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帽子

『壹』 如何理解左翼作家对胡秋原苏汶的批评

张钊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一、文章与背景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的第1卷第5／6期合刊。原是给《文学月报》编辑周扬的一封公开信，内容是针对第4期芸生（邱九如）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攻击胡秋原，但鲁迅认为诗中一些表达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很有问题。文章成为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一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张闻天和周扬看中文章的意义并非是“英雄所见略同”，与写作背景密切相关。

1931年12月始，胡秋原和苏汶（戴杜衡）批评左翼文坛，由此引发一场被称为“文艺自由”的论争。1932年11月，张闻天在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左翼文艺运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当时，冯雪峰自然知道张闻天的意见，了解到“左联”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需要检讨和调整。据说，他看到《汉奸的供状》后向周扬提出批评，但周扬不接受，两人吵了一架。冯雪峰于是请鲁迅写文章，鲁迅“从公意”写成《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至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郭冰若（钱杏邨）、丘东平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冯雪峰请鲁迅写文章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跟鲁迅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为纠正“左联”关门主义，冯雪峰还于1933年1月发表两篇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期望。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留下手稿《鬼脸的辩护》，批评首甲等对鲁迅的攻击。这文章应该也是应冯雪峰要求而写，但不知何故没有发表。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将署名改成“科德”，转载于《世界文化》。经过一番努力，情况才在表面上得到改变。

二、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产生及遭遇，虽有中共试图改变关门主义的政策调整的原因，但基本上是鲁迅在“左联”的尴尬地位以及由此牵连到的“左联”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冯雪峰和周扬的对立。

两人的关系因《汉奸的供状》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产生对立。对《汉奸的供状》引发的矛盾，夏衍（沈端先）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传达张闻天的文章，但从首甲他们的文章中看，显然知道张闻天的批评。共产党时处秘密状态，冯雪峰不可能让周扬他们看张闻天的文章。尽管如此，冯雪峰还是告诉了周扬他们张闻天对“左联”关门主义的批评。按照常识和逻辑，冯雪峰能告诉胡秋原张闻天的批评，没有理由会向周扬他们保密。

陈早春和万家骥称，“有种种迹象表明”张闻天的文章是应冯要求而写。恐怕并非完全是事实。只要对照《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与《并非浪费的论争》就可发现，冯雪峰对胡秋原态度的明显变化，而这只能是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后的结果。如果看一下论战开始时代表“左联”的三篇文章会发现冯雪峰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一个差别：冯雪峰针对的只是胡秋原，而瞿秋白和周扬则把胡秋原跟苏汶置于同等的敌对地位。

据吴敏研究，周扬和冯雪峰的争吵，还有个人原因。但如果据此引申为冯雪峰和周扬都各有私心，争吵并非完全为公，因此“各打五十大板”则有欠公允。周扬对自己泄私愤直言不讳，但若认为冯雪峰因私人关系偏护苏汶，未免把他们当成市侩式的朋友关系。

如果我们把冯雪峰对苏汶的态度跟他与瞿秋白和周扬的不同联系起来，那冯雪峰“发动”这场论争的真正意图就更清楚了。很显然，苏汶是冯雪峰一直在争取的对象。当胡秋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评左翼文坛，提出作家应是“自由人”的观点，刺中苏汶这类有“进步”倾向作家动摇的要害原因，实际上是跟“左联”“争夺群众”，已经不是理论斗争的问题，冯雪峰自然要还击。但瞿秋白和周扬加入论战，把苏汶也当成抨击对象，要把苏汶推向敌方，实际上是给冯雪峰帮倒忙。《论“第三种人”》因此也显然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而且冯还在文末加上苏汶“怎么办呢”一句，力图挽回瞿秋白和周扬批评所造成的损害。鲁迅的这篇文章跟张闻天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可以看成是冯雪峰纠正对“第三种人”批判偏差的部署。冯雪峰自己随后更写下《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对苏汶有所肯定，并批评了瞿秋白和周扬的错误。那么，张闻天的文章是否也是应冯雪峰的要求而写的呢？这样的说法好像张闻天没有思想主见，对冯雪峰言听计从，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回到冯雪峰与周扬吵架的事情，其实与苏汶无关，关键是胡秋原。在此背景下，周扬发表专门针对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无疑是特意向冯示威，向冯表示不买鲁迅的帐。如果周扬已经知道《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作者是谁，这算不算也是向张闻天和党中央示威？不好理解。也许，周扬会认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批评是冯雪峰“告状”的结果。由于里面体现了冯雪峰一贯的立场和态度，周扬可能认为中央偏听偏信，接受了冯雪峰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周扬也许不认为冯反对批判胡秋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图。这样的推测似乎还可以令人接受。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底是“左联”上级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是否冯雪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问题，作为党员的周扬到底也得接受，于是出现周扬与胡秋原同桌聚会的事情。周扬认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到了延安之后，应该跟张闻天谈过“左联”的事情，才终于明白冯雪峰当时代表党的意见。

