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谁有顾城的事迹，发一下
顾城，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顾城的照片(7张)“文革”中开始写诗。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的诗》、《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另与谢烨合著长篇小说《英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顾城的诗》。诗集《白昼的月亮》。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顾城的作品集(4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死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他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尘世间污染了他思想，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顾城杀妻之谜
顾城和谢烨原本是非常相爱的，顾城爱谢烨好像爱一个女神一样。但后来很不幸地，英儿介入了他们的感情。
顾城和英儿，谢烨在一个诗会认识。诗会上朦胧诗被砸得很厉害，但当时英儿立挺顾城。顾城和谢烨很感激，大家关系很好。
谢烨对于顾城很骄傲，对英儿讲了关于顾城的很多事，顾城的脾气，爱好等等。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英儿都记住了，而且对顾城投其所好，后来顾城对英儿说：我们两个是天生一样的，而谢烨是我后天改造的。这话谢烨也听见了，她表面上没反映，但心肯定给伤透了。
为了追求他的自由王国，顾城和谢烨去了激流岛。这时候英儿已经和刘湛秋在一起了。却同时和顾城保持着联系。奇怪的是谢烨并没有阻拦，而且在一旁促成这件事。
刘湛秋也知道英儿此去投奔的是顾城，但他并没想过英儿会成为顾城的情人。原因之一是他很自信，觉得顾城一个毛头小伙子怎么能和他比？原因之二是他相信顾城的人品，不可能趁人之危。
抛开知识分子,罗曼蒂克,这三个人的关系和现实中的凡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更走极端了吧.顾城也许"浪漫"地想像世外桃源,但是英儿和谢烨却都是很现实的.
曾经有人问英儿为什么离开了,谢烨回答: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对于顾城来说，他认为他和英儿的感情仅限于精神层面。他在岛上等着英儿和他一起建立一个精神家园。没有想到，来到他面前的竟然是个物质女孩。
英儿和顾城情人关系的开始，英儿采取了主动。据谢烨回忆，洗澡的时候英儿指定让顾城送毛巾。顾城不敢送让谢烨送。谢烨就笑着说人家让你送你就去送呗。英儿的意思，在这里可想而知。后来她居然说她的初次是顾城强奸，实在是刘湛秋也不能相信的弥天大谎。
顾城和英儿在一起之后，被英儿吸引。至于被吸引原因，可以参看《英儿》。其实顾城在性方面是很胆怯的。（同时可以证明顾城强奸英儿不可能）。顾城和谢烨在这方面也并不和谐。谢烨在性方面态度也比较排斥。所以也许是英儿在这方面给了他惊喜。
谢烨和顾城的孩子小木耳被送了人。因为顾城觉得木耳是个男孩，不能进入他幻想的女儿国。而且小孩子的哭叫让他无法工作，他不喜欢这个孩子。
但后来顾城给木耳的文章中，说他会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偷偷对木耳好。他没有办法解决人伦亲情和他幻想的王国的矛盾。
谢烨带顾城去了德国，期间英儿跟着一个叫老头的跑了，还结了婚。这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完全为了绿卡。顾城特别痛苦。这个时候，谢烨和一个叫大鱼的德国朋友（也是中国人）给顾城出主意，让顾城把英儿杀死，然后自杀。同时谢烨和大鱼还帮顾城买凶器。顾城很感激他们。 为了报答谢烨，顾城想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英儿》。书主要是突出谢烨的高贵和容忍。在书完成后，顾城打算和书里写的一样自杀。顾城自己洋洋得意地说：我如果和书里写的一样自杀，书肯定可以热卖。他想通过这本书给谢烨留一笔钱
后来书写完了，但并不是谢烨想要的样子，谢烨觉得里面的英儿被美化了。所以很不高兴。更可怕的是，书写完了，顾城竟然不想自杀了。
据顾城自己说，有天晚上，他看到了在月光下的小木耳。顿时心里明亮了。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理想王国，接回小木耳，过正常人的日子。他对小木耳说“我要你带我回家”。
他激动地把她的心情告诉谢烨，但谢烨却冷冷地说：一切都已经晚了。 谢烨已经受够了顾城，她决定接受德国那个叫大鱼的朋友。本来计划等顾城自杀后，大鱼也和他老婆离婚，她们一起生活。但如果顾城不死，这个计划就被破坏了。
② 顾城为什么总戴帽子
我也好奇，去搜索了下，发现他的“帽子”其实是旧裤子的裤腿改成的，据说是牛仔裤的。说法如下几个：
一，顾城的名字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也很像个“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想念北京城，所以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引自：http://www.gucheng.net/gc/gcsj/jn/200502/1340.html）
二，有一种说法是，顾城觉得这顶帽子很像苏东坡的帽子的式样，这是他的烟囱，有气就从头顶上冒了。（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9f0c010003a2.html）
三，这是顾城的“王冠”。呵呵，顾城自己也解释到了帽子的缘故，并说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件设计，就戴在头上了……他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引自：http://www.gucheng.net/gcwx/34.html）
③ 顾城为什么戴帽子
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他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尘世间污染了他思想，引用“谌赫”的话：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求采纳，谢谢
