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冯梦龙为什么要写警世贤文
冯梦龙写《警世胡清贤文》的目的是为了＂警世＂，并让人通俗易懂。
冯梦认为小说与俗语，较之《孝经》、《论语》更为感人，可以“为扒州六经、国史之辅”。所以，他主张以小说或谚语集成取代儒家裤此前经典；发挥小说与谚语的教育功能，并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
Ⅱ 冯梦龙为什么写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是明朝末年通俗文学界的“顶流”，如果把明朝时兴起的小说热潮与今天自媒体的风口相类比，那么冯梦龙无疑是最具重量级的“大V”，在今天各路网文大神兜售套路，率领中国网文出海大杀特杀时，五百年前的“故事大王”冯梦龙早已将各数铺垫、反转、穿插等套路熟稔心中，且涉及言情、玄幻、悬疑、鬼神、复仇等种种类型，但凭借着高超的文化造诣和艺术水准，冯梦龙完全将市井低俗的那套玩意拔高到了文学艺术的水准，所以他的作品下至市井百姓家，上至王侯将相府，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冯梦龙著名的“三言”系列，让他稳坐中国封建时代短篇小说家的第一把交椅。
带着这般超凡脱俗的能力，冯梦龙终于在自己创作的高峰期向一座高山发起冲锋，这就是他治学多年的春秋战国史。事实上，《东周列国志》并非冯梦龙的一次创作，而是在明中期余劭鱼所作《新列国志》的基础上完成的二次创作，但这绝非简单的增删补缀，用冯梦龙自己谦虚的说法，叫作“事取其详，文搓其略”，实际上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不亚于一次推倒重来，没有冯梦龙的二次创作，这部小说注定会与当时千千万万历史演义小说一样淹没在历史中，所以一般我们仍将冯梦龙作为《东周列国志》的作者。
《东周列国志》顾名思义，自然是对东周历史进行的演义，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仅仅把春秋战国时代看作是一个朝代是片面的，事实上，这段时期完全不同于之后中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尽管后来中国经历过三国、东晋十六国、残唐五代等大分裂时期，但它们与春秋战核芹告国都有着极为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恕我学识有限还无法很准确全面的阐述清楚，但在《东周列国志》身上，我隐约且有力地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首凳神根脉与基因，就在东周。如果打开中国古代哲学史，那么你仍会发现，我们面对的，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说东周是最为繁复 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不仅国家众多，且时间跨度长，彼此间各有各的国号，且关系复杂，犹如一张大网。而对春秋战国史进行小说化演义，首要解决的也正是时间问题，《东周列国志》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始，至嬴政统一，共计550余年，其中五分之四的篇幅留给春秋，剩下留给战国。如何处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只是拣选一些著名的人物事件，则极有可能造成历史演义连续性的缺失，成为一部春秋战国故改明事集，而如果过于重视历史演进，事无巨细的铺陈，又极容易造成阅读中的“失焦”，成为一坨不忍促读的“超级流水账”，如何兼顾这样的平衡，是一道极富挑战力的难题，这也正是为何历来关于各个朝代的小说化演义汗牛充栋，却极少有关于春秋战国的，即使有，也多是把焦点放在某个国家，或是沿着某个单一条线展开的，像冯梦龙这样，兼顾各国线索，注重历史整体连续性，还不忘刻画一批著名人物事件的小说，绝无仅有。
Ⅲ 冯梦龙的文学创作论思想
冯梦龙的 文学创作论思想
题文诗：
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
事真而理不赝，事赝而理亦真。
但取血脉联贯，难保搜录无遗。
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
小说杂剧戏文，诗歌故事传说，
须是虚实相半，方是三昧之笔。
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
事实未必合理，人物何必逼真。
作为一个从创作走向批评的理论家，冯梦龙的文学思想中包含丰富的文学创作论思想，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小说、戏剧创作论。
冯梦龙的“真赝说”最为人们所称道，这是他在《警世通言叙》中提出来的。他说：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
在这里，冯梦龙探讨文学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作为小说，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不必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应该允许虚构，可以“赝”。但是虚构也应该有生活的基础，不必回避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真”。所以小说中应该有真有赝，真赝并存，不必“去其赝”而仅“存其真”。
怎样进行艺术虚构?冯梦龙提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警世通言叙》)要塑造某一人物，即使他没有做某件事，如果需要，这件事也可以加在他身上。某一事件，确为某人所为，出于创作的考虑，也可以将这件事搬到其他人身上。这种虚构方法，实际上是中外许多著名作家所常用的方法之一。鲁迅先生在谈创作时便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是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23]冯梦龙虽然没有鲁迅先生说得这样透彻，但已经把握了艺术虚构的基本规律，作为三百多年前的探索，实在是难能可贵。虚构又不能不着边际地胡编乱造，冯梦龙要求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警世通言叙》)这里的“理”有两层意思：一是封建礼教的意思。也就是冯梦龙所说的“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警世通言叙》)二是道理、生活逻辑的意思。这种用法在冯梦龙的著作中非常普遍。《人兽关》第十折眉批：“原本云奉□□法旨付桂薪暂时掌管，试他心肠善恶，作一果报因缘，是菩萨有心作此伎俩，于理通乎?今改去”。这里的“理”就是道理的意思。“事真而理不赝”，要求文学慧圆作品中的事件即使有生活的原型，即所谓“事真”，也不能违背生活的逻辑，还要有关风化。真实的事件也可能是偶然的，没有普遍意义，甚至是荒唐的，冯梦龙的这种要求并非无的放矢。“事赝而理亦真”，要求完全虚构的事件，即所谓“事赝”，更应该注意其是否合常理。在冯梦龙所评改宽碧段的作品中，凡是他认为不合理的情节，一一指出，并作改订。除上述《人兽关》第十折外。还有《梦磊记》第三折，冯梦龙批道：“若非原有倩媒过眼之约，章虽甚不肖，无引外人看其甥女之理，原本欠妥，今为改正”。
冯梦龙的小说、戏剧创作，多用这种虚构方法。据现有资料可以断定为冯梦龙所作的话本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写秀才鲜于同幼时聪颖，八岁举神童，十一岁游庠，可后来屡试不中，到三十岁，循资该出贡了，可他不屑于就贡途的小前程，一连让了八遍贡，直到五十七岁中乡试，六十一岁中进士。他非常感激多次录取他的恩师蒯遇时，做官后报恩于蒯及子孙三世。小说主人公鲜于同身上显然有作者的影子。《警世通言》成书于天启四年，时年冯梦龙五十一岁，《老门生》当作于这一年或稍前，此时冯梦龙的处境与鲜于同中举前基本相同，他也是多次参加科举，五十多岁了，连个举人也没有捞到。按当时的规定，冯梦龙也早够资格出贡了，很可能慎誉和鲜于同一样多次让贡。鲜于同关于科举和为官的一通议论，则完全是作者真实思想的流露。不过，冯梦龙并没有获得他笔下人物的那种美好的前程，熬到五十七岁，还是出贡了。六十一岁，当了寿宁知县这一小官。《老门生》这篇小说，可以说就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杂取他人的事件虚构而成。“三言”中很多著名的明代话本，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都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创作出来的。
冯梦龙早年创作的传奇《双雄记》也是有真有赝，真赝并存。他的朋友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双雄》条中指出：“此冯犹龙少年时笔也，确守词隐家法，而能时出俊语。丹信为叔三木所陷，并及义弟刘双；而刘方正者，不惜倾赀救之。世固不乏丹三木，亦安得有刘方正哉!姑苏近实有其事，特邀冯君以粉墨传之”。《太霞新奏》卷十二收有冯梦龙散曲《青楼怨》，该曲有序云：“余友东山刘某，与白小樊相善。已出相违，倾偕予往。道六年别意，泪与声落，匆匆订密约而去，去则复不相闻。每瞷小樊，未尝不哽咽也。世果有李十郎乎?为写此词”。曲后又有附记：“子犹又作《双雄记》。以白小樊为黄素娘，刘生为刘双，卒以感动刘生为小樊脱籍。孰谓文人三寸管无灵也”?《双雄记》就是在苏州一叔父陷害侄子，义弟相救，东山刘某与妓女白小樊离而复合两种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写成的。剧中的刘双就采用了东山刘某和苏州某义弟两人的事迹，并非生活中的真人。