冯雪峰作为周扬的上级，并刚刚帮助周扬恢复党组织关系，又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竟然不能使周扬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让周扬影响首甲等人公开抨击鲁迅。这些事情固然可以认为是“左联”关门主义深入人心，情况严重，但亦可以看到冯雪峰的领导能力似乎不无问题。如果周扬不认为冯雪峰的意见代表党的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至于他们的矛盾，也许还是鲁迅看得准。据说，鲁迅多次说冯雪峰太老实，太认真，“斗不过他们”。如果鲁迅真的用上“斗”字，则他们两人和“左联”后来的变化和命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诧异了。

三、鲁迅与冯雪峰等的差异

尽管鲁迅“从公意”写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支持冯雪峰和张闻天落实中共文艺政策，但在论争过程中，他的态度、观点和立场，实际上跟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并不完全一致。

鲁迅跟冯雪峰等的差异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鲁迅与胡秋原的问题，张宁指出，“革命文学”论战当初，胡秋原就支持过鲁迅，而鲁迅与胡秋原文艺上的观点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过鲁迅批评胡“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的谬误，尤其是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来看，还是正确的。熟悉普列汉诺夫的胡秋原，只要考虑一下普氏著名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能理解“个人”受各种社会历史等等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也许胡秋原说的文艺自由是另外的意思，但他没说清楚或没能力说清楚。如果鲁迅是在批评胡秋原，则他的批评的确点中胡秋原的一个理论要害。然而，当冯雪峰以“文学和批评的阶级任务”，瞿秋白以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要求来否定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鲁迅都没有声援，他在论争中根本没有针对更具体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清楚的。鲁迅早已在辛亥革命前便清醒认识到以文学鼓动革命的限度，文学对社会改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非常迂回曲折，根本在改变人的精神，而不在宣传与鼓动。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却还在努力推动鼓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重复在鲁迅心目中已经破产的“革命文学”理论，即文学用作革命理论的“留声机”来推动革命，是否会令他有时光倒流的感慨？

他们的差异还有对“第三种人”的看法和态度。论争开始，苏汶观点鲜明，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他们尽管用语和态度或稍有不同，但批判的锋芒也很清楚，就是文艺要不要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问题。鲁迅对此不置一词，除了前述原因，也因为他们地位不同。

冯雪峰要争取苏汶他们，鲁迅虽写文章支持，其实是有保留的。论争结束后，鲁迅并没有停止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不过也必须指出，苏汶当初提出“第三种人”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此后也有一个“潜在的演变过程”，并非始终如一。另外，虽然一般认为论战只持续了一年多，此后鲁迅固然没有停止批评，“左联”其他成员其实也没有停止批评。如果不包括鲁迅在内，“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其实一直延续到1935年底。不过其他人的批评着重文艺理论，跟鲁迅批评的焦点不同。

对于鲁迅继续批评“第三种人”的原因，研究者也做出一些解释。李旦初指出当时“血和泪”的历史背景影响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黄悦接过这个观点，指出鲁迅跟胡秋原和苏汶在文学问题上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胡、苏求的是消解文学阶级斗争论，而鲁迅刚好相反，是要“把捉它”，“运用它”，在“血和泪”的环境进行反抗斗争，并以此“道德立场”继续对“第三种人”进行批评。他们所说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没有说清楚：鲁迅的是什么“道德立场”？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鲁迅的《论“第三种人”》。

鲁迅在文中诚然也说明左翼文坛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但当冯雪峰以左翼文坛代表的姿态，承认过去的错误和要纠正存在的“宗派主义”时，鲁迅的表态却是如何面对左翼文坛并不完美的现实，一点儿都没有“回护左翼”或“替人文过”。他不但承认苏汶所指责的左翼作家中有人“左而不作”，还指出甚至有人化为“敌党的探子”；也不否定苏汶提出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当“左联”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跟苏汶纠缠争辩，鲁迅自然“失声”。然而，左翼文坛包括鲁迅在内，在重重压迫下仍然“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鲁迅跟党的“指导者”态度和步调不完全一致，但能一同前进，这正是“同路人”的特征。但“第三种人”不也是“同路人”吗？为什么鲁迅要批判他们呢？理由很简单，鲁迅并不认为他们是“同路人”。

鲁迅认为当时要超脱斗争的“第三种人”在现实中根本“做不成”。还有一类“第三种人”离“同路”更远，而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更突出，如杨邨人等。

