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地主帽子证书

⑴ 196o年国家对地主成份的政策是什么

地富反坏右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统称黑五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70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1966-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运动的主要打倒对象。刘少奇等人虽然也是后来斗争的主要迫害对象，但是在被打倒前也积极唱和毛泽东迫害所谓地富反坏[1]。实际上毛泽东还批评过这一种分类[来源请求]。被打上这一类标签的人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而事实上，经过建国初期的多次甄别和镇压，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等制度的建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早已被消灭，而地主、富农等阶级也早已不复存在。
即使过去是地主等阶级的人也已改变了阶级和生活形态。但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过去的地主和富农仍然被清算旧账，或者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被地方当权者随意贴上“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之类的政治标签而受到打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起，绝大部分被错误打击和关押的人得到释放、恢复名誉和部分补偿。这个词语也由于其政治涵义使人反感而不常被使用。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回答者注:自此以后,地主,富农,资本家,四类分子等表示"贱民"身份的称谓,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淡化消失.
参考资料： http://myy.cass.cn/file/2006070625394.html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⑵ 我爷爷在1978年改地主成份为农民成份是根据什么

依据是《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决议文全文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央认为，各地在新“六十条”的讨论和试行过程中，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四、各地应把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订成份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做好。要从党内到党外，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做好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的思想教育工作。对确定摘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新订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产大队范围内张榜公布。同时，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和改造，并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摘掉他们的帽子。

⑶ 为什么以前斗地主要戴高帽子

斗地主时要让大家围观，能站在前面的不多，
带上高帽子取其醒目，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另外在上面可以写上一些侮辱性的语句
当然，后来有些地方花样翻新，弄出几十斤的高帽子，就带有肉刑的意思了

⑷ 路上有狼无名是被谁收养了

路上有狼无名是被赵叔和赵姨收养的。历尽千辛万苦，无名找到了深山里的赵叔和赵姨，娘俩好歹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也总算暂时离开了尘世间的攻讦和欺凌。

汪百成寻遍了八百里秦川，也打听不到一点儿她娘俩的消息。玉兰见百成心思全在红荞身上，便产生了离开汪家的念头。在复杂的心绪中，百成向命运低了头。

路上有狼的结局剧情

汪百成等了红荞四年，夏玉兰等了百成四年无果，决定离开汪家，无奈之下，汪百成娶了夏玉兰。新婚第二天，广播里传出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百成的父亲摘掉了地主帽子。叶红荞从报纸上看到摘帽消息。

出山来要与汪百成结婚，却见汪夏二人已经成婚，绝望中入登云庵当了尼姑。夏玉兰经过一系列的事情，发现百成的心仍然不在她的身上，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不辞而别。

百成在龙裕集上发现一种又大又甜的果子，他循迹找到了尼姑庵，想了解一下这种果树的栽培情况，百成万万没有想到，他日思夜想的红荞竟成了尼姑，而且端端站在他的面前。汪百成扑向尼姑慧真，慧真却摆脱他的纠缠逃进庵内。

⑸ 取消地主成分的具体时间，是什么会议决定的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05

⑹ 地富反坏右摘帽

地 富 反 坏 右是地主、富农、反 革 命、坏分子和右 派五类人的合称，统称黑 五类。

其实，在1959年到1964年,全国曾经先后五批摘掉大部分右 派分子的帽子。但这些人的处境并没有改善，随之而来的文 革中仍然受到迫 害。

这五类人直到文 革结束后，才真正“摘帽”，主要是1976－1979年：

——1976年摘地主帽子的通知书

——1978年摘右 派帽子的通知书

——1979年摘地主帽子的通知书

请采纳。

⑺ "地富反坏右"摘帽是什么时间

1979年摘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历史背景

"地富反坏右"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同时还包括这些人的子女。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黑五类”及其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恋爱和婚姻等方面都受到了歧视和限制。

历史是变动的，黑五类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在公私合营阶段，爱国资本家是社会的宠儿，公私合营完成，资本家被赶下光荣榜，成为黑五类。“文革”之前，军人干部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文革”开始，一部分在政治运动中失势的军人干部被赶下主席台，黑五类的队伍再次壮大。

一首广为流传的民间诗歌，名字叫《地富反坏右》，形象地说明了黑五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地富反坏右，共同把罪受，说批斗就批斗，隔三差五挨顿揍。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地富反坏右

⑻ 国家对四类分子平反后的政策

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

对地富子女的成份也作了明确规定.

