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祥西装西裤品牌介绍

『壹』 中山装是孙中山发明的吗拜托各位大神

是的 中山装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设计发明的。协助孙中山先生裁制中山装的裁缝是广东台山人黄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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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中山装的形成发展

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英国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流传，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为中山装，并成为中国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装。
关于中山装的来历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有的说是1912年在广州问世的，有的说是由日本铁路制服改制的。这里提到的黄隆生是一位越南的华侨，开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的店购物。黄得知这个顾客就是孙中山时，当即要求加入兴中会，为革命出力。
中山装就这样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了中国男装一款标志性的服装，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见到由它演变而来的时尚服饰。 在清朝（1644年～1911年），受剃发易服影响，中国男子都是被迫强制，按照满族的式样梳理头发，穿衣戴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备学堂，聘德国教官训练，军服也参用德式，夏用黄卡叽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裤帽。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亦仿德制编练自强军，“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与此同时，袁世凯采用德操编练新军，官弁军衣靴鞋均仿德式，颜色一律纯用黑色，“在营军衣均须窄小，尤须大众一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不久，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当时的《奏定学堂章程》记载: 各省学堂冠服一端，率皆效仿西式,短衣皮靴，文武无别。仿效西洋式样的新军军官军服,全国推行新式陆军训练军制改革是清末改制的一项。
清末新军出现了一些改变，1905年清末新军军服改革,基本上是照搬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军服制度和军衔制度。鉴于清新军改换日本军服后,长辫无法塞入军帽中,影响射击的准确性,练兵处建议准予军士剪辫。《大公报》趁此时机,再次发起剪辫易服的讨论。清政府为了不给舆论以剪辫易服的口实,竟下令士兵将发辫盘于军帽之中。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它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以后，中山觉着当时的服装不足以显示辛亥革命成果，而当时孙中山觉着也应当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成果的服饰，于是孙中山先生便结合西服和一些特殊含义创造了中山装。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品种。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欧洲军服，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资料称，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的。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英国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纽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声望很高，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起，迅速流传全国。
另一说为粤版。说是孙中山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时，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设计，在自1902年在河内筹组越南兴中会时即追随他的老裁缝黄隆生的协助下，制成了第一套中山装。这一说法大体可信，细节未必可信。孙氏广东人，广东人向来视南洋为第二故乡(陈嘉庚在其回忆录里亦有如是表示)，南洋企领文装与广东便服十分近似，因此产生一种广东版的中山装自然比较靠谱。《北洋画报》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有一篇妙观的《中山装之起源》谈到：“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之言曰：‘昔先总理在粤就大元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筐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理初时所服者矣。’云云。某君随侍中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
其实，更为靠谱的，应当是中山装源于学生装。初期的学生装多仿效日本学生装诘襟，而日本学生装用的是日本海军装，日本海军装是学的欧洲军装。孙中山在日本多年，喜欢穿日本学生装。故1926年11月，《良友》画报出《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时，刊登的孙中山照片的介绍就径说：“先生喜服学生装，今人咸称为中山装。”《申报》1926年5月5日第21版消息《三友实业社职员改装》：“其服制分甲乙二种，甲为中山装，即学生装，乙为世界装。”甚至在一些重大时政新闻中，也作如是观。《申报》1928年7月19日第8版《蒋昨续在北大讲演》：“今日九时半，蒋学生装到北大对各界讲演，听众千余，首讲打倒军阀……”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穿的当然是最正宗的中山装，可是报章也直书其为学生装。 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正中5粒明纽扣，后背整块无缝。袖口可开叉钉扣，也可开假叉钉装饰扣，或不开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对称，有盖，钉扣，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1.5～2厘米）。裤有三个口袋（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挽裤脚。很显然，中山装的形成在西装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整体廓形呈垫肩收腰，均衡对称，穿着稳重大方。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式。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是中山装的创始人。
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 曾请他帮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以前流行的说法是：作为中国新的民族服装。孙文或国民政府阐述该服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前襟的五粒纽扣和五个口袋（一个在内侧）分别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学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还有监察权在领口（纽扣）和内侧（口袋），以彰显监察权的人民监督作用）；衣领为翻领封闭式，表示严谨的治国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间突出的袋盖，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有关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方兴未艾，已经成为大陆高中历史课堂甚至社会上流行的“常识”。然研读所有相关论著，始终未发现有支撑史料。专攻民国风俗文化的南开大学李少兵教授，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原负责人余齐昭都不以为然。
江苏师范大学薛伟强博士于2014年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基于民国时期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没有证据支持孙中山或国民政府曾赋予中山装特殊的政治含义。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1929年，虽然民间曾经出现过一次中山装象征“三民五权”的说法，但其后一度中断数十年，直至民国结束未曾在文献中再现，说明在民国时期知之甚少、不被社会认可。
通过建国后大量文献和史实的排比分析，中山装所谓的特殊含义复杂的演变过程昭然若揭。新中国建立40多年后，其自1992年夏林根为始作俑者，不过4年，便由科技记者谭经望臻于大成。新世纪初，电视媒体、官方教科书、服装公司及地方政府等先后大力宣扬，所谓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文化蕴涵终于成为流行的“常识”。然而，在此期间，相关言论绝大部分出自旅游、科技、服装、文学等领域从业者，而且始终没有哪怕一条史料支撑，包括其中唯一的一篇由历史学者撰写的专业研究文章（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
考虑到台湾政府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作者也专门电邮咨询了台湾的陈永发、古伟瀛等知名历史学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阅信前连中山装的“三、四、五含义”都从未听闻。台湾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萧忆梅博士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 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 中山装是孙中山设计而成的，目的是为现代中国人提供轻便的工作兼社交服。孙中山本身只说明推广中山装的原因，但没有讲清楚其主要灵感何来？以下简介中山装起源的三种说法。
有关中山装的创作灵感，最常听到的说法是来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服。它指出孙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又将企领服的三袋改为四个，可放笔记、纸笔及工具等东西以方便学习或工作。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两者均认为孙中山从中国地方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成。有考证指出1916年孙中山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中华文化习俗辞典》折衷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如下：“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於衞生，便於动作，易於经济，壮於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都似乎有意不提日本的影响。老实说什么南洋企领服、广东便服、宁波便服、甚至西装都不太像中山装，彼此的关系应该不会太密切。最像中山装的是日本校服及陆军士官服。孙中山及革命党在日活动时间不短（曾留日者众）。据说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王才运依图生产。亦有一说是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 八年级 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第八课《辛亥革命》（P39附录）中的介绍，中山装的样式基准来自当时日本的学生制服，依旧能看出两者的相同之处