四、结束语：鲁迅与“第三种人”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文艺界自1949年以后，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论争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若按文艺界经验的认识来评价三十年代的人物和观点，则还需要结合当时才能中肯。

以苏汶“死抱着文学不放”但又惧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心态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概很令人理解和同情，对鲁迅的批评进行重新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文艺问题上，鲁迅也许接近苏汶多于“指导者”，故论战初期“失声”，虽然对梁实秋批评的其中几点可以用到苏汶身上，但《论“第三种人”》批评的焦点并非左翼文坛的理论与政策，而是苏汶自身的矛盾。

苏汶的矛盾在于：想遵循“指导者”的方针策略，却又做不到。三十年代，上海文坛并非左翼独占，现实中存在不少并无政治色彩的刊物和作家，曾经“进步”的苏汶也只是参加了“左联”的一些活动便脱离了这个组织，并不在“指导者”辖下，完全可以无须按其“策略”写作，况且他还有一个圈子和同人刊物《现代》。但苏汶不想让“指导者”扣他“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一态度只能理解为他要珍惜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从冯雪峰的角度，苏汶这种既愿站在左翼并反感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作家是很好的争取对象，虽然他显然也遇到“宗派主义”的抵制。但问题是，苏汶很难争取，他两样都做不到：固然不会“左而不作”，但也作不出具备左翼特征的作品；既要保存左翼作家的标签，却要追求忠于艺术价值而又脱离当时斗争的“属于将来”的作品，也就违背一个左翼作家为大众进行现实斗争的基本理念和立场。“第三种人”对苏汶而言，不可能是一条出路。鲁迅所谓自拔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指出苏汶焦躁不安，不是别人摇头，而是自己做不成“第三种人”的缘故，其实是看得很准的。所以，苏汶的问题不全在文艺理论或左翼文坛路线政策。

对于“怎么办呢？”的问题，比较一下批评他的鲁迅会很有启发性。鲁迅通过翻译、培养作家、写杂文、支持大众语运动等来支持左翼文化事业。这些活动与鲁迅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与“五四”文学“为人生”，与文艺干预生活、参与社会斗争等左翼理念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左联”时期的鲁迅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做政治政策的“喇叭”或“留声机”。当冯雪峰他们有意请鲁迅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小说，鲁迅没有写。他始终忠于自己，忠于现实。不过，他倒写了一篇更有思想深度的历史小说，也是政治寓言的《理水》。对于苏汶所害怕的扣帽子，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被扣的帽子可谓多矣，但他也从未“搁笔”，反而参与成立“左联”。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1935年，周作人借古讽今，引张岱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者”和“拥戴者”实多小人，影射“左联”及共产党祸国殃民。数月后，鲁迅在《“题未定”草》之九中几乎原封不动援引张岱的话，指出这类批评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并非不知道左翼文坛有“左而不作”而且善扣帽子的“小人”，也不是没有被扣过帽子，但他为了革命的远大利益，并不计较这些。只要能看到革命团体内还有“切切实实”“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君子”，还有希望，即使身处“横站”的处境，他仍会支持。这是个很难得的真正“同路人”的“道德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不同，鲁迅这个“中间物”就会跟并非真正“同路”的“第三种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贰』 资产阶级和保皇派的区别

1、概念不同

资产阶级（又称为布尔乔亚、bourgeoisie(E) буржуа(Р)）是根据一些经济学思想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中的富有阶级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

保皇派亦称保皇党，和革命派相对立。指清末民初，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开明贵族及保守派资产阶级。建立初因慈禧皇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正式名称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德宗去世后他们力主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

文革中支持、保护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支持、保护当地的党政组织、本单位领导“走资派”、对文革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和组织。

2、形成原因不同

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产物。

保皇派：源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该文给反击聂元梓大字报，支持、保护以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和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人，戴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

漫画化地将其比喻为“以拥护帝制、反对共和为宗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集团”。“保皇派”矛头明着指向保皇者，暗地却是指向被保者。成了文革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

3、目的不同

资产阶级：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积累财富，剥削无产阶级。

保皇派：支持、保护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支持、保护当地的党政组织、本单位领导“走资派”、对文革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

(2)资产阶级的帽子扩展阅读

文革中的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保”冲突一般结束于1966年底；但也有个别延续到较晚时期的，如武汉“百万雄师”等。

于是就有形容他们意志不易改变的词语“铁杆保皇派”。或简称“老保”，骂为“臭老保”（含厌恶、不屑）。

奉命“三支两军”的部队，由于曾与当地政府接触较多，多数都支持了“保皇派”一方。“二月逆流”中站错了队，被强令迅速改正。

1967年春季以后又有围绕新成立的革委会的“保”与“革”、“反”的对立，反对派仍袭用“新保皇派”的称呼攻击对立面。[注2]这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破坏性极大的命名方法、宣传手段。