④ 诗人顾城的介绍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死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编辑本段]顾城简介（2）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另与谢烨合著长篇小说《英儿》。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顾城的诗》。诗集《白昼的月亮》。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 [编辑本段]关于顾城顾城的“自毁毁人”固然残忍，虽然他完成了自我审判，是是非非都随生命的风帆远去了。他留下的悲剧是大的，我们应当予以理性的反思。顾城的杀妻然后自杀，原因众说纷芸，无外乎陷入情感矛盾纠葛中不能自拔等诸如此类。但庄周先生此刻如独立检查官跳将出来，硬是从顾城诗作中检索出一连串并非“孤证”的铁证，搞了一个顾城杀人行凶动机大曝光。也就是说顾城从25岁时（1981年）写下《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开始，就埋下了杀人的伏笔，直到1993年10月8日也就是等待了12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自毁毁人”的梦想。这真是惊人的发现，诗歌历史上的“哥得巴赫猜想”。在庄周先生的笔下，顾城若干年前传诵一时的诗作，不但今天“看起来毫不朦胧”，完全是一名凶手明显显的供词！可惜时下不兴“文字狱”，要不凭庄周先生的才智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的。现在我将庄周先生引用的“证据”用“*”标明还原原诗段落如下：
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年）
*太好了，我等待着*等待着又等待着*到了，大钟发出轰响*我要在震颤间抛出一切*去享受迸溅的愉快*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让红眼睛的上帝和老板们去慢慢打扫《有时，我真想》（1982年）你走了小时候我也在路上想过好象你会先去，按照古老的习惯我没想过那个人，因为习惯是抽象的螺纹*我只是深深憎恨，你的所有同学*她们害怕我，她们只敢在门外跺脚*我恨她们蓝色的腿弯，恨她们把你叫走*你们在树林中跳舞，我在想凶恶的计划最后，我总沾满白石灰，慢慢离开夜晚
（《顾城诗全编》中“凶恶”为“捣乱”）《铁铃——给秋天离家的姐姐》（1983年）
根据我粗浅的读诗经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少年的失落感。“没有得到一个彩色时刻”，没有蜡笔只有手指和创痛，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也就是喜爱幻想的孩子不能在心爱的白纸上描绘“蝴蝶”般的梦想世界，只好一张张撕碎失落如单调的昔日时光，但少年依旧任性地想，明天一定是个彩色时刻。《有时，我真想》这首诗的副题是“一个异国侍者自语”，作者虚拟侍者厌倦老板的专制，在想象的对抗中打烂瓶子，让老板自己打扫的场景，抒发作者对新时代到来的“钟声”的应和与喜悦。《铁铃——给秋天离家的姐姐》是一首怀念亲人的诗，“我”回忆了童年与姐姐生活的许多细节，亲情感人，历历在目。抄录的第四节写的是姐姐和女同学在树林里玩耍而不让爱捣乱的弟弟“我”参与，“我”十分气恨她们丢下“我”，便想着拿白石灰砸她们来报复一事。作者适度采用了夸张和白描的手法。但不知庄周先生为何一眼就从诗中看出顾城包藏祸心，步步阴险透着杀气，并由此推断诗句预示着顾城自毁毁人的阴谋？
庄周先生将“迸溅”，“凶恶”，“憎恨”，“宠坏”，“任性”，“撕碎”等一类词语简单粗暴地与顾城后期所为联系在一起，又包藏着怎样的用心，透着怎样的意气呢？
顾城之死并不足道，但顾城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诗歌领域是有相当特殊的贡献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那个时代的声音永远不会随记忆磨灭。我不禁要问庄周先生：假如你是在1993年以前写下《齐人物论》，对顾城的评价是否还这样盖棺定论呢？
⑤ 顾城为什么要戴白帽子，有什么意义么
顾城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尘世间污染了他思想，引用“谌赫”的话：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顾城，中国朦胧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顾城在新诗、旧体诗和寓言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
1956年生于诗人之家，父亲是著名诗人顾工。顾城17岁开始写作生涯，给各个报社杂志投稿。1987年开始游历欧洲做文化交流，1988年便隐居新西兰激流岛，过自给自足的生活，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用斧头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谢烨随后不治身亡。
⑥ 顾城为什么总戴着那样的帽子
真是有人一直在关注顾城的帽子。
戴帽子是一种习惯、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一种安全感的来源、一种创作的灵感。
其实有好多关于顾城帽子的提问和他的回答，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慢慢读下去——
关于帽子的对话：
D译：他问你为什么你要戴这样的帽子？
顾城：呵，你就跟他说，我还以为美国是自由的社会，不会为一个帽子惊奇呢。
谢烨：原来自由是有限的。
顾城：这帽子没任何涵义，只是我喜欢罢了。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D译：没有什么意义？
顾城：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D英译）
D译：他问你二十年前做这样一顶帽子就是为了好玩儿吗？
顾城：是这样的。
D译：没有什么特殊的？
顾城：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D译：嗯，我跟他解释解释。
谢烨：她们俩也问你的帽子。
顾城：看来这个帽子不错，让大家都挺高兴。
谢烨：这有时装模特的效果。
顾城：有贡献是吧？（对客人）这是 This is my castle, my city, my home, 戴着它有一个安全感—你看我走遍天下呢，还能一直在家里。
（谢烨英文解释）
谢烨：她们笑死了，说以为这是什么表示呢。
顾城：是，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谢烨：他们还在讨论呢，那你就再多说一点儿。
顾城：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
谢烨：吓他们。（英译）
