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服装帽子

❶ 匈奴妇女头上戴什么

匈奴的帽子有很多种，但其中以这种锥形尖顶帽最有代表性。所以几乎所有的汉墓壁画和石刻都把这种帽子作为描绘匈奴的符号。锥形尖顶帽，直至现代的蒙古仍然在使用，其流变和斯基泰文化有关，其根本传言就是对高山的崇拜。

❷ 匈牙利人和匈奴有关系吗他们的民族服装

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好像说过有历史学家认为匈牙利人是匈奴人迁到欧洲和当地民族结合的产物，但目前没有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推论。

❸ 各个民族的服装的由来（传说、特点）

1、蒙古族

蒙古族服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用植物的叶子将自己修饰一番，后来又取用打猎的兽皮做衣服。

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岩画上，已经看出蒙古高原的古人类在腰间围着一条短短的兽皮裙，头上插着长长的羽毛，有的臀部还有尾饰。而且已经有了大量粗拙的石环、骨饰等物品，说明在很早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就有审美意向和审美追求了。据考古资料证明，蒙古族的服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是一脉相承。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食畜肉”、穿“皮毡裘”的匈奴妇女的头饰与察哈尔妇女的头饰非常相似，而匈奴的服饰文化，又传给了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当然也传给了蒙古族。而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应高原气候而产生。

蒙古族的服饰具有自己的审美特征，蒙古族特别地偏爱鲜艳、光亮的颜色，这些色彩都使人感到色调明朗、身心欢娱。蒙古族又崇尚白色、天蓝色这样一些纯净、明快的色彩。蓝天白云，绿草红衣，一种天然的和谐。

另外，从蒙古民族服饰的款式看，褒衣博带，即能体现人体的曲线美，又能体现蒙古牧人宽厚大度、粗犷坦荡的性格。

蒙古族居住于蒙古高原， 气候寒冷又加之以游牧为主，马上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其服饰必须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而且又便于骑乘，长袍、坎肩、皮帽皮靴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服饰。

《黑鞑事略》载：“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毡、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样式相似”。

这种服式，后稍经改革，沿用至今，牧区男女均穿用。分夹、棉、皮3种。冬以羊裘为里,多用绸、缎、布作面，夏穿布、绸、缎、绢等料。一般用红、黄、紫、深蓝色。袖长窄，下摆不开叉，衣襟及下摆多用绒布镶边，边宽约6～9厘米。穿着时稍向上提，以红、紫等色绸缎带紧束腰部，两端飘挂腰间。

从上古到蒙古汗国，从元、明、清至今，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蒙古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不断吸收兄弟民族服饰之精华，逐步完善和丰富自己传统服饰的种类、款式风格、面料色彩、缝制工艺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服饰，为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2、满族服饰

明朝，南迁到辽东地区的满族人，他们的服装是布、皮兼用。迨至努尔哈赤率部起兵后，他们的服饰杂乱无章，出现“上下同服”的现象。直到皇太极时代，冠服始有定制。入关之后，从皇帝到兵丁之衣冠，寒暑更换，皆有定制，不可逾越。

至于闲散旗人，男皆袍服，以绸缎或布制做，外套马褂，直到辛亥革命，率以为常。满族妇女的旗袍，多有发展，喜用绸缎制做。在北京等地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为有清一代的时装。

辛亥革命后，旗袍的样式由肥变瘦，并有长、短袖之分。经过不断改进，一般样式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推行八旗制度以后，满族人均在旗，故他们所穿的袍服便称为“旗装”、“旗服”。

3、藏族服饰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今四、五千年前的青藏高原土著居民已有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不仅有了缝织衣物的骨针，还具备了需一定审美意识方能创造出的璜、珠等。

藏族服饰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中二丁王"时（相当于中原西汉中期），南方雅隆河谷的吐蕃开始了冶炼铁、铜、银等矿产，为金属饰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藏史记载，公元三世纪的拉妥妥日年赞时，吐蕃赞普的服饰巳与众不同，出现了服饰等级的差异。

史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吐蕃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服饰文化日渐发达。吐蕃奴隶制王朝等级森严，在服饰上的表现也日臻完备。

从反映吐蕃盛时的敦煌壁画可看出，君臣服饰的等级差异，藏王一般只有赞普才能使用的三瓣宝冠箍住的有凹槽装饰的无沿帽，呈红色，通常高于一般人的帽子；藏王的侍从或臣下往往戴平顶无沿帽。