『叁』 中山装的来历

在满清政府统治末期，由于孙中山领导反满清革命运动，遭清朝政府通缉，被迫长期在国外流亡。他在国外看到人们穿着生活劳动都很方便而又美观的服装，而当时中国社会上还流行长袍马褂，头上加上一顶不伦不类的瓜皮帽。这不仅样子难看，而且生产和生活都不方便。因此，孙中山早就下决心，一旦革命成功，一定要对中国服装也来一番改革。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军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样一来，孙大总统有条件实现他对服装改革的夙愿了。

此时，孙大总统想起了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荣昌西服店的裁缝师傅王财荣。

王财荣是浙江省奉化县江口镇王淑浦村人。自小便跟人来上海学裁缝当学徒。他聪明、勤奋而且好学，几十年的磨练，学得一手好手艺，而且积蓄起一笔钱。他在当时还很偏僻的南京路西藏路口开了一爿荣昌呢绒西服店，生意也颇为兴隆。由于他和蒋介石是同乡，关系较熟，经蒋介绍，孙中山也常到荣昌西服店做衣服。孙中山知道王财荣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在服装设计和制作方面有相当的造诣，因此，就带着如何改革服装这个问题来找王财荣。见面后，两人就热烈地讨论开了。

开始王财荣从自己的生意考虑，提出不穿长袍马褂改穿西装。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服固然有优点，但在中国难以推广。因为这时中国人还很穷，绝大多数人只能穿布料做的衣服，如果普及西装的话，服装改革一定会失败。必须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人穿着的新式服装。后来，孙中山想起在日本看到日本军校学生穿的士官服。它单立领，上下左右都有口袋，前门襟上有9个排扣。青年人穿上它，又方便又精神。王财荣希望孙中山的先生拿一套来作参考，孙中山欣然同意，并表示尽快送来。