新华社北京 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
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

中央的决定说，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
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
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
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
央认为，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
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
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家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
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
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
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
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
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
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
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
庭出身。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公安部就有关事项
发出了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说，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
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是在全党工
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依靠广
大人民群众，把地、富、反、坏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
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
想，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策。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
期努力，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在林彪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破坏活动的为数极少，充
分证明了党的改造四类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成功
的。中央决定，对已经得到改造的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
掉帽子，这对于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
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
大和深远的意义。

通知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的这一决定，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就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需要继续
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定要从
实际出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什么比例
数字。

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
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的问题，
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地主分子、富农分
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
摘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
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
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通知说，在四类分子中，对部分错定了的人，必须
认真负责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错定的，即便已经
死亡，也应平反纠正。

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集中力量抓
好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工作。按照中央规定，要把群众
评议，报县（市或市辖区）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
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得很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
把这件事全部办好。

材料二

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四类分子摘帽问题

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答 新华社记者问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
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各级公安机关
正在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为此，本报记者走访了公安
部部长赵苍璧同志，请他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问：首先，想请你讲讲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一英明决
定有何重大意义。

答：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
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历来采取把他们放在群众之中，
通过集体生产劳动监督改造的方针，目的在于把他们改
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同志为
我们党制定的重大政策。在这方面，我们的基层组织和
人民群众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有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经过努力改造，已经陆续摘掉了
帽子，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现有的四类分子，经过长
期改造，绝大多数是老实守法的，在林彪、“四人帮”
掀起反革命的疾风恶浪中，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为数
极少，充分证明了党的改造四类分子政策的正确和成功
。现在，党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已经得到改造的四类分
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类分子改造的实际情况。
解决好他们的摘帽问题，不仅解放了这部分人，而且使
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轻装前进，
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
代化，将起极大的积极作用。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
新形势下，党中央决定采取这一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
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是热烈拥护的，必将进一步发展全
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问：中央决定中提到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
数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改造。这里讲
的“极少数”，应当怎样掌握？

答：中央提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
动、不做坏事的，一律摘帽。应当说，目前绝大多数四
类分子，都具备了这一条件。遵守政府法令，含意是很
清楚的，不需要解释。老实劳动，是指那些有劳动能力
的四类分子，能够做到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至于
有些年老体衰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四类分子，就不能因
为他们不参加劳动而影响摘帽。不做坏事，这是一个严
格的政治标准，就是指没有搞阶级报复、没有搞打砸抢
以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不要搞土政策，
不要抓小辫子，例如把搞家庭副业说成“搞资本主义”
，把提意见说成“乱说乱动”，等等。因此，不能摘帽
、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应该是极少数在林彪
、“四人帮”横行时确实做坏事的人。这个极少数，是
从四类分子的整体来说的，就一个具体地方、一个具体
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没有。没有就
是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办事，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
出发。只要是具备摘帽条件的四类分子，就应当一律给
他们摘掉帽子，这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不要顾
虑重重，怕这怕那。

问：本报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要求对错定为四类分
子的人进行纠正，请你讲讲这个问题。

答：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确实有错戴四类分
子帽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些年林彪、“四人
帮”颠倒敌我关系、破坏党的政策造成的，也有少数是
定性不准、工作中的差错。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不
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认
真负责地予以纠正。即便是已经死亡了的，如果确实是
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也应给以纠正。

问：对于摘了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人，今后
应当怎样对待？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违法犯罪，是否需要
重新戴上帽子？