衣袍的式样也各有不同，官吏的章饰规定有一等瑟瑟，二等金，三等金包银，四等银，五等铜，六等铁等大小两类，共十二级，装在方圆三寸的盒子里挂在胸前，以区别职位的高低。

武将的头盔有形如塔的装饰，战士头盔上有三只彩旗以表示出生的年月，随着"惟以淬砺为业"的吐蕃冶炼业的发展，军队的铠胄日趋精良，有的周身仅露两个眼窝，劲弓利刃常不能破，其威严、勇猛之气在今天大昭寺壁画的吐蕃武士像中尚历历在目。吐蕃贵族不仅本人穿着华贵，还在聚会宴客时，把佣人装饰起来。

而作为赞普的松赞干布则用一种红带子包头，身着长袍，足穿脚尖朝上的靴子，据《红史》载，这种王服是受波斯王朝的影响，反映了文化交往已影响到了服饰文化层次，而从松赞干布伊始的吐蕃与中原的密切交往，两种民族文化的长期接触更为藏族服饰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史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二万匹，还有大量的金玉器具。松赞干布及吐蕃大臣纷纷自行去掉毡裘，改穿绢绮。近代西藏的高级官吏，头发绾成一髻，戴金翅白纱帽，这是唐代进士的服饰。

此外，还采纳文成公主建议，令国人禁止"赭面"（用油涂面），文成公主进藏还带来了种植蚕桑和纺织技术，"植桑织丝兮"大大的促进了吐蕃服饰技艺的发展，青海海西州都兰出土的大批吐蕃服饰文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吐蕃服饰的工艺水平。

服装的织物纹样多为联珠动物纹，装饰品的金质首饰、佩饰的精美使人叹为观止。今天藏族妇女饰品的镶嵌形制，可以从这些文物中找到原型。

吐蕃是一个军事帝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征服融合了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这是造成今天各地区藏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服饰的表现上也是如此。

吐蕃时代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女、附国、党项等部落服饰的不同，东女部落住在康延川（今昌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其女王穿青毛绫（氆氇）裙，上披青袍，袖长到地，冬穿用文锦装饰的羔裘。发作鬟髻状，两耳垂珰（耳环）。足穿革素（皮靴）。一般男子披发，妇女辨发，男女都用彩色涂面。

王死居丧三年，不易服，不梳洗。附国是以今四川甘孜为中心，包括今四川阿坝一带的嘉绒藏人的藏羌融合体。他们头戴圆形皮帽，或带幕离佳（即面罩一类饰物，为妇女所带）。身披毛曷毛（氆氇一类）、皮裘，穿牛皮鞋。颈系铁索，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前挂着三寸长的金花。

党项则是纯游牧部落，"服毡袭褐，披毡以为上饰"，早在北周时巳能制造精美的犀甲、铁铠。四川西北部还有属党项部落联盟的邓至、武兴国和宕昌等，服饰习俗为头藏乌皂突骑帽，身穿长袍，下着小口裤、足穿皮靴，与今四川牧区藏族服饰相似。

此外青海地区有吐谷浑，贵妇人披锦袍，戴金花冠。如女发型为辨发披于后，后饰珠贝，以繁多为高贵，这一服饰与今青海藏族妇女大致相同。这些地区服饰特征是今天各地不同藏族服饰的母型。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九世纪中期到第十一世纪的二百余年间，西藏社会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这一时期战乱不堪，服饰艺术的发展也难免厄运，停滞不前，而与战争有关的武士服饰却济时发展。在阿里古格王国的遗址中，发掘有大量古代武士的盔甲和武器。

这一时期的服饰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僧侣服饰的兴起。公元八世纪，西藏出现了第一批僧人，服饰由赞普府库供给，后由百姓、政府共同供养。佛教服饰亦形成等级区别，并有节日与平时的不同装束，自成体系。不少上层僧侣生活奢侈，衣着华丽，"下坐重裀，上张伞盖，身衣锦缎……"。

早期西藏僧侣服饰受印度影响甚大。据传说贝霞帽最早则是由印度国王赠给宁玛法王莲花生而流传下来，成为西藏僧帽中的一种，但后来西藏僧服衍变发展较快，极具地方色彩。朗达玛灭佛后二百余年，佛教重新兴起，并且形成众多的派别，各派不仅在佛经教义的诠释上不同，而且在服饰穿着上也不相同。

古老的宁玛派僧侣着红色袈裟，故又被称为红教。而噶举派则以戴红帽或黑帽以示各支派的区别。这种以服饰表征身份、信仰的现象正是西藏服饰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西藏服饰史上颇具特色之处。