几天后，孙中山让人找到一套从日本带回来的士官服，并派人送到荣昌西服店，请王财荣以这套服装为基样，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人穿着的新服装。

王财荣根据孙中山意见，立即和店里伙计们反复商讨，最后决定把领子改成直翻领，胸、腹前做有两大两小有袋盖的4个贴袋。前胸两个小袋的袋盖做成山形笔架式，叫做笔架盖，寓意是革命要重知识。

衣服设计好了，王财荣便根据孙中山的身材做了一套。他带着新衣服，登门请教孙中山，并请他试穿。孙中山先生一穿，果然样式庄重大方，穿着舒适方便。他对王财荣设计的笔架盖尤其欣赏，称赞不已。

于是，孙中山首先穿上王财荣亲手制做的新式服装，穿着它出席各种会议。以后，只要是出席大型群众集会，孙中山必定穿着它去和群众见面，去演讲。

大家敬重孙中山的为人，加上看到他的新服装的确十分舒适美观，也就纷纷模仿制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着它。于是，这衣服首先在南京、上海等地流行起来，以后在全国各地也普及开了。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服装上的改革精神，人们把这种服装叫做“中山装”。

『肆』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声援五卅惨案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死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地下党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谭震林、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谷牧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贺龙、罗荣桓、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姬鹏飞、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国务院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刘少奇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刘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刘少奇主席遭批斗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动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8平方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

『伍』 为什么陈真总是穿中山装

中山装为服装的一种。上身左右各有两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式长裤，由孙中山提倡而得名。 老舍 《四世同堂》二五：“他极大胆的穿上了一套中山装！” 王西彦 《夜宴》三：“今天大概是由于出席宴会，他郑重其事地穿起一套黑哔叽中山装。”中山装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孙中山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定名为中山装，此后几十年，中山装大为流行，成为中国男子喜欢的标准服装。

形成发展

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命名的男用套装。
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这种便装式样很快流传，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中山装，并成为中国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装。关于中山装的来历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有的说是1912年在广州问世的，有的说是由日本铁路制服改制的。
这里提到的黄隆生是一位越南的华侨，开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的店购物。黄得知这个顾客就是孙中山时。当即要求加入兴中会，为革命出力。
中山装就这样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了中国男装一款标志性的服装，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见到由它演变而来的时尚服饰。

中山装的由来

在清朝（1644年～1911年），中国男子都是按照满族的式样梳理头发，穿衣戴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不久，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些改变，但基本式样仍保持着原有的状态，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它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剧变，而且也促使服装的变革更为迅速而明显。中山装就是在这一变革中诞生的。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品种。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服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毛泽东主席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由来，据说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样式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服装在实用上亦有缺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河内由广东人黄隆生开设的洋服店，为了节省外汇，并能体现中国国情而授意黄隆生设计一种美观、简易而又实用的中国服装，黄参考了西欧和日本服装式样，并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而设计缝制成的。但是，也有资料称，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的。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声望很高，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起，迅速流传全国。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纽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后来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款式：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正中5粒明纽扣，后背整块无缝。袖口可开叉钉扣，也可开假叉钉装饰扣，或不开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对称，有盖，钉扣，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1.5～2厘米）。裤有三个口袋（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挽裤脚。很显然，中山装的形成在西装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整体廓形呈垫肩收腰，均衡对称，穿着稳重大方。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式。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中山装的创始人。
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 曾请他帮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中山装由来的另一说法

