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海派紅幫旗袍

㈠ 上海旗袍做得最好的店是哪家呀

上海旗袍工藝做得最好的就是麗古龍,來上海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家店的旗袍沒有拉鏈.都是手工扣.面料也很有特色.都是手工織的布.好多品種.與其他店的面料完全不一樣.像別的旗袍店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真絲面料和織錦緞了.
如果要普通面料做的旗袍.就一定要去七浦路和董家渡.那裡的性價比才高.
看個人選擇了.我在上海呆了幾十年.旗袍穿了不下十件.在麗古龍做了三件.在董家渡做了好多件.七浦路也買過.
不過這東西沒有90多歲還看得見做旗袍的,騙人了.不要相信.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㈡ 旗袍的起源

旗袍的起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戰國至漢代曾為時人所重，後世的袍服或與深衣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
袍服自漢代被用於朝服，袍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襇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穿著者多為知識分子及統治階層，久而久之蔚成風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徵。

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且較穩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年間（公元1644年），清世祖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固，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至此傳統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

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後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從順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至清後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後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較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用得十分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界，此時的清王朝正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在中國學生最先出現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後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始。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沉重的負擔。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

30、40年代是旗袍的頂盛期，這時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㈢ 旗袍是優雅的代名詞，你知道穿旗袍的時候應該注意什麼嗎

美中不足的是當時的工作需要大步流星干凈利落，這兩條只能走小碎步的美麗裙子只能星期天休息才能穿。夏天那麼短暫，展示的機會太少了旗袍，雖然能夠展示東方女性獨特韻味，但不是每個女性都可以駕馭的了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身材和氣質，就像東施效顰，讓人難以接受。

京派與海派代表著藝術、文化上的兩種風格。凝練。近代旗袍進入了立體造型時代，衣片上出現了省道，腰部更為合體並配上了西式的裝袖、旗袍的衣長、袖長大大縮短、腰身也越為合體。樣式變遷，旗袍歷經百年的演進天之仙子莫過於典雅高貴的中國服飾國粹——旗袍。說旗袍是詩一點也不過分，它以其流動的旋律和濃郁的詩情表現了女子的賢淑、典雅和溫柔，它是中國女人的一種情結、一種夢幻，是鐫刻在中國女人骨子裡的美麗

㈣ 旗袍的特點

旗袍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民國服飾設計師參考滿族女性傳統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礎上設計的一種時裝，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糅合具象。在現時部分西方人的眼中，旗袍具有中國女性服飾文化的象徵意
甘婷婷旗袍照
義。在濃厚的封建禮教氛圍中，想要婦女如現在一般外露曲線是不可能的。傳統旗袍的裁製一直採用直線，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體的曲線毫不外露。盡管旗袍改於滿族婦女的袍子，或稱旗裝、旗服，但旗袍並不是旗裝。旗袍是帶有中國特色、體現西式審美、並採用西式剪裁的時裝。旗裝是滿族婦女的民族服飾。旗裝大多採用平直的線條，衣身寬松，兩邊開叉，胸腰圍度與衣裙的尺寸比例較為接近；在袖口領口有大量盤滾裝飾。黃色是皇家獨尊之色，民眾是忌用。旗裝色彩鮮艷復雜，用料等花色品種就多樣，喜用對比度高的色彩搭配。在領口、袖頭和掖襟上加上了幾道鮮艷花邊或彩色牙子盤滾設計。由於旗裝是一種平面服飾，盤滾成為旗裝除面料外的唯一設計空間，因而以多盤滾為美。清末曾時興過「十八鑲」（即鑲十八道花邊）。清代旗袍紋樣多以寫生手法為主，龍獅腆麟百獸、鳳凰仙鶴百鳥、梅蘭竹菊百花，以及八寶、八仙、福祿壽喜等都是常用題材。
特色是把女性婉媚的特點張顯出來

㈤ 說說古代，近代旗袍的發展變化（簡單點）謝謝

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戰國至漢代曾為時人所重，後世的袍服或與深衣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事實上，深衣與袍服頗有差異，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當於把上衣下裳連成一體；袍服則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義，後來袍服逐漸被接納為一種穩定的服飾式樣，與上衣下裳的服制並行不悖。袍服自漢代被用於朝服，起始多為交領、直據，衣身寬博、衣長至附、袖較肥闊，在袖口處收縮緊小，臂肘處形成圓弧狀，稱為「袂」，或稱「牛胡」，古有「張袂成蔭」之說。袍服式樣歷代有變制，漢代深衣制袍，唐代圓領襇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寬身長袍，穿著者多為知識分子及統治階層，久而久之蔚成風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種不事生產的上層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閑生活。服飾上的寬衫大袍。褒衣博帶，逐漸成為中原地區衣飾文明的一種象徵。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服式多採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採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妝、胡騎、胡樂同為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範例，屬於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且較穩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固，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易服浪潮，律令之嚴性命攸關，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說。至此傳統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後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清朝統治者強調滿語騎射，力圖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習俗和穿著方式，一方面要用滿族的服飾來同化漢人，同時又嚴禁滿族及蒙古族婦女仿效漢族裝束，從頂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至清後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後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用得十分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閉的國門。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軍隊也改練新軍。在中國學生和軍人中最先出現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與西式軍裝、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後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端。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沉重的負擔。由於滿族統治政權的消亡，旗袍此時穿著者甚少。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並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並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場奢靡繁華之地。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服裝裝飾一掃清朝矯飾之風，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於成熟。產生於辛亥革命後，北伐戰爭時期始漸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別於旗女的長袍。30年代後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這在以後的章節中將會詳細介紹。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旗女與漢女的著裝