元代，西藏隶属于中央王朝，因而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与元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服饰上所受的影响也较前朝为大。元王朝在西藏分封安抚使、招讨使、万户等各级官吏，不同品级穿着不同花饰的藏袍，戴不同的顶冠，以至民主改革前噶厦政府的四品官的一种官服名称还保留着元朝的叫法"寸扎花尔白玛"。

官品的主要标志也表现为蒙古式的"江达"（即圆冠）上的顶饰的差异。官吏贵族的管家、随从、佣人的帽子也有一定的形式，大管家在举行仪礼时要戴"索夏"（即平顶围穗蒙古帽）等等。

还有一种贵族平时戴用的"夏木包多"的饼形帽，管家或根布（乡官）等也常戴，这个时期萨迦上层官吏、贵族的服饰或仿效蒙古贵族，或直接为元王朝赠赐，穿用十分普遍。西藏北部牧区与蒙古族交往较多，至今尚保有一定蒙古服饰习俗。

元朝藏族服饰另一特点是宗教信仰对服饰的影响增大。随着佛教的中兴，严格的僧侣等级趋形成，使得宗教文化以多种形式与手段渗透于服装、鞋帽，而且以特定的图纹或符号来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这种现象还影响到民间装束，如出现仿袈裟色泽的藏袍和印有宗教符号及佛教法宝的装饰品等等。

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明王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管辖今西藏、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的藏区，并常赏赐给藏区上层贵族以大量的锦帛、裀褥。而从藏区进贡的物品中看，氆氇、毛缨、足力麻、铁力麻等纺织物品占了贡物的大部分。

说明当时藏区的纺织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纺织业正是服饰发展的基础。为明代藏族服饰业发展提供的另一个优良条件是中原与西藏官方民间的大量的茶马贸易，为西藏输入了大量的布帛、缎绸和纺织成品，这些贸易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此外，明代西藏的藏戏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藏戏艺术密不可分的服饰艺术也自然迅速兴起。藏戏服饰除了历史上贵族们的日常服饰外，还发展出了另一类高度夸张的服饰以及大量的面具。并且这些服饰和面具都是严格按照戏剧角色的地位身份配置，并为其性格特征服务的。

这类服饰艳丽、夸张，重在表现力与强烈的装饰效果，成功地将西藏服饰经过艺术处理后搬上了戏剧舞台，为西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同时又大大促进了西藏戏剧、舞蹈、美术等艺术的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大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日趋定型。与今天的联系最为密切。藏族的服饰文化亦不例外，所以我们将以清代藏族的服饰文化为主，对藏族服饰文化的结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制作工艺做进一步的探索，以利于加深藏族服饰文化的特色。

4、壮族服饰

在清朝末年(1911年)以前，壮人穿的衣服，都是自纺、自织、自缝制的。当时，女子的服装与男子相比显得多彩些。她们上身穿的是大襟蓝干衣，领窝至右腋下的衣襟、两袖，均绣大花边，衣领矮，露颈部。

下身穿的是长至脚踝的长折裙，或镶有花边的宽裤子，裙子外面，正两腿心处，各绣一条垂直对称的大花边，在臀部处打几个折，臀部下的裙脚卷起一寸左右，两边以几针缝住，形成后裙脚弓形翘起，从前面看是桶裙，背后看是折裙，上下衣裙贴身，线条分外明朗，十分雅观。

脚登圆口绣花鞋。壮族男子穿的上衣，是黑布对襟衣，圆领阔袖，两襟扣子7—9个，扣子用黑布织成，穿时，将两襟的扣子扣起来。

男子穿的下衣即裤子也是黑布，裤口宽大，一般为1—1.2尺寸。成年尤其是老人，头包长约4—5尺的黑巾，或用一块黑长方形的布合缝，上端打折，顶开圆孔，戴于头上。平时，一般打赤脚，只有过年过节，喜庆日子，走访亲友，才穿上土布鞋或龙凤鞋。

清末民国以后这一时期女子改穿宽阔的唐装衣裤，腰间正面扎齐脚踝的半边围裙。围裙上头以两条印花布带系结于背后，并以两端各约两尺作飘带。壮族男子改穿对襟唐装衣，宽裤子。脚穿土布鞋。男子读书则穿中山装，剪西式头。老年人头扎黑布巾。

1949年以后，壮族地区的城镇居民、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校学生等，他们的服装紧跟全国的变化，一般都穿中山装、干部服，与当地汉族人民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甚至可以在边远的山区看到壮族同胞西装革履，花裙花衣更不用说。传统的壮族服装也悄悄发生变化。