冯梦龙关于艺术虚构的论述主要是针对故事小说和戏剧而言的，在他看来并不适用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冯梦龙创作了历史小说《新列国志》，改订了历史剧《精忠旗》、《酒家佣》、《新灌园》等，在其增补和改订中，体现出他对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历史真实的基本认识。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冯梦龙创作《新列国志》是有功的。与《列国志传》相比，不仅篇幅数倍于前，而且叙事清楚、描写详尽，文学价值大为提高。可以说，是冯梦龙的重写，才使这部小说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影响仅次于《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小说。
在《新列国志·凡例》中，冯梦龙对《列国志传》提出了批评：“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因此，他重写《列国志传》也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补旧志“疏漏”部分。“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令始终成败，头绪井如，联络成章”。二是改订“杜撰”和错误部分。包括姓名、时间、事件、制度、地名等方面的失实。还有原作中采用的民间传说如秦哀公临潼斗宝等。其创作态度之严谨，完全不亚于一位史学家，他“以《左》、《国》、《史记》为主，参与《孔子家语》、《公羊》、《谷梁》、晋《乘》、楚《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贾太傅《新语》等，”[24]据史改订。冯梦龙是一位经学家，以治《春秋》著称，也可以说是一位春秋史专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非常熟悉，这给他严守史实创作小说提供了方便。
不过，冯梦龙重写《新列国志》到底与治史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史实上有所取舍。“宣王至周亡，计年五百余岁。始而东迁，继而五霸，又继而十二国、七国，中间兴衰事迹，累牍不尽。一百八回，所纂有限，但取血脉联贯，难保搜录无遗”。[25]二是细节描写方面有所增加，也就是可观道人所说的“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26]冯梦龙这样写作《新列国志》，无疑影响了小说的文学价值。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包括《东周列国志》在内的讲史小说：“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惮于叙事。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云：‘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27]《东周列国志》实则《新列国志》之评点本，蔡元放删改甚少。鲁迅先生对《东周列国志》等小说的评价，实则道出了《新列国志》的致命弱点。冯梦龙改订历史剧，也是严守史实。他曾改订《精忠旗》，认为“旧为《精忠记》俚而失实”，便“从正史本传，参以汤阴庙。记事实编成新剧”。[28]他改订《酒家佣》，考之于《汉书》、《汉经》等史书，认为钦虹江“以杜乔之女为李燮妻……而滕女作妾，情节亦支蔓且失实”。(《酒家佣叙》)改为“滕公以女娶李燮”，这样才是“实事”。(《酒家佣总评》)在第十二折中，冯梦龙为了改订一个姓氏，特作一番考证：“钦本作支通期，查《汉书》、《汉纪》，俱作友通期。《汉书》注云：‘友，姓也’。惟《东观记》作支，当以《汉纪》为正。《□苑》亦载梁冀美人友通期。汉有友道，为平原相”。他改订《酒家佣》，对史实也是有选择的，“李固门人执义相殉者甚多，不能备载，聊存王成，郭亮等一二”。(《酒家佣总评》)冯梦龙改订历史剧与他重写《新列国志》的态度是一致的。冯梦龙这样创作、改订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他对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有其两面性。 一方面，他要求写历史题材的作家要有广博的历史知识，乃至对所写的历史要有深入的研究。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要求写历史题材的作家要恪守史实，不能任意虚构和创造，只能在严守历史的基础上，对人物和事件有所取舍，对史实的描述可以详略，完全是用历史真实要求历史题材创作。这种要求无疑是过于拘泥，保守和苛刻。历史剧、历史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它们属于文学，应该允许作家在史实的基础上有所虚构和创造。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故事文学的特点，在于它们要表现历史的本质真实，而不在于简单地复述历史故事。在这一点上，冯梦龙同时代人谢肇淛的认识便比他高明。谢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是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人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29]这种“虚实相半”比严守史实要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我们这样认识冯梦龙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观，将会遇到一道难题。“三言”中也有不少取材于历史的话本小说，为什么冯梦龙未按史实加以改订?我以为，“三言”中的这类小说，与其说取材于历史，不如说取材于传说，这些小说大多是说话艺人根据民间传说编成的。冯梦龙实际上是将这些小说当作一般的故事小说来看待的，他著名的“真赝说”就是在《警世通言叙》中提出来的。《警世通言》中便有取材于历史传说的小说。冯梦龙评点“三言”，也没有用历史小说来要求它们，《羊角哀舍命全交》取材于他最熟悉的春秋故事，冯梦龙从中挑出了两处与史不符处。一是小说写伯桃冻死于岐阳梁山，冯氏批道：“按《广典》记载，左伯桃死处在陕西西安府郃阳县，梁山则在乾州岐山之界”。[30]二是小说的主要情节角哀战荆轲出于虚构。他说：“《传》但云角哀至楚上大夫，以卿礼葬伯桃，角哀自杀以殉，未闻有战荆轲之事。且角哀死在荆轲、高渐离之前，作者盖愤荆轲误太子丹之事，且借角哀以愧之耳”。[31]对于小说中与史不符处，冯梦龙不仅没有责备，也没有按史书更改，反而表示理解。冯梦龙曾增补《平妖传》，《平妖传》取材于北宋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的历史事件，可冯梦龙补得极为虚幻怪诞，正如张无咎所说：“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32]《水浒传》也取材于北宋宋江起义的史实，而故事多为传说与虚构，冯梦龙对此书评价甚高，称之为“四大奇书”之一，且参与整理李卓吾的《水浒传》评点本。可见冯梦龙也是将上述小说当作一般的故事小说来看待的。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冯梦龙对故事文学和历史文学的要求差异如此之大，两者是否存在矛盾。实际上，所谓矛盾，完全是我们现代人的感觉，在当时，并无人对此提出疑义，倒是比冯梦龙稍后的李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便与冯氏大体相同，他在《闲情偶寄·曲词部》中，便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论述：“若纪目前之事，无所考究。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凭空捏造，是谓虚则虚到底也。若用往事出题，以一古人出名，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载籍，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了解了李渔的虚实观，则对冯梦龙关于故事文学与历史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可不必疑惑了，在今天人们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在古人那里却能得到很好的统一。