有人听说“中山装来自日本”，结果留言者被众人围攻，被痛斥为「小日本」及“汉奸”，如果承认日本对中国影响这么困难，也许最好不要读中国近代史罢了。清末民初以来，日本一直在各方面都在影响中国。不过因为中日交恶，所以对日本的影响多不愿提及而已。中山装是一个好例子。明明与日本的渊源密切，欲避重就轻，偏要强说成来自南洋或中国。这种“承认学日本就是不爽”心态百年不变。
中山装是孙中山设计而成的，目的是为现代中国人提供轻便的工作兼社交服。孙中山本身只说明推广中山装的原因，但没有讲清楚其主要灵感何来？以下简介中山装起源的三种说法。
有关中山装的创作灵感，最常听到的说法是来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服。它指出孙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委托河内一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生产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又将企领服的三袋改为四个，可放笔记、纸笔及工具等东西以方便学习或工作。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装的主要参考来自中国。源出中国说再分广东便服说及宁波服便服说。两者均认为孙中山从中国地方便服为基础，加入西装的硬领及多袋等特色而成。有考证指出1916年孙中山托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裁出第一套中山装。
《中华文化习俗辞典》折衷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如下：“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於衞生，便於动作，易於经济，壮於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南洋华侨说及中国说都似乎有意不提日本的影响。老实说什么南洋企领服、广东便服、宁波便服、甚至西装都不太像中山装，彼此的关系应该不会太密切。最像中山装的是日本校服及陆军士官服。孙中山及革命党在日活动时间不短（曾留日者众）。据说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返上海后，于1916年命王才运依图生产。亦有一说是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

造型特征

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
其二，门襟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其三，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设计理念
中山装的最初款式：上衣为立领、前门襟、9粒明扣，4个压爿口袋，背面有后过肩、暗褶式背缝和半腰带。1922年中山装改为立翻领、7粒扣，下口袋为老虎袋。后又改成现在的款式：上衣为立翻领，有风纪扣；衣身三开片，前门襟，5粒明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3cm的插笔口。高档中山装，在袖口部位有3粒饰扣。与中山装配套的裤，一般采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裤。
关于“中山装”，《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材质做工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中山装的优点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其缺点是领口紧、卡脖子等。中山装素以其特有的沉着老练、稳健大方的风格吸引了广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华人的青睐，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视中山装为自己的日常服装。在穿着时，要注意由中山装所传递出的意蕴与其人生态度相吻合，要把风纪扣弥合，有人图一时的舒适而敞开领扣，这样会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有失风雅和严肃。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对于面料的选用也有些不同，作为礼服用的中山装面料宜选用纯毛华达呢、驼丝锦、麦尔登、海军呢等。这些面料的特点是质地厚实，手感丰满，呢面平滑，光泽柔和，与中山装的款式风格相得益彰，使服装更显得沉稳庄重，而作为便服用的面料，可选择相对较灵活，可用棉布、卡其、华达呢、化纤织物以及混纺毛织物。

文化内涵
（ 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最后一集孙中山先生慷慨陈词。）
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
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东西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的肆无忌惮的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
那行政是什么呢？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呵呵）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的被强奸。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举起右手）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
（举起左手）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
（指着中山装的左上袋）这里装的是立法权；
（指着中山装的右上袋）这里装的是行政权；
（指着中山装的左下袋）这里装的是司法权；
这三权你们都熟悉，叫间接民权。我情有独钟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拍拍衣服），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打开上衣，手指内袋）装在这儿，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
我孙文此生阿，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兴衰始末
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当时的革命党人以身着“中山装”为荣，也正因为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便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热爱。于是中山装成为新中国一款标志性的服装，甚至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穿着中山装，国民一度找回了失落了一个世纪的自信。然而，这种自信心的建立，其实源于一个被神化了的领袖。当有一天神化的面纱被揭开后，中国人的信仰便开始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改革开放后，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繁华，也看到了30年被禁锢的悲哀。
在中国的服装产业蓬勃发展、形形色色的服装一路增光添彩的今天，中山装却早早地退出了常式礼服的历史舞台。偶尔，传媒上有国家领导人身着中山装参加国际重要会议的身影，有某位美籍华人穿着中山装参加国际性颁奖典礼，等等消息。从这些有关中山装报道的凤毛麟角中，我们感受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山装最后的一点执着与不舍，才明白自己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中，其实早已有中山装深深的烙印。