5、白族服饰

远古时代想必白族的祖先过着群居生活。以打猎、捕鱼为生。以树叶来避寒，遮羞。经考古发现距今三千年前，白彝先民已经掌握纺织技术。剑川海门口、大理挖色鹿鹅山、大理苍山、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分别出土了石质纺轮，骨质或角质针具，证明纺织物开始问世。

白族先民也开始有简单的服饰，当然服饰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的主要功能无疑是保暖、避寒。到了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丝纺织业已大量出现。“工文织”，含纹纳花的丝织品大增。

1974年云省、大理州有关单位到大理州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塔进行调查，在塔中发现了大理国时期的丝织品，且保存情况良好，经鉴定为白绢一幅，丝绸三块，这对于研究当时的丝织工艺确实是一份难得实物资料。

南诏时期，大凡华贵的衣服，都要用精丝织成的丝、锦、绢缝制而成。南诏王、清平宫的服饰皆用锦绣，外缀虎皮，异常灿烂。在唐代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对所描绘的王族和官员的服饰，作了详细的描述。《南诏德化碑》碑阴载用“二色绫袍”做功臣赏赐品。

《释名·采帛》：“绫，凌也，其纹望之如冰凌之，理也。”轻且薄，以精丝纺之。为了使服饰更加美丽，人们除了在衣服上制作刺绣图案，达到美化服饰的目的。公元800年，南诏向大唐朝廷献演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还以别的方式来表达，演员们穿南诏民族服饰，衣裙、鞋帽上彩画鸟兽草木花纹。

“八彩”艺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演进。所以说南诏时期白族织染刺绣、工艺美术方面的造型设计水平之高，在我国南方是少见的。它将织、染、绘、绣融为一体，是唐代白族地区纺织业和服饰艺术蓬勃向前发展的显著标志，对研究当时的白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上层服制、服式的基本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相应的百姓服饰质量也有所提高，出现了刺绣的服饰，绢类面料虽没官家华贵，仍不失质粗形美之感，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服饰有一个显著特点：注重色调与装饰彩染和刺绣较普遍。

服饰的类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社会习俗、文化情趣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构成白族的“服装文化”。这一文化对以后元、明、清的白族服饰的演变一直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变革，白族的服饰相应也发生了变化。但白族服饰的形成总是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剪裁、编排。故南诏大理文化在现代白族服饰中遗制犹存，赁白族服饰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始终保持着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独特传统。

(3)匈奴服装帽子扩展阅读：

一、汉服

汉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汉族的古传统民族服饰是汉服。相传为黄帝发明，西周起汉服已具基本性质，到了汉朝已经全面完善并普及。这一时段直到明末清初，汉族人着汉服到汉朝已有几千年历史。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服饰之一。

二、汉服简介

古汉服又称为汉装、华服。既有交领右衽又有直领圆领，袖子分为广袖、小袖、胡垂袖等。汉服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执行“剃发易服”政策，禁止人民穿着汉服，蓄长发。从此古汉服渐渐从人民生活中消失。

由于清廷的“十从十不从”政策，古汉服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仍然能看到她的影子。例如道教、佛教的僧侣服饰就保留了下来。古汉服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都借鉴传承了古代各个时期汉服的特征。

汉服历史悠久，款式众多，历朝历代皆有自己的特点，但主要特征不变。而汉服又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加之以冠，以示成年。

三、汉服特点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汉服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

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

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汉族人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喜饰玉佩玉。

四、汉族各个时期的服饰：

1、上古时期

中国传统古籍的观点一般认为，华夏衣裳为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所制或黄帝时期所制。例如，汉代《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妻嫘祖养蚕制丝，以作衣裳。

考古发现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都发现骨针、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会纺布制衣。到了约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大量发现纺轮，还在陶器上发现大量布纹的印痕。

同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苎麻、蚕茧。说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用苎麻织成的麻布和饲蚕得到的丝纺来做衣服，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只是，此时期的服装实物，在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

2、夏商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的服装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特征，并且已有充分的实物可证实汉服的基本特征已在此时确定：交领、右衽、系带为最基本的典型特征，上衣下裳是最基本的式样。在甲骨文、金文的多种字形中，很常见的一种字形的“衣”字即为交领右衽上衣的形象。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人亦穿着此种特点的服装，该玉人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最完整的服饰造型。与交领、右衽、系带的上衣相配的下装是“裳”。上衣下裳是汉服最基本的式样，至今汉语仍然用“衣裳”这两个字作为服装的统称。

3、秦汉时期

秦汉服装基本沿袭战国时期，仍然以深衣为主，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都是男女均可穿着。秦汉时期曲裾深衣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由于汉代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