在冯梦龙的文学批评中，尤其是戏曲评点中。议论较多而又有系统的是情节结构论。可以说，情节结构论是冯梦龙的文学创作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关于情节，高尔基有段非常著名的论断：“文学的第三要素是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33]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我们不能要求冯梦龙达到高尔基的这种认识高度，他确实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好的情节能充分地表现人物性格，反之，则有损于人物形象。在《楚江情叙》中，他批评原作情节“几处不妥”，首要之处：“胥长公一世大侠，于谋一妇人何有，乃计无复之，而出此弃妾之下策，岂惟忍心哉。其伎俩亦拙甚矣”!他认为弃妾的情节有损于胥长公大侠的形象：一是残忍无情，二是有勇无谋。冯梦龙为之“医此大创”。将弃妾换成弃妓，不致使胥长公侠义性格受损。《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是冯梦龙根据旧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写的。原作写柳耆卿看上歌妓周月仙，而周恋着黄员外，不肯从柳，柳便利用县宰的地位，吩咐舟人在船上强奸周，设此毒计得到了周月仙。冯梦龙认为这篇小说“鄙俚浅薄，齿牙弗馨”。(《古今小说叙》)他在改作中，将这一情节全部移到富人刘二员外头上。并在此处加了批语：“此条与《玩江楼记》所载不同，《玩江楼记》谓柳县宰欲通周月仙，使舟人用计，殊伤雅致，当以此说为正”。[34]冯梦龙这样写，主要是从情节与人物的关系方面考虑的。这一情节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冯梦龙改写并没有将它舍弃，只是将它更换了主人。但从它与人物的关系来看，它有损于“风流首领”柳耆卿的性格，不宜加在他的头上。在改作中，冯梦龙还增加了柳耆卿出八千身价，为周月仙除了乐籍，让她与黄秀才团圆的情节。这种情节才有助于塑造柳耆卿的形象，才是最好的情节。
[2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4][25]《新列国志·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6]《新列国志叙》，《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2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28]转引自《曲海总目提要》卷九，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
[29]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
[30][31]《古今小说》第七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32]《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叙》，《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33]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第3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34]《古今小说》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Ⅳ 谁有关于冯梦龙<情史>的论文内容，最好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 1 各类情卷中的情的理解 2 冯梦龙自身的情感取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何悦玲
内容提要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关键词 冯梦龙 《情史》 情美学 价值意义
《情史类略》（简称《情史》）是晚明作家冯梦龙评辑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集。作为诞生于宋、明以来情、理关系争辩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其贯穿着冯梦龙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未产生足够的兴趣。基于此，本文拟以《情史》评辑中的“情美学”作为观照对象，对其体系内涵及价值意义进行初步的阐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中国文化中，“情”本身具有“审美的性格”。此诚如美籍华人学者吴森先生解释“情”云：“从字形的结构来说，‘情’字是形声字，从‘心’旁得意义，从‘青’得声音。但从‘心’旁的字太多了。‘情’字所以别于其他‘心’旁的字，完全因为‘青’字的缘故。宋代文学家王圣美用归纳法把‘青’字的含义展示出来。‘青’字含有‘美好’之意。他找着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下列几个我们常见到的：‘晴：日之美者。’‘清：水之美者。’‘菁：艸之美者。’‘精：米之美者。’‘倩：人之美者。’‘请：言之美者。’‘情’字不用说了陆耐春。代入公式，‘心之美者是为情。’”①徐复观先生指出：“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流。不过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没有此种转换，便可以忽视艺术，不成就艺术。”②
冯梦龙《情史》的评辑，正贯穿着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冯梦龙的“情美学”，首先是以“情”为本体建构起来的。在《情史·龙子犹序》中，冯梦龙明确指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在冯梦龙看来，“情”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终极本原和一切生命创造的原动力。在此基础上，冯梦龙将仁义道德的根源之地，也归结到“情”上。如《情芽类》在《情史》中居第十五卷，包括故事27篇，辑录了各类圣人、贤人、僧人皆不能免情的故事。在该卷末尾总评中，冯梦龙指出：“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文王、孔子之圣也而情，文正、清献诸公之方正也而情早耐，子卿、澹庵之坚贞也而情，卫公之豪侠也而情，和靖、元章之清且洁也而情。情何尝误人哉？人自为情误耳！红愁绿惨，生趣固为斩然。即蝶嚷莺喧，春意亦觉破碎。然必曰草木可不必芽，是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吾未见其可也！”在冯梦龙看来，“圣”、“方正”、“坚贞”、“豪侠”、“清洁”等道德人格均以“情”为本根，始终包含着“情”的渗透和奠基。如果失去这一本根，人生不仅会了无“生趣”，显示出冰冷的状态，而且也无法成就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在此基础上，冯梦龙又进一步将“情”之本体之功推演到社会及政治领域。如《情侠类·唐玄宗僖宗》篇载：“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在篇末评语中，冯梦龙指出：“去一女子事极小，而令兵士知天子念边之情，其感发极大。所谓王道本乎人情，其则不远”。
但另一方面，冯梦龙又不赞成任“情”而为，反对对“情”的狂热崇拜与盲目顺从。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冯梦龙对“情”的不完满体验。在冯梦龙看来，“情”缘首先不可强求，“虽至无情，不能强缘之断，虽至多情，不能强缘之合”（《亩首情缘类》卷末总评）。其次，“情”的付出和回报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增长，赋情弥深、畜憾弥广的事屡见不鲜，因情成仇、为情所累之事件也会经常发生。再次，“情贞”与“情淫”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用“情”稍有不当，“情贞”即会转化为“情淫”。在这些体验基础上，冯梦龙进而以水作论道：“情，犹水也。慎而防之，过溢不上，则虽江海之决，必有沟浍之辱矣”（《情秽类》卷末总评），主张在“情”的追求中，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情”，以理性的精神调节“情”，建构一个以情为本、情理交融的“情美学”境界。《情芽类·孔子》载：“或问：‘孔子有妾乎？’观《孔丛子》载：宰予对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据此，则孔子亦有妾矣。”篇末，冯梦龙议论云：“人知惟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情芽类·张忠定》载：“张公咏帅蜀日，选一小女浣涤纫缝。张悦其人，中夜心动。厉声自呼曰：“张咏小人！不可，不可。”篇末，冯梦龙又以辩证观点评论道：“……张乖崖，皆能制其情者。政以能制，见其不能忘。”在冯梦龙看来，见其美色而“忘”情，是为“不通情”，见其美色而不能“制”情，是为滥情，“不远情”、“不溺情”方是情理交融的最恰当处置。