作為女性著裝的旗袍，與旗女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員；旗人，則是清代對被編入八旗的人的稱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滿族為主體，融合了漢族與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內。八旗中除清朝皇族愛新覺羅的宗室、覺羅以外，還包括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分別由歸附的漢人和蒙古人構成。清初八旗漢軍有26萬之眾，是八旗滿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僅是滿族人，還可以是蒙古族或漢族人。這樣，把旗袍定義為滿族人所穿的服裝也就有失准確了。滿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數民族，擅長漁獵並四處游牧，他們所穿著的袍四面開權，有扣絆束腰帶，脫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後來歸附於他們的漢人和蒙古人也採用了這種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確立，旗人的袍服有所變化發展，與滿洲早期的樣式也有所不同，這時旗女所穿的袍可說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國才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旗袍，稱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裝與漢族婦女的兩截裝束，在清初有著明顯差異。
參考資料：http://b-113373.hotnews.alibaba.com.cn/news/detail/v3000103-d5327468.html
旗袍源流棗旗袍作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員，其發源有人認為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深衣。
旗人之袍與旗袍棗旗袍不是一個固定的形式，而有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把旗袍視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雖看似無大錯，卻難免有望文生義之嫌。
民國之初——悄然過渡過的旗袍。
20世紀初，中國政治風雲跌宕。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創立民國，剪辮發，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屬於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級制度送進了歷史博物館，這一切為新式旗袍的延生創造了條件。
20年代——倒大袖與新樣式。
20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時興過一陣「文明新裝」。
30年代——黃金時代（i）
本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是近代中國女裝最光輝燦爛的時期，而30年代又可謂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也就是在此時，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
40年代——黃金時代（ii）
旗袍走向經典的過程，可說在30年代已基本完成，40年代是其黃金時代在時間上的延續。
50年代——也有過燦爛的一瞬
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如果說服裝也有流行的話，那流行的主導已轉向平民。
60、70年代——被冷落的20年
從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是傳統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災難。
80、90年代——輝煌難再
旗袍的鼎盛年代已經遠去，被冷落了30年之久的它，在80年代以來開放後的國土上顯得有些落伍了。
旗袍的審美
近十幾年來，時裝中重新出現的旗袍，在國際時裝舞頻頻亮相，風姿綽約有勝當年，並被做為一種有民族代表意義的正式禮服出現在各種國際社禮儀場合。
旗袍的京派與海派
京派與海派代表著藝術、文化上的兩種風格。海派風格以吸收西藝為特點，標新且靈活多樣，商業氣息濃厚；京派風格則帶有官派作風，顯得矜持凝練。
藝術家與旗袍
藝術，是通過塑造形象具體地反映社會生活、表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設計師與旗袍
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演變，旗袍的各種基本特徵和組成元素慢慢穩定下來。旗袍成為一種經典女裝。經典相對穩定，而時裝千變萬化。但時裝設計師常從經典的寶庫中尋找靈感，旗袍也是設計師靈感的來源之一。
總之，旗袍是中國婦女的傳統服裝，而並非已經湮滅失傳的歷史服裝。它既有滄桑變幻的往昔，更擁有煥然一新的現在。旗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加之可欣賞度高，因而極富有收藏價值。現代穿旗袍的女性雖然不多，但現代旗袍中不少地方仍保持了傳統韻味，同時又能體現時尚之美，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㈥ 廣州旗袍有哪些老字型大小品牌口碑好的

布衣齋！ 在廣州江南大道北旗袍婚紗專業批發市場有多家門店， 例如江南大道北51號總店、江南大道北27號品味軒、好百年廣場麥當奴樓下又有一個店，從事多年旗袍設計生產了，接受來料加工的。

㈦ 中國旗袍發展史

旗袍起源於中國上海。

旗袍，是一種內與外和諧統一的典型民族服裝，被譽為中華服飾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動的旋律、瀟灑的畫意與濃郁的詩情，表現出中華女性賢淑、典雅、溫柔、清麗的性情與氣質。
旗袍是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貴族的衣飾，現代意義的旗袍，誕生於20世紀初葉，盛行於三四十年

