能撤销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虽然不用臣，臣受赏就多了。现在说青苗法的害处的，不过是说朝廷官员骚扰各州县，成为今天的灾害而已。而臣所忧虑的，则在十年以后，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由於他们勤奋和懒惰而不同，懒惰的时常困乏，所以一定要求助於人。现在出钱借给百姓而收他们的利息，富有的人不愿借，而官员以多散发作为功劳，一律强迫。恐怕他们拖欠，一定要叫贫富的人互相作保，穷人没有钱可还，就逃散到四方；富人不能走开，官府一定要责令他们代为偿还几家人所欠的债。春天算账秋天结算，利息越积累越多，穷人的财物已耗尽，富人也穷了。十年之后，百姓没有再能生存的了。官府又把常平仓的钱和谷物全部散出，专去实行青苗法，将来如果要恢复常平仓的话，将从何处去取得?富裕户既已穷尽，常平仓又被废除，再加上对外用兵，又遇到荒年，百姓中羸弱的一定会死而弃於沟壑，强壮的一定聚集成为盗贼，这些事必然会出现。”司马光抗言上疏至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管军事的，官员各有其职责，不应当讲别的事来推辞。”回答说：“臣还没有接受任命，仍是侍从之臣，对政事没有不可说的。”王安石出来执政，司马光的请求得到允许，他就此请求离京。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为永兴军知军。陕西宣抚使下令分派各地义勇戍守边境，选各军中骁勇士兵，又招募各地市井中恶少年作为奇兵；调发百姓造乾粮，把各地城池楼橹都加以修筑，关中及三辅纷扰。司马光竭力上言说：“公家和私人都很困乏，不能大事兴作，而京兆府一路都是内地的州，修缮城池不是紧急事情。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听从，如果军需有所缺乏，臣应当承担责任。”於是一路独能免去劳扰。移任许州知州，朝廷催他入京见皇帝，他不去；请求判西京御史台还洛阳，从此绝口不谈论政事。而皇帝求言的韶书下达，司马光读后感动得哭了，想沉默而不忍心，於是又陈奏六件事，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事情见於本书《吴充传》。
蔡天申任察访使，任意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都恭敬地侍候他像上级官员一样；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河南府为他独自设立一班，表示不敢和他抗衡。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的吏员说：“领蔡寺丞回他本来的行班中去。”吏就领蔡天申立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面。蔡天申受窘沮丧，当天就走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得了说话困难的病，他怀疑自己将死；预先写了遗表放在卧室裏，如果有紧急情况，准备交给和他友好的人上奏。新定官制实行时，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职位蜕：“非司马光不可。”又想用他为太子的师傅。蔡确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刚确定，‘请求稍缓。”《资治通鉴》还未完成，皇帝尤其重视此书，以为比荀悦《汉纪》写得好，多次催他写完，赏赐他颖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到书写成后，加资政殿学士。
他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人以为他是真宰相，农夫和村野老人都称他司马相公，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司马君实。
神宗去世，司马光到朝廷哭拜，卫士们看见他，都把手放在额上说：“这是司马相公。”所到之处，百姓拦路聚集看他，甚至马都不能走，百姓们说：“公不要回洛阳，留下辅佐皇帝，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派人间应先做什麽事，司马光说：“先让大家说话。”诏令在朝堂上设榜求言。而大臣有不高兴的，提出六句话说：“如果暗中有想法；侵犯不应当管的事；有人煽动来动摇国家大事；有人迎合已实行的法令；向上想侥幸求进用；向下想迷惑一般人。像这些人，惩罚不饶恕。”太后又命令把这六句话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谏，是拒绝谏劝。人臣只有不说话，说话就必然犯这六件事了。”於是具体论述，改变原诏实行，於是上书者数以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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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平仓的历史变迁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始置常平仓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后，除沿边州郡外，全国先后普遍设置。各州按人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至二三千贯为籴本，每岁夏秋谷贱，增市价三五文收籴，遇谷贵则减价出粜所减不得低于本钱。若三年以上未经出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粮。景■以后，由于常平积有余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钱谷经常被挪移助充军费。熙宁二年（1069），推行青苗法，常平仓法遂为青苗法取代，其所积钱谷一千五百万贯石（包括广惠仓所积）亦充作青苗钱本，每岁夏秋未熟前贷放，收成后随两税偿还，出息各二分。七年，改为一半散钱取息，而一年只■散青苗钱本一次，一半减价出粜。九年，各地常平钱物“见在”数增至三千七百三十九万余贯石匹两等。绍兴九年（1139）重建常平仓后，恢复籴粜散敛旧法。乾道三年（1167），诸路常平、义仓所积，计有米三百五十七万九千石，钱二百八十七万一千贯，其中绝大部分尽是虚数。如信州，帐籍所载为九万三千石，上报之数为六万八千石，复经盘量只有一万二千九百石。常平仓已经名存实亡。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常平仓之制，丰年增市价十分之二以籴，俭年减市价十分之一以粜，命全国推行，但不久即废。章宗明昌元年（1190），复立，按郡县户口数储足三月之粮即可，令提刑司、诸路计司兼领。三年，以其往往有名无实，颁地方官奉行勤惰奖罚之法，并定制：县距州六十里之内者就州仓，六十里之外者别置。原定储三月粮，改为按户口多寡定储粮数，自两万户以上备三万石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五年，全国置仓计五百一十九处，积粮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余石。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州县皆于四乡各置预备仓（永乐中移置城内），出官钞籴粮贮之以备赈济，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遂为一代定制，取代了常平仓。明末又在辽东、延绥一些边镇设立常平仓。清顺治中，各府、州、县俱置常平及义、社仓，责成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户部；十七年，定仓谷籴粜之法，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出息，如遇灾荒，即以赈济。康熙年间，又定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义仓储粮永留本境备赈。并规定了大、中、小州县应储粮数。后以籴本不足，命州县官“劝输”常平等仓粮。“永留本境”的规定也往往不能执行。中叶以后，弊端日甚，各地常平仓多数钱、谷两虚，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粮价和备荒的作用。

7. 谁最先设置了常平仓

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遂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事实上，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对，因而作罢（一说于永平五年在全国各地推行，见《文献通考·市籴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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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什么是常平仓

中国古代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

9. 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何说有两副面孔

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有何历史渊源？发挥过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的大国，千百年以来，农业始终在国家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有时甚至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重农的王朝基本都能保持稳定和繁荣，反之则很难容易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甚至是混乱。历史上暴发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几乎都与农业发展问题有关，他们提出的口号也多与农业的基础——土地有关，而纠结土地问题实际就是纠结粮食的分配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常平仓制度还是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拯救过无数饥饿百姓的生命，这是必须给予肯定的。

10. 汉宣帝推行的常平仓，对“孝宣之治”有何影响

若问西汉极盛时期是什么时候？则首推“孝宣之治”，正如明朝名臣赵秉忠所说“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这个时候西汉在宣帝的励精图治下，呈现出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繁荣景象。而西汉也更是在对外战争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果，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俯首称臣，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统领天山南北，前60年置金城属国定西羌，自此四夷臣服于大汉，“强汉”之名响彻中外。“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这就是宣帝盛世的威名。

而从以上种种我们就可以看出“常平仓”绝对是利民、利国之策。正如《齐民要术》所说常平仓乃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它在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诸多领域中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它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维护自身统治最不可或缺的经济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