如果说讴歌“情”、提倡“情”，是冯梦龙“无情化有”主张的显现，那么将理性精神融入“情”中，则是冯梦龙“私情化公”愿望的体现，它们共同的目的均在于导情入正，最终建构起“真善美”相统一的“情美学”理想境界。《情史·情贞类》48篇故事的评辑，正是对这一理想境界的生动演绎。以《张宁妾》而言，其中记载：张宁有二妾，一名寒香，一名晚翠，年可十六七，皆端洁慧性。张无子，将死之际，诸姬悉听之嫁，惟二氏独不忍去，且“泣请曰：‘妾二人有死不贰。幸及公未暝，愿赐一阁同处，且封鈅之，第留一窦以进汤粥。誓死以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发，以誓靡他。公不得已，勉从之。乃寂居小阁，绝不与外通声问。及公卒，设席阁中，旦夕哭临，服三年丧，不窥户者五十余年。”后嗣子文英中进士，感其恩德，遂为奏闻，旌之曰“双节”。在这则故事中，二女身份为妾，既不明白多少“忠孝节烈”的大道理，社会也未必对她们寄予着如此的价值期待。在丈夫将死之际，她们之所以选择“有死不贰”，完全出于其“不忍”之情。在这最原始、最本真的心理情感驱动下，她们置自己少艾、为妾、无子的现实境遇于不顾，毅然“禁足小阁”，五十余年“绝不与外通声问”，不仅最终作出了“忠孝节烈”之举，并且赢得了朝廷“双节”的美誉。如此以来，二女的“情贞”，便奠基于最本根的“至情”、“至性”之上，是“情”与道德的兼容，是“真”与“善”的统一，也无疑是情之“美”的理想境界。故此，在篇末，冯梦龙高度赞扬说：“二姬之所难者有三：少艾，一也；为妾，二也；无子，三也。况听嫁业有治命，前无所迫，后无所冀，独以生前爱重一念，之死靡他。武之牧羝海上十八年，皓之留金十九年，遂为旷古忠臣未有之事。而二姬禁足小阁，且五十余年，其去槁木死灰几何哉！情之极至，乃入无情。天纵其龄，人高其义；寒而愈香，晚而益翠，真无愧焉”。
二
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冯梦龙的“情美学”创建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情”和“理（礼）”的关系，一开始是“情”和“性”的关系。“先秦的人性论，虽大体上分为性与情的两个层次，但在本质上却多认为是相同的。”③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二者关系发生了变化。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④此时的“情”，大致相当宋人所说的欲，偏于恶的意味重，情、性关系出现了分裂。到了宋明理学时期，随着“性，即理也”命题的提出，情、性关系遂转变为情、理关系。在情、理关系认知中，理学家们虽然承认情之存在的必然性，指出“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朱熹《近思录》集注卷五）但却普遍把情看作消极的、恶的因素，从而置其于理的规范和框架之下。此诚如张载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⑤朱熹言：“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言：“人心是天渊，心之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⑥理学家的这一认识，不仅使得情、理间的对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而且在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时，极易产生以“理”杀人的消极后果，此诚如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所言：“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⑦
正因为理学思潮情、理关系认识的这一局限，到了明代，思想界有识之士开始对理学思潮进行纠偏。李泽厚先生指出：“宋明理学在其整体行程中，大致可以分为奠基时期、成熟时期和瓦解时期。张载、朱熹、王阳明三位著名人物恰好是三个时期的关键代表。……如果说，张的哲学中心范畴（“气”）标志着由宇宙论转向伦理学的逻辑程序和理学起始，朱的中心范畴（“理”）标志着这个理学体系的全面成熟和精巧构造，那么王的中心范畴（“心”）则是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的理学末端。”⑧对理学思潮的纠偏，正是从理学体系内部的瓦解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功不可没。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⑨认为“天理”与“人欲”共存于人的一“心”，从而提出了“心本体”的命题。“心本体”命题的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由此开辟了“欲望”进入“理”的道路，使“理”在相对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对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有精彩论断，他指出：“‘欲’在‘理’的名义下被承认一事，一方面表明‘欲’的无自立性，另一方面从天理来说，由于把人欲摄入其中，从而得以对自身进行再编和补强；但其反面，由于欲在理的名义下从负面转为正面，反倒确立了欲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又由于欲被纳入理中，于是逐渐渗透到理的内部，终于使理的内容发生实质的变革。”⑩在阳明学说激励之下，经过王学左派的发展，以张扬“人欲”、反对理学教条为内核的“情文化”思潮随之发生。李贽和文学领域的汤显祖、袁宏道即是其典型代表。李贽高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戏剧大师汤显祖不仅认为“世总为情”（《汤显祖全集》第三十一卷《耳伯麻姑游诗序》），并且自觉为“情”作使，在《牡丹亭》传奇中，通过青春少女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离奇演绎，充分展现了“情”的生化之能。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公开宣称其人生态度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与龚文长先生书》）。当然，从创建理论目的来看，“情文化”思潮并不反对儒家之“理”，他们反对的只是理学教条对人性的过度扼杀。但从思维方式来看，他们与理学家一样，奉行的仍是“情”、“理”对立的思维模式。汤显祖称赞达观和尚“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话语为“一刀两断语”的判断（《汤显祖全集》第四十五卷《寄达观》），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宋明以来“情”、“理”间的长期对立紧张不仅未能得到片刻缓和，而且由于经济及重“情”的进一步激励，对“理”的奉行造成了极大破坏。世人为了利欲的满足，要么挖空心思，要么不择手段。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李瓶儿、西门庆为了财色满足，不惜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气死挡道的花子虚，《醒世言》中的薛素姐，为了独得家产，竟要阉割公公。如此种种，虽是小说家言，却无疑是对晚明现实的高度艺术概括。普通大众如此，士大夫也不例外。明代哲学家何良俊这样记载：“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竟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11)明人吕祖师感叹当时士人对声色之事的津津乐道和恬不知耻说：“尝见读书才士，与一切伶俐俊少，谈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使听者跃跃。”(12)
到了晚明后期，内有因宦官专权而带来的政治腐败，外有因周边民族侵扰而呈现的存亡危机，在此情况下，确立与强化人的道德责任感又一次成为社会当务之急。冯梦龙的“情美学”创建，正是此历史当头的必然产物。冯梦龙“情美学”创建中对“情”之本体地位的强调与阐发，显然是直接针对理学思潮“理为情之范”认识而立论的。《情史》评辑中，冯梦龙不仅直接将其作品命名为《情史》，以分类建型的方式，构造出24卷分类的庞大的“情，”文化类型，而且在篇末或卷末仿照“太史公曰”的笔法，以“情史氏曰”、“情主人曰”等形式加以评论。之所以如此，就是企图通过这样的体式，把被理学思潮视为恶、视为不善的“情”，纳入“史”的范畴，从而提高“情”的“史学”地位和意义。不仅如此，在《情贞类》卷末总评中，冯梦龙进一步明确指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单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冯梦龙的这一论断，不仅具有了廓清理学思潮“理为情之范”的迷雾、还归“情为理之维”的本原地位的意义，并且在王阳明基础上，进一步开辟了“情”进入“礼”（理）中的道路，对“礼教”坚冰的打破，出了重重的一击。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冯梦龙的“情美学”的创建，还有另一重要意旨，即纠“情文化”思潮之偏，进而使“情放”走向“情正”。《情史》24卷评辑中，《情贞类》居其首，《情贞类》48篇故事演绎中，“情”之“真”与“善”相统一，之所以如此，显然是直接针对“情文化”思潮的偏至发展而带来的道德失范和欲望膨胀而立论的。不仅如此，冯梦龙“真善美”相统一理想审美境界的创建，一方面使得“情”与“忠孝节烈”道德观念直接挂其钩来，使“情”的自然属性导向一般的道德规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情”获得“道德化”、“刚性化”及“贞正化”品质，使得“忠孝节烈”之类道德观念的实践获得了内在的源头和动力，从而呈现出“不容已”的自然属性。在此，我们倘若看不到冯梦龙这一双重纠偏的意旨，不仅将有负于这位“情主人”的良苦用心，并且对《情史》的理解也将会出现不应有的偏差。
注释：
①吴森：《“情”与中国文化》，东海大学哲学系主编：牟宗三等《中国文化论文集》（一），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9月，第247页。