答：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
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社员、工人、教员等。他
们应当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
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
“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
帽坏分子”，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他
们之中如果有人犯了错误，也应当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方法，给予批评教育。至于有人犯了罪，那就应当
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
罪处理，而不应当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

问：对于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之后，现在还戴着反
、坏分子帽子的人，应当如何处理？

答：刑满释放或管制期满的人，有的戴着反、坏分
子的帽子，有的没有戴帽子，情况不尽一样。这些人中
，现在还戴着帽子的，应当同其他戴帽四类分子一样，
按照中央规定的条件，评议他们的摘帽问题。今后，刑
满释放或管制期满之后，一律不要再戴反、坏分子的帽
子。

问：对于极少数需要继续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的地
、富、反、坏分子，如何实行给出路的政策？

答：对地、富、反、坏分子给出路，是我们党的一
贯政策。对于这次还不能摘掉帽子的极少数四类分子，
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同工同酬，按照他们参加集
体生产中所付出的劳动，与同工种的其他社员、职工一
样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得让他们搞无偿劳动。对于
在生产劳动中做出成绩的四类分子，除不能享有荣誉奖
以外，可以享受与其他社员、职工同样的超产物质奖励
。在政治上，只要他们努力改造好了，就应摘掉他们的
帽子。总之，对于这次还不能摘掉帽子的极少数四类分
子，只要他们老实守法，加紧改造，他们的前途也是光
明的。

问：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落实政策，应当注意些什么
问题？

答：对四类分子的子女，重在本人表现，这也是我
们党的一贯政策。出身于地、富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
的人，他们的父辈属于剥削阶级，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
的劳动者。反、坏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辈犯了罪，他
们自己是无辜的。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四类分子
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
，社会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予
以纠正。要按照党中央决定，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地、富
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问题。今后，一定
要坚决贯彻党的重在本人表现的政策，使出身于四类分
子家庭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
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问：你是否可以讲一讲，今后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
的任务是什么？

答：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
织，它的主要任务历来就是做好防特、防盗、防火、防
其它灾害事故的“四防”工作。广大基层治保人员过去
在监督改造四类分子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绝大多
数四类分子能够得到改造，摘掉帽子，是与基层治保组
织长期的帮助教育分不开的。今后，有些基层单位虽然
没有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任务了，但是基层治保会“四
防”工作的任务仍然是很重的。从全国来看，即使原来
的四类分子全部没有了，也还会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我们还要同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作长期
的斗争；还要加强治安管理，维护好公共秩序；还要花
很大力气去同火灾、车祸等各种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
因此，我们决不能放松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
专政。必须继续贯彻在党委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
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治安保卫
工作，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

⑼ 1977年谁给地主摘帖帽子的

这可多了去了，要以领域分吧。

军事战争上：七次战役基本全胜。对越、对苏、对印、对美等。

军事科技上：核弹爆炸成功、火箭卫星上天、神6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等。

其余科技上：很多华裔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但基础科技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政治地位上：联合国五大常委之一，随着国力的壮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也越来越高。

经济上：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还没有最终完成）。

社会文化上:虽然教育体制不对，但比建国前水平高了不知多少倍，各种文艺水平越办越高，渐渐地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世博会也在中国举办。

影视文化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国内影视制作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啊，10年前哪儿有这么多丰富的电视节目可看呢？艺术水平也在提高。民间艺术也在保护。

体育上：中国的成就太辉煌了，已经连续几届人类奥运会名列前三甲了，中国的优势项目称霸全人类。最近的刘翔、姚明还有冰上项目更是牛比，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力。逐渐举办世界级别各大体育赛事：奥运会、F1、亚洲会等等非常多。

疆土上：收复香港、澳门。

民族自信心上：随着国力的壮大，人民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讲究。但最近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有抬头现象，不理智的愤青也对社会产生一定民族情绪的影响。这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我们现在还不能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时机未到。