由于深衣的普遍流行，穿襦裙的妇女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消失，在汉乐府诗中就有不少描写。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1957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了襦裙实物。

汉朝时期，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空前繁荣、强大，汉族由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另外一个名字。此时期的服饰礼仪制度也极大完备，并由此出现了一个成语“汉官威仪”来称颂汉朝的服饰制度。“汉服”的名称也间接由此而来。

4、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遗俗汉朝，但由于当时的风气汉服的风格变得潇洒飘逸。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或者外衣内着一件类似今天吊带衫的奇特内衣，并不穿中衣，此衣式仅见于这一时代，款式参见《北齐校书图》。

或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中原男子在这一时代也开始流行上衣和裤装。绔、裤互称。由于南方的湿热气候，高齿木屐开始流行。袿衣（杂裾）是魏晋女服中的礼服。

魏晋时期衣冠承于东汉，一秉东汉追求繁华、奢丽的风格，袿衣即是衣两侧有尖角的款式，魏晋时，人们将尖角家常，敝屣旁边加以垂饰飘带。服装看起来一场飘逸，这便是彼时辞赋中的“华袿飞髾”。

5、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汉服开始高端创新发展，但不脱离汉服基本特征。隋唐妇女的主要服式仍然是襦裙是裙、衫、帔的统一。女性当中十分流行齐胸襦裙，即把下裙提至胸上的裙子，搭配以披帛。

贵妇当中，也穿钿钗礼衣。汉服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颜色大胆。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唐代男子服饰，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

礼服的样式，多承袭前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五代时期服饰基本筵沿袭了唐朝服饰，无太大变化。

6、宋朝时期

由于宋代初年的政治风气，汉服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朝汉族男子服饰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

宋朝汉族女服在沿袭上一代的基本制式的基础上，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宋代的褙子为长袖、长衣身，腋下开胯，即衣服前后襟不缝合，而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宋代中后期国家富足，人们的服饰也开始奢华起来，人们大多穿起了丝绸。

7、元朝时期

元代虽然是蒙古人建立，但是蒙古人并没有推行类似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故此民间服饰仍然是汉服。元朝宫廷的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蒙古妇女也穿长袍。而中国妇女仍着汉服，其中襦裙较为流行。只是在风格上蒙古服装和汉服多多少少都受了对方的影响。

8、明朝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 诏令天下“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因此明朝服式恢复了汉服传统。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仍以襦裙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明制女袄、女衫较有特色也很流行，外衣多为收袖口的琵琶袖，袖口可有缘边领子加护领，下裙多配马面褶裙和普通褶裙。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外，还流行霞帔、褙子、比甲等新鲜样式，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宽大的直身，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

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也开始流行用金属扣和纽扣，但系带依旧存在。

9、清朝时期

1644年满清入关，推行了剃发易服政策，禁止穿着汉服，使汉族传统的服饰制度被迫中止。

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汉服款式（十从十不从中：男从女不从），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为保护文物衣冠，汉族各阶层人士以各种方式反抗清朝政府的政策，各地人民屡次起义反对剃发易服政策，但都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酿成了扬州十日的惨案。

清代的农民起义，如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都大量穿着汉族风格的衣服。有些太平军将领拒绝混入满清元素的服装，有的宁愿穿直接着戏服作战。

10、民国

1910年（宣统二年），资政院议决剪辫易服案，中国各地各族人民开始群起剪辫。遭清政府禁制的汉、回、苗等各族服饰文化也有人主张恢复。

由于民国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当时中国人正式改穿西式服装，女人的衣服也有原来宽大的长袍加入西方剪裁变为旗袍，大部分汉人渐渐以为西洋剪裁融合的旗袍、马褂即是传统的满族服装。

11、现代

在今天，部分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而开始思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补与复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有志者加入了复兴汉文化的队伍当中，但社会依旧存在很大的争议和各种各样的阻碍。