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82页。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5页。
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2页。
⑤张载：《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⑥⑨王守仁：《传习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372、10、458页。
⑦《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清代近代编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73页。
⑧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
⑩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11)何良俊：《四有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页。
(12)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原载：人文杂志20095
Ⅳ 文言文冯梦龙的笑府
《笑广府》选段：“或人命其子曰：‘尔一言一动皆当效师所为。”
子领命，侍食于师。师食亦食，师饮亦饮；师嚏，生不能强为，乃揖而谢曰：‘吾师此等妙处，其实难学也！’”《笑广府》原文：有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当学习你老师的所做所为." 他儿子记住了父亲的活，在陪老师吃饭时，老师吃饭他也吃饭，老师喝酒他也喝酒，老师侧身他也侧身。
老师偷偷看他的行为不自觉的发出笑声，放下筷子而打个喷嚏，他不能硬学这种做法，于是佩服的说："我老师的这种奇妙的做法，实在是很难学习的."此文出自明代·冯梦龙《笑广府》(5)冯梦龙为什么要写校服扩展阅读写作背景：《广笑府》，明代中国文言谐谑小说租山棚。明冯梦龙纂辑。
共13卷，分《儒箴》、《官箴》、《九流》、《方外》等14部，总计401条。梦龙有《古今小说》等三言已著录。
此编在作者《笑府》基础上略为增益的笑话集（末卷附录谜语）。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
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
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作者简介：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又字子犹，公鱼。
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冯梦龙出身士大夫家庭，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
他的作品比较强调感情和行为，最有名的作品为《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与明代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
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中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
冬日摇扇
一个穷人去走富亲戚，无毛皮衣服，只能穿葛麻做的单服。这人爱面子，恐富亲戚见
笑，冬日里带上一把扇子弊则，席间不住摇扇，对众宾客说：“我这人就怕热，即使冬日也喜欢
取凉。唯或”
酒席完后，主人看出了穷亲戚的做作，便请他留宿，并迎合他的做作劲，用单被篾席，
在池畔亭台的风凉处搁铺，让他住下来。这穷亲戚不便再改口，只得暗暗叫苦。
半夜后，天气更凉，穷亲戚只得披了薄被起来走动以御寒，不料失脚跌进池中。主人来
看他，惊问怎会跌入池中的，穷亲戚冻得直打哆嗦、但还是死要面子说：“我怕热怕得厉
害，即使冬月里睡在凉亭中，也还想洗一洗凉水浴。”
原文 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倨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用？”一日，麒麟生诞，蝠亦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个无奈他何！” 凤凰：传说中的神鸟. 寿：做寿 倨傲：骄傲自大. 麒麟：传说中的神兽. 生诞：这里指诞辰.注释 与：同“欤”.句末语气词，表示疑问. 恶薄：恶劣浅薄，指社会风气. 语：说. 何以：凭什么. 居：在. 至：到，来. 徒：家伙. 翻译 凤凰做寿，百鸟都来祝贺，唯有蝙蝠没有来.凤凰责问它说："你处在我的管辖之下，有什么好骄傲的呢？"蝙蝠说："我有脚，属于走兽，朝贺你有什么用？"一天， 麒麟做寿，蝙蝠也没有去.麒麟也责问它.蝙蝠说："我有翅膀，属于飞禽，凭什么向你朝贺？"后来麒麟和凤凰见了面，说到蝙蝠的事，相互感叹地说："现在世上风气恶劣，偏偏生出这样一些不禽不兽的家伙，真拿它没办法！" 寓意 比喻一些卑鄙 *** 的人没有明确的立场，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换身份. 有时也比喻一些人不愿意站在一个群体的队伍当中，而特立独行，不盲目从俗，保持自己的特点. 讽刺了喜欢耍两面派的人.。
原文 一乡人，极吝致富，病剧（1）牵延不绝气，哀告妻子曰：“我一生苦心贪吝，断绝六亲，今得富足，死后可剥皮卖与（2）皮匠，割肉卖与屠，刮骨卖与漆店.”必欲妻子听从，然后绝气.既（3）死半日，复苏，嘱妻子曰：“当今世情浅薄，切不可赊与他！” ——明·冯梦龙《广笑府·贪吞》 译文1： 有一个乡下人，因为极其吝啬而致富，有一天病得很重但是迟迟不断气，哀求妻子和儿女说：“我一生贪婪吝啬，和亲戚们断绝关系，现在家业富足，死后可以把我的皮剥下来卖给皮匠，把我的肉割下来卖给屠夫，把我的骨头刮下来卖给漆店.”一定要妻子和儿女答应了，才绝气而死.死了半天，又醒了过来，嘱咐妻子和儿女说：“现在世道不好，人情浅薄，切记给他们不要赊帐！” 译文2： 有个乡下人，极吝啬，但却靠吝啬富了起来.后来他得病将死，快咽气的时候苦苦哀求妻子和儿女道：“我一生苦心贪吝，和亲戚们断绝关系，现在才富裕起来，死后可剥皮卖给皮匠，割肉卖给屠户，刮骨卖给漆店.”在得到妻子和儿女的应诺后，他才断气.可是死了半天又活过来，再嘱咐妻子和儿女道：“当今世情浅薄，切不可赊给他们.”。
一钱莫救 ——明·冯梦龙《广笑府》吝啬鬼原文：一人道遇溪水涨，吝出渡钱，乃拼命涉水，至中流，水急冲倒，漂流半里许.其子在岸旁觅舟子救之.舟子索钱一钱，方往.子只出五分，断价良久不定.其父垂死之际，回顾其子，大呼曰：“我儿，我儿，五分便救，一钱莫救！”（1）：联系上下文，解释下列词语的意思.许：文中指比半里多一点觅：找舟：渡船子：儿子良久：很久顾：回答莫：不要（2）翻译此文.一个人过河时遭遇溪水涨潮，因吝啬出租渡船的钱，就拼命游泳，到了河道中流，水太急，把他冲去另一个方向，漂流了半里多.他的儿子在岸旁找渡船来救他.船夫说要一钱才去，那个人的儿子说只出五分，讲价讲了很久都没定价.那个人快死时，回答他的儿子，大声说：“儿子，儿子，五分才来救我，一钱千万别来救我！”（3）加入你遇到文中的人物，你会分别对他们说些什么话？请写出来与大家交流.1、对那个人说：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2、对文中的“儿子”说：你父亲都快死了，为什么还要吝啬一丁点钱？3、对文中的“舟子”说：你也有错，应该先救人一命，再谈价钱嘛！（4）请写出文章主要内容.这篇文章写了一个人因过河时遇涨潮，吝啬船钱，游泳过河.过河中差点遇险，但在临死前，还吝啬一点钱的事情.。
Ⅵ 伯牙鼓琴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撰写了什么
原文：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 ，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至于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译文：
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擅长于倾听。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高山，钟陆枝子期听了赞叹道：“好啊！这琴声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眼前！”伯牙心里想到流水，钟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宛如奔腾不息的江河在我耳边流淌！” 伯牙心中的所思所想，对钟子期都无法隐瞒。
伯牙在泰山的北面游览，突然遇到暴雨，只能停留在岩石下；心里十分伤感，于是就取过琴而弹了起来。起先是类似于连绵大雨声音的乐曲，再作出崩山声音的乐曲。每次有曲子弹奏，钟子期总是能寻根究源它的情趣。伯牙放下琴，感叹地说：“好啊！你能听出我的心意，想象出的景象就像我想象出的景象。我到哪里才能让我的琴声逃过你的耳朵呢？”
伯牙、钟子期相传为春秋时代人，关于他们二人成为知音的传说《列子》《吕氏春秋》等古书均有记载，也流传于民间。我国古诗常有提及，如，“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警世通言》中。