顾城：她说城堡很好，大炮不好；你念诗的时候很优美，干嘛要大炮呵？
你跟她说，我的诗里说，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
——我对小巫女说，你走不出这片国土；早晨的道路上长满凶猛的灌木。
【在中间有一段生活——朗诵答问之后 5月12-14日间 纽约】
很明显，顾城在应对这些读者和观众的时候，是怎样一种逗乐和有趣的从容心态。
二是洞察，即洞察了事物、谈论、表达的本质，使其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我们来看他另一段关于帽子引起感慨【《看见睡莲之后——1992年6月10日在阿姆斯特丹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也是开会开出来的，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在他看来，在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一种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我想这样来概括对我对顾城帽子的看法：他一开始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只是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随着他走进人与人交往的社会（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开始体验这顶别致的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遭遇的阻碍，于是，这种个性展示，在选择选择戴与不戴、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戴、直至后来索性无所顾忌始终戴着这顶帽子到处行走，以一种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己一种自主选择和自由状态的追求。
而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方式，回应而非回避人们的非议，这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超越厉害的自由表达。这正是一种审美的诗性的状态，我可以认为，这顶帽子即如他的诗歌，是他逐渐获得个性、追求自由并达到自由表达状态的标识。“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 1992年5月13日 纽约】
就是西方国家，直筒圆帽也不稀奇，舞台上的小丑，魔术师的礼帽，——即便是无沿高帽子，圣诞老人也年年要戴出来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高帽子，他们一律显得与众不同，或是个性的彰显，个人趣味的表达，或是超脱尘俗的想象，仿佛一个比喻或象征，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挣脱外在、尘世评价的原型，面对他们，我们有时候见惯不惊，有时却大惊小怪。
在上引1992年5月12日至14日间在纽约的讲演之后答问里，听众追问他：你的帽子，“你在中国不戴？”顾城回答说：“在中国不能戴。大家穿着都那么规矩，吓唬了人不好。都来研究你有什么用心，就麻烦了。”
1993年10月7日——即顾城自杀前一天——所写《写给儿子》第十一节里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⑦ 为什么诗人顾城的照片中有好几张都带着一顶很特别的白帽子呢
第一、诗人曾今自己解释说这是象征灵魂的出气口，烟囱一样，当然这种解释有幽默调侃的意味，这其中更多的是一种潜意识的习惯；
第二、帽子是生活中的服饰，装饰的道具戴帽子的顾城仍然是诗人顾城
第三、如果真说这意味着什么，就想有人曾说的那样，顾城那牛仔裤筒一样的帽子就想诗人自闭彷徨的心里圈子，他把自己限定在迷茫和反复索求的圈子里面，在理想上的割裂、逃避。
⑧ 怎样评价诗人顾城顾城自己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是赞成是恐惧还是同情
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的诗》、《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另与谢烨合著长篇小说《英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顾城的诗》。诗集《白昼的月亮》。
顾城是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死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作为个人，顾城，一个诗人，天才的诗人，敏感多疑脆弱，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诗人，这样的诗世界，给艺术殿堂添加了多元的因子，无所谓赞成或者恐惧或者同情，不能以世俗的标准衡量他，包括在激流岛杀害相濡以沫的妻子后自戕。就是一个诗人，一流的诗人而已，上帝派到凡间的有错的天使，我的评价。
⑨ 为什么诗人顾城总戴个帽子
怕被雷劈
⑩ 顾城为什么要带一顶帽子
关于顾城的帽子，说法很多。顾城自己也解释过，而且不止一个说法。我还是认为，只有顾城自己的说法才是最真实的。当然其中有些是调侃，因为对此发问的人太多了。下面是顾城关于自己帽子问题所说过的话，从中应该能感受到真实的原因。希望能解答你的疑问。
“这帽子没任何涵义，只是我喜欢罢了。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
“那你就说这是我修的城堡，也可以看成是个大炮。我的诗里说，我要在城垛上转动金属的大炮。”
“海豚人询问我的帽子，最后判断我同外星人有关。”
“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他才问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我就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听福音。他听了表示满意，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我也感到满意，/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
以下是一些家人朋友的回忆：
顾城的父亲顾工先生说：“这孩子总喜欢把一块布或是什么东西围成这样戴在头上，他说过这帽子的形式很像北京城，带着它就觉着自己没有离开家。”
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尤其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