政治体制上：总的来说也在进步。

总的说来，就这些方面，但政治体制上还是很不完善，腐败现象严重。执政党也在努力地做到民主。相信国力的的增强，我们中国未来会更好。

⑽ 求《春之声》朗诵文章

咣地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黑咕隆冬，好像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作什么来着——《泉水叮呼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象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许多许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 还真有趣。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汇报啦，接见啦，报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这是不是个错误呢?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三个小时以前，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现在呢，他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们挤在一起，就象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甚至于他辨别不出火车到底是在向哪个方向行走。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飞速移动，火车的行驶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他这个工程物理学家竟为这个连小学生都答得上来的、根本算不上是几何光学的问题伤了半天脑筋。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错投了胎?地主，地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的检讨的么?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不管有多么艰难。哞，哞，哞，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快，快，快，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最后变成高亢的呼号了。闷罐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 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象是在给气管和肺作针炙。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瓜的香味哩!谁在吃南瓜?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南瓜的呀。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籽、柿饼、醉枣、绿豆糕、山药、蕨麻……全有卖的。就象变戏法，举起一块红布，向左指上两指，这些东西就全没了，连火柴、电池、肥皂都跟着短缺。现在呢，一下子又都变了出来，也许伸手再抓两抓，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柿饼和枣朴质无华，却叫人甜到心里。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细细地咀嚼着儿时的甜香。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经验，要知觉灵敏。透过辛辣的烟草和热烘烘的汗味儿，岳之峰闻到了乡亲们携带的绿豆香。绿豆苗是可爱的，灰兔子也是可爱的，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毁坏绿豆。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袭都摇来摆去。在中秋的月夜，他亲眼见过一只银灰色的狐狸，走路悄无声息，象仙人，象梦。 车声小了，车声息了。人声大了，人声沸了。咣——哧，铁门打开了，女列车员——一个高个子，大骨架的姑娘正洒利地用家乡方言指挥下车和上车的乘客。“没有地方了，没有地方了。到别的车厢去吧，”已经在车上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的人发出了这种无效的，也是自私的呼吁。上车的乘客正在拥上来，熙熙攘攘。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与我们的王府井相比，汉堡的街道上科可以说是看不见人，而且市区的人口还在减少。岳之峰从飞机场来到X城火车站的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头，压迫得白雪不白，冬青也不绿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九四六年学生运动，人们集合在车站广场，准备拦车去南京请愿，也没有这么多人!岳之峰上大学的时候在北平，有一次他去逛故宫博物院，刚刚下午四点就看不见人影了，阴森的大殿使他的后脊背冒凉气。他小跑着离开了故宫，上了拥挤的有轨电车才放心了一点。如果跑慢了，说不定珍妃会从井里钻出来把他拉下去哩! 但是现在，故宫南门和北门前买入场券的人排着长队。而且不是星期天。X城火车站前的人群令人晕眩。好像全中国有一半人要在春节前夕坐火车。到处都是团聚，相会，团圆饺子，团圆元宵，对于旧谊，对于别情，对于天伦之乐，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寻。卖刚出屉的肉馅包子的，盖包子的白色棉褥子上尽是油污。卖烧饼、锅盔、油条、大饼的。卖整盒整盒的点心的。卖面包和饼干的。X车站和X城饮食服务公司倾全力到车站前露天售货。为了买两个烧饼也要挤出一身汗。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他混饱了《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急骤改变已使他分辨不出饥和饱了》肚子，又买到了去家乡的短途客车的票。找给钱的时候使他一怔，写的是一块二，怎么只收了六角呢?莫非是自己没有报清站名?他想再问一问，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占据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阵地，他挤不回去了。 他怏怏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火车票上黑体铅字印的是1?20元，但是又用双虚线勾上了两个占满票面的大字：陆角。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象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密码。“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买一块二角的票她却给了我六角钱的?”他自言自语。他问别人。没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 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黑压压的人群。遮盖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候车室里张贴着的大字通告：关于春节期间增添新车次的情况，和临时增添的新车次的时刻表。