❹ 匈奴的发展史！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国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国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
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公元1世纪中叶，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被中国东汉王朝屡次击败，又受到蒙古高原新兴的鲜卑族的挤压，不得不向西迁移。此后300年的史书中很少提到匈奴人的去向，公元4世纪，这个神秘民族又现身欧洲，来到里海北岸的顿河草原游牧。
公元375年，匈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他们向西攻灭了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多瑙河沿岸所建立的国家，向南攻克亚美尼亚，一直打到波斯和叙利亚。匈奴人以凶残闻名于世，他们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进占匈牙利草原后，匈奴人暂时定居下来。公元433年，匈奴大单于阿提拉成为各部首领，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东起伏尔加河，西至莱茵河，南抵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阿提拉统治的20年里，匈奴首都布达城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云集于此，争先恐后地献上自己的贡品，表示臣服。匈奴帝国步入极盛时期。
匈奴克星与匈奴王情同手足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已风雨飘摇。它在与各蛮族政权的冲突中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得不默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就在此时，罗马帝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叫阿契斯。阿契斯生于高卢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高登裘斯在西罗马军队中屡立战功，最后做到西罗马帝国的骑兵统帅，被封为伯爵。阿契斯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哥特人和匈奴人那里度过的。阿契斯在匈奴做人质期间，结识了很多匈奴贵族。借助匈奴人的支持，阿契斯迅速在罗马政坛上崭露头角，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高卢总督。他在高卢同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阿兰人等蛮族作战，屡战屡胜，声名显赫。

阿契斯和阿提拉自幼相识，两人交情甚笃。阿契斯曾经给阿提拉找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私人秘书，帮阿提拉打理外交；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阿提拉身边学习骑射。阿契斯希望和匈奴帝国和平共处，他知道西罗马对付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已十分费力，决不能再与匈奴交恶。青少年时期做人质的经历，使阿契斯对匈奴的认识非常深刻，他熟知匈奴人的战法，并十分清楚匈奴人的软肋是什么。阿契斯的努力为西罗马帝国赢得了20多年的和平，这段时间阿提拉多次进攻东罗马帝国，但一直和西罗马帝国相安无事。但利益之争使这两位好友最终拔刀相向，而阿契斯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匈奴克星。

❺ 匈奴的帽子耳两边垂下来的两条叫什么

这个啊,匈奴的特定服饰 ,北方气候寒冷,匈奴人为了抵御严寒而如此

❻ 匈奴人的帽子是什么样

这是他的骑兵

❼ 匈奴的服饰是什么

根据文献资料可以得知，匈奴服装的基本形式显然应是上衣下裤，并且是穿靴子的，他们的上衣为芢直襟式短衣，下身为合裆裤，脚穿的是皮革制的靴子。就功能而言，此类服装不仅防风保暖，适应与北漠严寒多风的恶劣环境，当然也可满足秦汉匈奴畜牧狩猎的游牧生活方式，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名族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对匈奴的服饰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匈奴的历史。
匈奴风俗
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族群，它的起源大概能追溯到战国时代，但是这个民族自东汉初就开始衰落，繁盛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长久。

从公元一世纪后匈奴开始分裂，分裂出的南北两部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南部匈奴选择入塞，而北部匈奴选择向西前进。生活环境的不同使匈奴人形成了与汉人不同的文化习俗。
这个不同首先表现在饮食上。与中原地区注重养生不同，匈奴人多喜食肉和乳酪。
这也和他们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匈奴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重，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中，这个产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匈奴人还有饮酒的嗜好，在我看来，这和他们是游牧民族有着极大的关系。除了饮食，习俗的差异还表现在服饰上，匈奴的服饰被称为胡服。由于畜牧业十分发达，所以，牲畜的毛皮也被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他们经常用牲畜的皮毛制作衣裤，还会为了方便骑马穿上靴子。除此之外，住也成为匈奴习俗中的一大特色。他们将所养牲畜的皮毛做成帐子，再用毛毡做顶，就搭成了一个“穹庐”，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❽ 请问匈奴的服装和发式是何样

楼上说得很对,可以参考这个帖子(英文).
Best Hairdo, Hunnu Style
http://www.mongoliatoday.com/issue/8/haircut.html

❾ 为什么古代匈奴的兵都不穿盔甲

不可能不穿盔甲，只是比较少罢了。早期一般是皮甲、阿尔泰传过来斯基泰鳞甲、缴获春秋战国各国盔甲、甚至可能有周代的青铜甲。后期可能缴获汉代铁甲较多，汉代居延汉简就描述过，几十个匈奴全副铁甲来突袭事例。毕竟盔甲制作复杂，又不是一次性，抗战时我军都缴获日军武器，匈奴再落后怎么可能不重视防护呢

❿ 匈奴的起源和演变是怎么样的

匈奴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国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国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