中山装做为中国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它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一种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韩国人的韩服、日本人的和服、苏格兰高地男子的褶裥短裙和东南亚一带马来民族的沙笼和峇迪，或多或少都承载着这些元素。现在世界各国大体上都以穿西装为主，但在节日或重大庆典活动时，各民族的人都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然而，当瓦杰帕伊穿一身洁白的印度长袍翩翩而来，小泉纯一郎着一袭宽大的和服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号称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历史，却没办法拥有一件属于自己民族的服饰。
难怪很多人质疑过中华文明。然而意外的是，当中国人肆无忌惮地破坏自己的传统文明的时候，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却说：“你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你们现在好像觉得西方什么都好……总有一天，你们会把西方的东西像破鞋一样扔掉。”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想赶英超美，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想着共产主义理想事业，却似乎从没有想过要找回自己的民族精魂，这种无根的漂泊状态，表现在我们一方面在寻寻觅觅谋求民族的强大兴盛，另一方面却在藐视自己的传统文明自暴自弃。这种矛盾状态其实来源于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它最直接的后果，便注定我们在追求民族进步中却失去了更多。这其中，包括丢掉了自己的“国服”——中山装。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解开历史迷雾所制造的民族自悲情结，以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曾在中国人身上深深打下烙印的中山装时，就会发现中山装离我们的生活虽然有点遥远，但其文化的密码却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比如人权思想、革命精神或民族复兴精神、它其实是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

『陆』 中山装的由来

中山装（Zhongshan suit）

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命名的男用套装。

关于“中山装”，《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

这里提到的黄隆生是一位越南的华侨，开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一次到黄的店购物。黄得知这个顾客就是孙中山时。当即要求加入兴中会，为革命出力。

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依据“礼，义，廉，耻”定前身四个口袋，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 依据五权分立原则，前身改为五粒钮扣，依据三民主义原则，将袖口定为三粒扣；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中山装就这样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了中国男装一款标志性的服装，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见到由它演变而来的时尚服饰。

中山装的造型特征

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
其二，门禁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其三，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中山装的由来

在清朝（1644—1911年），中国男子都是按照满族的式样梳理头发，穿衣戴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1900年之后不久，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些改变，但基本式样仍保持着原有的状态，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它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剧变，而且也促使服装的变革更为迅速而明显。中山装就是在这一变革中诞生的。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品种。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服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毛泽东主席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在民国18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由来，据说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样式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服装在实用上亦有缺点。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河内由广东人黄隆生开设的洋服店，为了节省外汇，并能体现中国国情而授意黄隆生设计一种美观、简易而又实用的中国服装，黄参考了西欧和日本服装式样，并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而设计缝制成的。但是，也有资料称，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的。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声望很高，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起，迅速流传全国。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钮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后来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款式：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正中5粒明钮扣，后背整块无缝。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如依据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而确定上衣前身设4个口袋，依据国民党区别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而确定前门襟为5粒钮扣，又依据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确定袖口还必须有3粒扣子等。袖口可开叉钉扣，也可开假叉钉装饰扣，或不开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对称，有盖，钉扣，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1.5—2厘米）。裤有三个口袋（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挽裤脚。很显然，中山装的形成在西装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整体廓形呈垫肩收腰，均衡对称，穿着稳重大方。

中山装的做工

中山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在工艺上可分精做和简做两种，前者有夹里和衬垫，一般用作礼服和裤子配套穿用，后者不加衬料，适合于日常作便服穿用。中山装的优点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保暖护身，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其缺点是领口紧、卡脖子等。中山装素以其特有的沉着老练、稳健大方的风格吸引了广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华人的青睐，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视中山装为自己的日常服装。在穿着时，要注意由中山装所传递出的意蕴与其人生态度相吻合，要把风纪扣弥合，有人图一时的舒适而敞开领扣，这样会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显得不伦不类，有失风雅和严肃。

中山装的色彩

中山装的色彩很丰富，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一般来说，南方地区偏爱浅色，而北方地区则偏爱深色。在不同场合穿用，对其颜色的选择也不一样，作礼服用的中山装色彩要庄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时色彩可以鲜明活泼些。对于面料的选用也有些不同，作为礼服用的中山装面料宜选用纯毛华达呢、驼丝锦、麦尔登、海军呢等。这些面料的特点是质地厚实，手感丰满，呢面平滑，光泽柔和，与中山装的款式风格相得益彰，使服装更显得沉稳庄重，而作为便服用的面料，可选择相对较灵活，可用棉布、卡其、华达呢、化纤织物以及混纺毛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