由于这个传说，人们把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叫做“知音”，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觅或乐曲高妙。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团悉；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塌悉乎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
Ⅶ 明朝冯梦龙简介 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资料介绍
1、冯梦龙生平：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署龙子犹，别号墨憨斋主人、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等。他自称是“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人”，原籍属今之苏州市。冯梦龙生在辩乱这座文化名城中一个书香之家，又恰逢资本主义萌携运档芽蓬勃出土之际，传统的孕育、时代的感召，把他这位天才造就成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事业的第一功臣。
2、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悄旁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3、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古今谭概》、《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Ⅷ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简介，冯梦龙三言是怎样的作品
从明朝到清朝的过程中，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中也产生了不少的文人墨客，其中文学家冯梦龙也是这个时期的人物。到底明朝文学家冯梦龙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一起来了解下。还有著名的冯梦龙三言又是什么呢。
文学家冯梦龙雕森缓像
冯梦龙，这是一位在明朝时候非常著名的文学家。除了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在思想上、戏曲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冯梦龙的三言最为人们所熟知。
1574年，冯梦龙出生在苏州的一名门。家中一共有三兄弟，他是老二。因为家中是名门望族，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很是看重，而他们对于文化方面也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冯梦龙最喜欢的就是写写诗文，写写小说。
早期的时候，冯梦龙和其他读书人一袜春滑样，希望在仕途上能有成就，但多次参加科举都落榜了。后来，对于科考没有想法的冯梦龙最后专心于写小说创作了。而他创作小说的来源跟他的感情生活还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冯梦龙喜欢一个歌妓，所以对于当时社会中的下层生活很是了解。于是他就将这些内容都写进了小说当中。这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后人喜爱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
晚年的冯梦龙虽然获得了职位，一直为反清事业奋斗，最终在1646年的时候含恨而死。
虽然说冯梦龙一生中在仕途上的时间并不长久，他所写的文章和一直以来的文学不一样，但他也是个实实在在的爱国人士。对于冯梦龙来说，他的作品三言就是其最好的代表作。
冯梦龙代表作三言图片
所谓的三言，其实就是指冯梦龙所编写的三部小说，而这三部小说所写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展现当时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情况，也就是市井小民的平凡生活，其中有包含他们之间的友情。有的是表达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一些伦理道德的，也会包含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内容。不过三部作品中，最多的还是讲述关于爱情故事方面的内容。
冯梦龙《三言》中，不论讲述的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都是冯梦龙将当时的低层人们真实的生活情况的一种写照，作品中处处都隐藏着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的告腊特点。冯梦龙的三言，不仅含有小说情节曲折的特点，同时还对人物的情感有了一个细腻的描绘，这样一来将小说中的矛盾体起到了淡化的作用。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冯梦龙三言的完整作品如今已经找不到了，但后人对他作品有一定的翻刻，所以人们还是能够大致上了解到冯梦龙三言是什么东西的。
Ⅸ 冯梦龙原文_翻译及赏析
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汉族，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兄梦桂，善画。弟梦熊，太学生，曾从冯梦龙治《春秋》，有诗传世。他们兄弟三人并称“吴下三冯”。 冯梦龙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碰启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笑物如，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蚂兆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 *** 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餬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主张
综合冯梦龙的小说创作，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他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负的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有怀》评），又在《叙山歌》中说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落实到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恒言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希望借着这些通俗作品去达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实践，他解释“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
明白的昭示这套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朔源
冯梦龙思想受明代哲学家 李卓吾和王阳明影响很大。
据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并与袁无涯一起增补、整理、刊行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在冯梦龙所编纂、评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贽的言论，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评价。李贽最为惊世骇俗的思想莫过于对孔子及其六经的蔑视和否定。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童心说》）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论语》、《孟子》、六经，决非万世之至论，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童心说》）李卓吾坚决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汉唐宋三代，“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胆识，凭借犀利的笔锋，剥掉了孔夫子神圣的外衣，解除了六经、《语》、《孟》经典的包装，显露出其庸常的一面。在冯梦龙的著作中，也有对孔子及其六经的嘲讽和否定。他在《广笑府序》中写道：“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学杀人的主张，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李贽。在《太平广记钞》卷二十六《刘献之》条后，冯梦龙有评：“假使往圣不作六经，千载又谁知其少乎？”将六经视为可有可无典籍。李卓吾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系统阐述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并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李卓吾一样，冯梦龙也肯定妇女的才智，在《智囊》中，专辑《闺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闺智部?贤哲》总评曰：“谚云：‘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这和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主张何其相似。