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其族属尚无定论，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无文字。战国末，常扰掠秦、赵、燕北边，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之。冒顿单于在位（前209～前174）时，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统有大漠南北广大地区。老上单于（约前174～前160）时，匈奴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帝国。汉初，匈奴不断南下侵掠。公元前200年，围汉高祖刘邦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遂迫汉朝实行和亲，且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之交易。然而，匈奴仍屡屡背约南侵，成为汉朝一大边患。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曾3次(前127、前121、前119）大举出兵反击匈奴，匈奴势力渐衰。汉代，匈奴由于天灾、人祸及汉军的打击，发生过两次分裂：一次是公元前57年左右出现的五单于并立局面。结果是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阴山附近。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与汉为敌的郅支单于，消灭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恢复了和亲。另一次是王莽篡汉后，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但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请求内附，得到东汉允许。匈奴又一次分裂，成为南北二部。南下附汉的称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东汉末分为五部。至西晋，南匈奴人在逐步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但除了上层贵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外，匈奴仍然聚族而居，社会结构变化不大。304年，匈奴刘渊建立政权，民族共同体开始瓦解，逐渐汉化。除刘赵政权外，十六国中的夏（赫连氏）和北凉（沮渠氏）也是匈奴支裔建立的。

公元91年，汉军出居延塞(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围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战败后部分西迁，余众后来归附于兴起的鲜卑。多数学者认为，西迁的北匈奴就是欧洲史上的匈人。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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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著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还有人认为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战国末期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现代学者中并未取得统一。由於匈奴的起源问题不能解决，匈奴的族属与匈奴的语系也都成为悬案。

周朝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秦朝

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

西汉

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开始与匈奴和亲。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占领河套地区，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卫、霍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单于及左贤王逃走。汉朝在东部联合乌桓，西部以和亲（前105年，汉武帝封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

前73年，汉与乌孙联兵20万进行进攻匈奴，直捣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获胜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前51年南下投靠汉朝。后来郅支单于则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即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带），呼韩邪单于占据漠北王庭。前36年，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的匈奴，击杀郅支单于。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与汉修好。

西汉时期的单于有： 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伊稚斜单于、乌维单于、儿单于、呴黎湖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眴鞮单于、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

东汉

48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89年到91年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

汉朝之后

南匈奴南下汉化，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4世纪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311年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的一支地位低下的族群称为羯人。汉赵的大将羯人石勒自立，建立赵国，史称石赵或后赵。后被氐人苻氏前秦所灭。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后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后被北魏所灭。

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

以上是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

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

匈奴在东北亚之外的影响

北匈奴远走欧洲，一部分在高加索，一部分在中伏尔加河地区（今天的俄罗斯鞑靼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在下多瑙河（今天的保加利亚），一部分在中多瑙河（今天的匈牙利）。中亚匈奴，一部分与图兰低地民族融合（中亚两河地区），一部分在阿富汗山区，一部分在印度旁遮普邦。 在3世纪末，这个几乎消失了的民族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人于350年左右进入了欧洲，随后在称为巴兰比尔王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征服战争，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称为阿兰的突厥人国度。

阿兰人的灭亡

350年，当时的阿兰国堪称强国，阿兰王倾全国之兵与匈奴军战于顿河沿岸，却遭惨败，阿兰王被杀，阿兰国灭，阿兰余部最终臣服于匈奴。匈奴在西方史书第一次出现即伴随著阿兰国的灭亡，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动。灭亡阿兰国后，匈奴在顿河流域附近逗留了几年，然后在他们年迈的国王巴兰比尔的带领下继续开动他们极具毁灭性的铁蹄，踏向西方。

对日耳曼民族的征服

374年时，位于黑海北岸、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国家。它辽阔的疆土东起至顿河，与阿兰人接壤；西至德聂特河与西哥特人为邻；南起黑海北至德聂斯特河的支流，普利派特河沼地；匈奴联同被征服的阿兰人，大军进入东哥特领土，被曾被东哥特人征服的部落乘机造反，内乱以致东哥特人屡战屡败，终于475年投降。 东哥特人灭国后，匈奴人接著继续向西，西哥特人以德聂斯特河为险，布兵防守，试图击匈奴军于半渡。匈奴军一边在河对岸作势佯攻，大部却从上游乘夜偷渡再回攻。这边西哥特人在河岸构筑工事备战正酣，却不料被拦腰一顿痛打，数十万人马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帝国境内，并于378年在阿德里雅堡大败罗马皇帝瓦伦斯，由此动摇了罗马的根基，罗马再也没法控制管辖下的诸侯和领土。 匈奴人再征服北方的诸日耳曼部落，夺取了匈牙利平原。由此，起自黑海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地土，尽入匈奴人之手。