男女厕所门前排着等待小便的人的长队。陆角的双钩虚线。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篮筐和小篮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这最后一段行程会是艰难的结论。他有了思想准备。终于他从旅客们的闲谈中听到了“闷罐子车”这个词儿，他恍然了。人脑毕竟比电脑聪明得多。 上到列车上的时候，他有点垂头丧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事实如此。事实就象宇宙，就象地球，华山和黄河，水和土，氢和氧，钛和铀。既不象想象那样温柔，也不象想象那么冷酷。不是么，闷罐子车里坐满了人，而且还在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地往人与人的缝隙，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的空隙之中嵌进。奇迹般地难以思议，已经坐满了人的车厢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没有人叫苦。 有人叫苦了：“这个箱子不能压。”一个包着头巾的抱着孩子的妇女试探着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您到这边来，您到这边来。”岳之峰连忙站起身，把自己的靠边的位置让了出来。坐在靠边的地方，身子就能倚在车壁上，这就是最优越的“雅座”了。那女人有点不好意思。但终于抱着小孩子挪动了过来。她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踩着别人。“谢谢您!”妇女用流利的北京话说。她抬起头。岳之峰好像看到一幅炭笔素描。题目应该叫《微笑》。 叮铃叮铃的铃声响了，铁门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车外的暮色也正在浓重起来嘛。大骨架的女列车员点起了一支白蜡，把蜡烛放到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罩子里。为什么不点油灯呢?大概是怕煤油摇洒出来。偌大车厢，就靠这一盏蜡烛照亮。些微的亮光，照得乘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影子。车身又摇晃了，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离家乡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又见到了儿子，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不论是他的罪恶或者忏悔，不论是他的眼泪还是感激，也不论是他的狰狞丑恶还是老实善良，这一切都快要随着他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老一辈人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河的那边。咚咚咚，噔噔噔，嘭嘭嘭，是在过桥了吗?联结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 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女列车员象是一尊全身的神像。“旅客同志们，春节期间，客运拥挤，我们的票车(票车：铁路人员一般称客车为票车。)去支援长途……提高警惕……”她说得挺带劲，每吐出一个字就象拧紧了一个螺母。她有一种信心十足，指挥若定的气概，以小小的年纪，靠一支蜡烛的光亮，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但是她的声音也淹没在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不仅是七嘴八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了。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转移到右腿，再从右腿转移到左腿。幸好人有两条腿，要不然，无依无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可真不好受。立锥之地，岳之峰现在对于这句成语才有了形象的理解。莫非古代也有这种拥挤的、没有座位和灯光的旅行车辆吗?但他给一个女同志让了“座位”。不，没有座，只有位。想不到她讲一口北京话。这使岳之峰兴致似乎高了一些。“谢谢”，“对不起”，在国外到处是这种礼貌的用语。虽然有一个装着坚硬的铁器的麻袋正在挤压他右腿的小腿肚子。而另一个席地而坐的人的脊背干脆靠到了他的酸麻难忍的左腿上。 简直是神奇。不仅在慕尼黑的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时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宾馆里，在二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和一?三和三三二路公共汽车上；他也想不到人们还要坐闷罐子车。这不是运货和运牲畜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在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又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韧不拔的工作。 “给这种车坐，可真缺德!” “你凑合着吧。过去，还没有铁路哩!” “运兵都是用闷罐子车，要不，就暴露了。” “要赶上拉肚子的就麻烦了，这种车上没有厕所。” “并没有一个人拉到裤子里么。” “有什么办法呢?每逢春节，有一亿多人要坐火车……” 黑暗中听到了这样一些交谈。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农民挑着一千五百个鸡蛋，从早晨天不亮出发，越过无数的丘陵和河谷，黄昏时候才能赶到X城。我亲爱的美丽而又贫瘠的土地!你也该富饶起来了吧?过往的记忆，已经象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哞——哞——咣气咣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蓝眼睛，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呼着的。喂食小鸟的，捧着鲜花的，吹响铜号的，扬起旗帜的。那欢乐的生命的声音。那友爱的动人的呐喊。那红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罗兰和蓝蓝的毋忘我。 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瓴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摘下一条碧绿的柳叶，卷成一个小筒，仰望着蓝天白云，吹一声尖厉的哨子。惊得两个小小的黄鹂飞起。挎上小篮，跟着大姐姐，去采撷灰灰菜。去掷石块，去追逐野兔，去捡鹌鹑的斑烂的彩蛋。连每一条小狗，每一只小猫，每一头牛犊和驴驹都在嬉戏。连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前的北平。华北局城工部(它的部长是刘仁同志)所属的学委组织了平津学生大联欢。营火晚会。“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最后，大家发出了使国民党特务胆寒的强音：“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信念和幸福永远不能分离。 