李卓吾的文学观对冯梦龙的影响更大。李贽最根本的文学主张是“童心说”，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在李卓吾看来，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李贽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是戏曲小说。在《童心说》中，他推《西厢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冯梦龙认为文学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说：“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太霞新奏序》）冯梦龙所说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推崇不亚于李贽。他说：“今虽委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叙山歌 》）并亲手蒐集、整理了《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他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宇内四大奇书”。编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包括话本经典“三言”。
王阳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冯梦龙对其学说推崇备至，他在晚年创作了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这样评价阳明心学：“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 生活在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现实的污浊，并对此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传习录》中）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希望唤醒人们的良知，改变社会现状。冯梦龙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其丑恶的一面看得更为清楚。他在《醒世恒言叙》中写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 *** 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嚣为醉。”针对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现实，冯梦龙要用文学创作来唤醒世人。他说：“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醒世恒言叙》）冯梦龙的醒世思想和王阳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阳明用以救世的一剂良药就是“良知说”。“良知”是什么？王阳明作过各种解释。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成，是故谓之良知。”（《大学问》）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传习录》中）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恻怛之心，忠君爱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它是先天赋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致良知”不过是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保持良知不为私欲遮掩，自觉自愿地履行这些道德规范。冯梦龙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伦理观念。他说：“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古今小说叙》）也就是说，小说也能起到六经的作用，可以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甚至比经书的教育作用更显著。与王阳明不同的是，冯梦龙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而他们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却没有什么不同。
在明代哲学史上，李卓吾和王阳明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李卓吾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反传统精神，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王阳明则是传统儒学的拥护者和继承人，直接因袭从孟子到陆九渊的哲学思想，站在维护明朝统治的立场上，进行新的架构和阐释。如此矛盾对立的两位思想家，为何都能为冯梦龙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评价诗人歌德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冯梦龙是有启发意义的。冯梦龙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贬斥六经；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兢兢业业治经，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学著作。称赞孔圣人“删述六经、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开百千万世之绪，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讲学之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择私奔；另一方面，却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传，认为其清白胡可没也。这种矛盾现象正是冯梦龙接受尖锐对立的李卓吾和王阳明的思想基础。其次，冯梦龙接受李卓吾和王阳明是有阶段性的。大体上来说，可以冯梦龙崇祯三年中副榜贡生为界。他青年和中年时期，受李卓吾的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晚年则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思想趋于保守。冯梦龙的主要小说、戏曲、民歌几乎都是在公元1627以前编纂的，也就是说，冯梦龙作为一位通俗文学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确立。他的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主张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崇祯三年，他中了贡生，做了一任丹徒训导，后来迁升寿宁知县，因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为朝廷命官，他得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文武兼备的王阳明成为他崇拜、效法的对象，接受王阳明便在情理之中。再次，冯梦龙受李卓吾、王阳明的影响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学”的影响更大。冯梦龙是一位文学家，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对小说、戏曲的评点，直接影响冯梦龙的文学活动。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阳明的影响，李卓吾自己便说过：“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王阳明先生道学钞》）事实上，李贽的一些精辟见解便受到阳明心学的启发，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李卓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先声。