对拜占庭和色雷斯各省的进攻

395年冬，匈奴人攻入色雷斯，大掠而返。400年，匈奴人再次攻入色雷斯，以后对色雷斯连年侵扰。431年，东罗马帝国不得已，答应每年向匈奴交纳页税，并允许他们在境内的几个城镇同进行互市。 435年左右，阿提拉杀死与自己共同掌政的兄弟而大权独揽。他对南俄罗斯和波斯帝国发动了一系列的突袭。不久他将目光投向了拜占庭，逼使东罗马缴纳更多的贡税，并且不继插手西罗马帝国的外交事务。罗马自然无法满足这年年高升的贡税，匈奴人则以此为借口于441年向拜占庭宣战，大肆洗劫巴尔干半岛，442年才被东罗马的阿斯帕尔将军阻截于色雷斯地区，被迫后撒。 443年，匈奴攻到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外，东罗马全军覆没，不得已签城下之盟，与匈奴订立和约。

阿提拉的统治时期，盛极时的匈奴帝国

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的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这广大区域的一带附属国，都有自己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平日向阿提拉称臣纳贡，战时出兵参战。

对西罗马的侵略和匈奴帝国的瓦解

罗马军队在教皇里奥一世的率领下，打败阿提拉带领的匈奴人。451年，在意大利本土，入侵的匈奴人被击退。

450年，阿提拉转而进攻西罗马帝国，他带著大约十万名战士渡过了莱茵河。在向前推进的一百英里内，匈奴军团洗劫了位于现今法国北部的大部分村庄。罗马将军阿提纽斯组织了一支高卢罗马军团以抵抗正在围困奥尔良城的阿提拉。在查隆丕尼的大决战中，阿提拉终于被打败。尽管匈奴人的战力没有被完全毁灭，这埸战役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战役之一，它阻止了整个基督教的覆灭和游牧民族控制欧洲的严重后果。 453年，阿提拉在迎娶日尔曼公主的第二天被发现死于动脉破裂。在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人之后，曾经称雄一时的匈奴帝国面临著崩溃的边绿。异族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统治权而激战不休。匈奴帝国最终由于汪逹尔部落等新敌人的入侵而灭亡，从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不见了。

影响

匈奴人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们的帝国是短命的。他们的帝国很快被瓦解后，甚至整个民族也消失在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当中。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的发展，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后者一起摧毁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后，多元化的封建国家政治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格局形成了。

匈奴后裔

有些学者认为匈奴4世纪西迁到了欧洲东部，并入侵欧洲，与第4、5世纪侵入欧洲的匈人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匈人驱逐日耳曼人等野蛮民族使得蛮族大迁徙，从而灭亡罗马帝国。

从史书中似乎找到了匈人即北匈奴的证据。关于匈人灭阿兰国，是匈人首次出现在欧洲历史典籍中，但这次战役在中国典籍中也有记录。《北史》中说：“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但粟特国并不是奄蔡，也不符合“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的条件，奄蔡却符合，关于奄蔡，《后汉书》中说：“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三国志》为：“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在中国古书中，“大秦”即为罗马帝国。《史记》为：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北史》中那段记录的是该国遣使节到北魏。匈奴灭其国的“已三世矣”即75年，而遣使节到北魏为西元445年，正好为西元370年左右，与欧洲记录一致。

另外，有少量的匈奴邦彻底消失在异国，在东、西罗马帝国军队服役的匈奴军人不少，大多驻扎在北叙利亚、北非洲与南英格兰地区，有几个匈奴邦随西哥特人进入法国与西班牙，有一个匈奴部落随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 有人认为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的后裔，这个问题现在仍是个疑问。

匈奴语

《后汉书》中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学者用蒙古语、突厥语、叶尼塞语言等进行过分析和解读，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例如：“撑犁孤涂单于”据说在匈奴里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撑犁”（上古汉语*thrang rii）和“单于”（上古汉语*dar wa）分别和蒙古语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关于匈奴语的来源，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

匈奴战马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5000年左右，北方草原民族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由于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由于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 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匈奴兵器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综观匈奴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子和短剑多是在继承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对中原优良兵器的吸收和引进无疑大大提高了匈奴兵器的杀伤能力。

匈奴盔甲

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

出土的匈奴头盔继承了北方草原的传统，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族青铜头盔形制相仿，匈奴的头盔仍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从其形制看，我们可以了解匈奴头盔的系戴方式，同时也可体会到这样的头部防护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所起到的良好保护作用。匈奴铠甲比起头盔来更少见，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甲残片青铜制成，呈鱼鳞状密布，显得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利用匈奴青铜甲片复原了一件匈奴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甲片之间原应用皮条连系，但皮条已腐朽，因此只剩下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