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遥远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春节刚过，忽然，他觉察到了，风已经不那么冰冷，不那么严厉了。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他跑到北海，冰还没有化哩。还没有什么游人哩。他摘下帽子，他解开上衣领下的第一个扣子。还是冬天吗?当然，还是冬天。然而是已经联结着春天的冬天，是冬与春的桥。有风为证，风已经不冷!风会愈来愈和煦，如醉，如酥……他欢迎着承受着别人仍然觉得凛冽，但是他已经为之雀跃的“春”风，小声叫着他悄悄地爱着的女孩子的名字。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金鱼和田螺吗?是荸荠和草莓吗?是孵蛋的芦花鸡吗?是山泉，榆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是青年时代。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房里，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颗原子核，每一个质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吗?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 什么?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个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叭啦叭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 火车悠长的鸣笛。对面车壁上的移动着的方形光斑减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在昏暗中变成了一个个的影子的乘客们逐渐显出了立体化的形状和轮廓。车身一个大晃，又一个大晃，大概是通过了岔道。又到站了。咣——哧，铁门打开了，站台的聚光灯的强光照进了车厢。岳之峰看清楚了，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抱小孩的妇女的膝头。开始下人和上人。录音机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叭”地一声，不唱了。 “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问。 “三洋牌。这里人们开玩笑地叫它作‘小山羊’”。妇女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回答。岳之峰仿佛看到了她的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 “从北京买的么?”岳之峰又问，不知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本来，他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 “不，就从这里。” 这里?不知是指X城还是火车正在驶向的某一个更小的县镇。他盯着“三洋”商标。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又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连续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它们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说：“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布鲁米——花朵……”她低声自语。 他们的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车厢里充满了的照旧是“别挤!”这个箱子不能坐!”“别踩着孩子!”“这边没有地方了!”……之类的喊叫。 “大家注意啦!”一个穿着民警服装的人上了车，手里拿着半导体扬声喇叭，一边喘着气一边宣布道：“刚才，前一节车厢里上去了两个坏蛋，混水摸鱼，流氓扒窃。有少数坏痞，专门到闷罐子车上偷东西。那两个坏蛋我们已经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车上的乘客象小学生一样地齐声回答。 乘务警察满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扩音喇叭，大概又到别的车厢作宣传去了。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三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 车开了。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人们又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说着各人的闲话，各人打着各人的瞌睡，各人嗑着各的瓜子，各人抽着各人的烟。“小山羊”又响起来了，仍然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她仍然在学着德语，仍然低声地歌唱着欣梅尔——天空，福格尔——鸟儿，和布鲁米——花朵。 她是谁?她年轻吗?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她作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她有机会见到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她是北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个问题想问啊。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像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揿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 车到了岳之峰的家乡。小站，停车一分钟。响过了到站的铃，又立刻响起了发车的铃。岳之峰提着两个旅行包下了车。小站没有站台，闷罐子车又没有阶梯。每节车厢放着一个普通木梯，临时支上。岳之峰从这个简陋的木梯上终于下得地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那位女同志道了再见。那位女同志也回答了他的再见。他有点依依不舍。他刚下车，还没等着验票出站，列车就开动了。他看到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驶。天上升起了月亮。车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层白雪。天与雪都泛着连成一片的青光。可以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有一点风。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乡土地上。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斯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他好像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