李卓吾的“童心说”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之间显然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至少在先天赋予、人人具备的真实存在这一点上如此。既然反道学的李卓吾也能从真道学王阳明处得到启发，那么后学冯梦龙能兼采“李氏之学”和阳明心学也就不难理解了。（本文系部分节选自傅承洲《明清文人话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戏曲整理及其他冯梦龙作为戏曲家，主要活动是更定传奇，修订词谱以及在戏曲创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张。至于冯梦龙创作的传奇作品，传世的只有《双雄记》和《万事足》两种，虽能守曲律，时出俊语，宜于演出，但所写之事，缺少现实意义。冯梦龙之所以重视更定和修谱工作，在于他看到当时传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画葫芦，传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现象严重。为了纠正这种弊端，使之振兴，于是主张修订词谱，制订曲律，以期“悬完谱以俟当代之真才”(同前)。同时提出“词学三法”，强调调、韵、词三者不应偏废。在冯梦龙看来，一部优秀剧作，应该情真意新，韵严调协，词藻明白，文采斐然，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冯梦龙正是在这种主张驱使之下，从事传奇更定工作的。冯梦龙更定的作品达数十种之多，现可考者有17种，其中颇有不少名作，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梦》，袁晋的《西楼记》，李玉的《一捧雪》、《 *** 关》和《永团圆》，《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过程中，冯梦龙强调关目的真实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对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节为主脑，突出岳飞忠君爱国和将士人民对他的爱戴。他还注重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使之生动鲜明。以更好地发挥“传奇之衮钺”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给各种人物以不同的个性特征，“虽妇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酒家序》）。对于音律，见原作落调失韵处，冯梦龙也总是按谱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汤显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认为这部具有无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头之书，非当场之谱”（《风流梦小引》），冯梦龙更定的《牡丹亭》，与汤显祖原著的意趣，虽有所差异，但也的确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
《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著名昆曲剧目，便有采用冯梦龙定本的地方。冯梦龙更定传奇的工作，对于纠正创作脱离舞台的案头化偏向，繁荣明末戏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戏曲表演艺术方面，冯梦龙也有不少精湛之论。他在《双雄记序》中提出，“歌者”必须识别调的宫商，音的清浊，不能“弄声随意”、“唇舌齿喉之无辨”。在更定传奇的眉评中，也时时“提示”演员，何处是“精神结穴”处，戏要做足；何曲演时不宜删略。要求演员应认真领会角色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以及其所处的艺术环境，演出神情和个性来。这表明冯梦龙在有意地探讨表演艺术的规律，并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总结。
冯梦龙的散曲集《宛转歌》和诗集《七乐斋稿》，均已失传。从残存的数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极摹别恨”之作。他的诗以通俗平易见长，虽不成诗家，但亦有可观之作。如在知县任上写的《催科》，其中便有“带青□早稻，垂白鬻孤孙”之句。正如钟惺所评：“下句更惨。二语出催科吏之口中，亦无可奈何之极矣。”（《明诗归》卷七）
此外，冯梦龙还曾参与校对精刻《水浒全传》，评纂《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话集、政论文等十余种传世，还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经指月》。
冯梦龙的诗文明有陆庐峰者，于京城待用。尝于市遇一佳砚，议价未定。既还邸，使门人往，以一金易归。门人持砚归，公讶其不类。门人坚称其是。公曰：“向观砚有鸲鹆眼，今何无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值石工，幸有余银，令磨而平之。”公大惋惜。——明代·冯梦龙《砚眼》砚眼
明有陆庐峰者，于京城待用。尝于市遇一佳砚，议价未定。既还邸，使门人往，以一金易归。门人持砚归，公讶其不类。门人坚称其是。公曰：“向观砚有鸲鹆眼，今何无之？”答曰：“吾嫌其微凸，路值石工，幸有余银，令磨而平之。”公大惋惜。 国中文言文 ， 寓言故事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而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坐囚于庭中，去其桎梏而饮食之，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变而惶顾。晔曰：“杀人者汝也！”囚佯为不知所以。晔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箸，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非汝而谁？”囚无以对。——明代·冯梦龙《欧阳晔破案》欧阳晔破案
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而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坐囚于庭中，去其桎梏而饮食之，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变而惶顾。晔曰：“杀人者汝也！”囚佯为不知所以。晔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箸，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非汝而谁？”囚无以对。 国中文言文 ， 赞颂 ， 写人故事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请观懒惰者，面待饥寒色。——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醒世恒言
富贵本无根，
Ⅹ 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写了什么内容
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大绝键志》写了什么内容
《东周列国志》是明朝末年着名小说家冯梦龙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全书由古白话写成，主要记述了从西周宣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间的历史。
冯梦龙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创作《东周列国志》。早在元代，民间就流传一些关于“列国”故事的白话本。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学者余邵鱼编纂了一部《列国志传滚巧》。冯梦龙根据各种史书对《列国志传》进行了改正修订，于是便有了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朝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新列国志》再次进行修改，并正式定名为《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东周时期“列国”的故事。记述了很多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以及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吞并战争，还写了一些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大学问家。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梦龙用深情的笔调写了这些出色的思想家们的政治理念，歌颂了他们胸怀天下的可贵品质。此外，《东周列国志》对商鞅变法和李悝变法等也有详细的记述宏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