在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中，“保皇派”的定名，差不多就相当于宣告对手政治上的死刑。因此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烈度更强的派性对抗。

『叁』 我爷爷解放后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被关押10年怎么查

上联合国告他们去，要求赔偿

『肆』 小资到底是什么意思

小资是一个汉语词汇，拼音是xiǎo z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名词，原本为“小资产阶级”的简称，特指向往西方思想生活，追求内心体验、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年轻人。

小资情调应该是一种追求生活品味的人，小资一般为都市白领，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富，又与“中产阶级”相差一定距离——主要在经济方面。

一个真正的“小资”必须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经济收入、生活品位、思想水准和艺术鉴赏能力的文艺青年。

(4)资产阶级的帽子扩展阅读：

小资情调具有一定的生活品位、思想水准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具有的生活态度。

人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依据自己的素质、修养、品味、与学识的不同体现着各自人生的价值。

社会很多人认为小资是一种颓废主义的代表，实则不然，为小资正名，要用新的定义去纠正并解除人们对小资的误解与扭曲的概念。

『伍』 罗斯福在新政不断遭到攻击时曾打比喻说

你好。选择D。资产阶级在危机解除后计较利益得失。材料中落水老绅士比喻资产阶级，帽子比喻他们的财产，为解决经济危机，新政措施使他们部分财富受损。

『陆』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的作者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的作者是陆定一。

陆定一同志的著名新闻学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1943年春天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也是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中国第一次新闻改革的产物。

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同时阐明了“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仆”；办报的人要有群众观点，办报要走群众路线。

这些观点与当前我国中央领导要求新闻工作“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新闻体制改革。

但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事业怎么开拓创新，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与办报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搞好新闻工作、加强自身修养的思想准则与行动指南。

(6)资产阶级的帽子扩展阅读：

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等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开始毛泽东对此没有表示不赞成，但中央有一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不能摘。

他和周恩来就此争论得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为知识分子“摘帽”的事情放到一边去了。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柒』 “资本家”一词是贬义还是褒义呢，什么意思呢

中性词无褒贬之分，指占有生产要素，依靠经营企业、雇佣劳动者、获得利润的人，与劳动者相对。

资本家通常指近现代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劳动关系中的主导方，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的人。资本家通过经营企业获得利润。

现代资本家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化，并且部分资本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中国运行模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7)资产阶级的帽子扩展阅读

自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公司制度的不断变革，产业与产权的分离，生产与销售的分离，资本家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当多的占有股份以红利为主要收入的人群，在实际上已经不再参于资本的运作，而如大型股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实际上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却是资本动作的主体人员。

近义词：企业家

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从法语中借来的，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大体分为二类，一类是企业所有者企业家，作为所有者他们仍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另一类是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在更多的情况下，企业家只指第一种类型，而把第二种类型称作职业经理人。

『捌』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呢

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集团。主要包括中农、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
1. 小资产阶级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主要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有轻微的剥削。作为劳动者，在思想上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倾向于资产阶级，极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反对封建的斗争中既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2. 19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私利出发，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改善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小资产阶级流派。他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一旦他们的私利得到满足时，就会放弃革命。
3.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固，经常处于分化之中。大部分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趋于贫困乃至破产，转变为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小部分通过发财致富上升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玖』 什么叫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指介乎资产阶级／资本家及无产阶级者的阶级，例如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既不剥削人亦不受剥削。

小资产阶级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主要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有轻微的剥削。

作为劳动者，在思想上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倾向于资产阶级，极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既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

经常处于分化之中，大部分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趋于贫困乃至破产，转变为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小部分通过发财致富上升为民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由于阶级的动摇性，会扮演双重角色，受到大资产阶级一直的压迫是会倒向无产阶级，但是又意识到革命以后，无产阶级不但不会拯救自己，还势必要威胁自身的利益，所以又不会甘心情愿为无产阶级效力，甚至再次倒向大资产阶级。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小资产阶级

『拾』 做生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吗

资产阶级的定义是：通过对资本，土地等资本资产的所有权盘剥无产者劳动，占有无产者劳动剩余价值，以获取资本增殖的利益阶级。
在我国目前的定义中：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手工业者或工商业主，以及个体经营的商贩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者和动力。这些人确实也获得剩余价值，但这种现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我国的分配制度也对这些剩余价值进行了符合社会主义目标和原则的调控。
也就是说：从最纯正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做大生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做小生意的也是被资产阶级盘剥的对象）。但是我国不这么说，我国的理论认为这些人是在帮助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获得的剩余价值都最终会还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