代，是中國女性服裝的代表。行家把上個世紀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點，三十年代它到了頂峰狀態，很快從發源地上海風靡至全國各地。當時上海是上流名媛的福地，她們熱衷於游泳、打高爾夫、飛行術、騎馬，奢華的社交生活和追趕時髦，註定了旗袍的流行。由於上海一直崇尚海派的西式生活方式，以致後來出現了「改良旗袍」，從遮掩身體的曲線到顯現玲瓏突兀的女性美，使旗袍徹底擺脫了舊有模式，成為中國女性獨具民族特色的「國服」。
經過多年的修正與改良，旗袍已經成為最能體現中國女性美的服裝，用最中國的布料，絲綢、錦

緞，做成最中國的服裝———旗袍，穿在發髻高挽身段窈窕的中國女子身上，那種東方的美、東方的神韻，令人嘆為觀止。旗袍在這里，已超脫了一般意義上的服裝而成為一種象徵，為什麼它會成為經典，答案也正在這里。
旗袍的美是一種典雅而高貴的美，這種由旗袍內涵所決定的文化品位限制了它的普及、大眾化，

同時它對穿著者的要求也十分苛刻，這不僅僅表現在對身體的要求上，同時也表現在對穿著者內涵及氣質表現上，而且，旗袍的出現對背景、環境、氣氛要求特別講究，我們不能設想一個菜販身著旗袍腳趿拖鞋的模樣，這是對美的糟塌，我們同樣也不能接受一個身著旗袍的女人不停地挖鼻孔和吐口水。旗袍的美是一種距離的美，一種靜止的典雅美。
旗袍追隨著時代，承載著文明，顯露著修養，體現著美德，演化為天地間一道絢麗的彩虹。願

旗袍連接起過去和未來，連接起生活與藝術，將美的憧憬、美的風韻灑滿人 間。
旗袍是中華女性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服裝。說到傳統，人們總要想到封建主義的保守、 封閉，還

有封建主義對婦女的各方面的禁錮。數千年來，中華女性的著裝是嚴肅的。直到現在，嚴肅而正規的「職業女裝」仍然占據著中國女性服裝的主要地位。
鳳冠霞帔，母儀天下，如果說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傳統把婦女的最高期望值定到這里， 那麼最

能說明一切奧妙的關鍵字眼就是「表 現」。把美好的體貌表現出來的唯一媒介是好的服裝。「霓裳羽衣」也好，「鳳冠霞帔」也罷，除了對那種繁華尊貴的追求之外，無論如何也剪不掉那段渴望美麗、渴望風采浪漫。旗袍的出現或許就因為如此吧。
人類文明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女性的服裝也隨著歷史不斷改變。比起科技帶給世界 的巨大變化

，人體卻頑強地保持了原狀，這雖然不能算是奇跡，卻為服裝發展史、提供了可能。 服裝不能脫離人體

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樣。女性的頭、頸、肩、臂、胸、腰、臀、 腿以及手足，構成眾多曲線巧妙結合

的完美整體。旗袍的審美，似乎可以從這里談起 。
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國一種富有民族風情的婦女服裝，由滿族婦女的長袍演變而來。由於滿族稱為「旗人」，

故將其稱之為「旗袍」。在清代，婦女服飾可謂是滿漢並存。清初，滿族婦女以長袍為主，而漢人婦女仍以上衣下裙為時尚；清中期，滿漢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後期，滿族效仿漢族的風氣日盛，甚至出現了「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的情況，而漢族仿效滿族服飾的風氣，也於此時在一些達官貴婦中流行起來。
到了20世紀20年代，受西方服飾影響，經改進之後的旗袍逐漸在廣大婦女中流行起來。這種旗袍

是漢族婦女在吸收西洋服裝樣式後，通過不斷改進，才進入千家萬戶的。旗袍的樣式很多，開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雙襟；領有高領、低領、無領；袖口有長袖、短袖、無袖；開衩有高開衩、低開衩；還有長旗袍、短旗袍、夾旗袍、單旗袍等。改良後的旗袍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成為中國婦女的標准服裝。
流行於少數民族地區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較為緊窄合體，以利於騎射或其他激烈活動，這種

服式多採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較適體。歷史上，漢族人民也曾多次採納這種窄身合體的袍服樣式，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比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風行一時，胡服在唐開元、天寶年間與胡妝、胡騎、胡樂同為時人趨奉，可算異域文化一次大面積的流行範例，屬於長安街頭當年的「舶來品」。在遼、金、元及清朝等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時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著服飾的主角，雖然又都經歷或表現出變得寬博的過程或趨勢。清代由於歷時最長且較穩定，故袍服可視為典型服飾。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關，定都北京，繼而統一全國。隨著政權的初步穩固，

開始強制實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雉發易服浪潮，律令之嚴性命攸關，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說。至此傳統的冠戴衣裳幾乎全被禁止穿戴，相傳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只被保留在漢族女子家居時的著裝中。慶典場合不分男女都要著袍，各類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龍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從字義解，旗袍泛指旗人（無論男女）所穿的長袍，不過只有八旗婦女日常所穿的長袍才與後世的旗袍有著血緣關系，用作禮服的朝袍、蟒袍等習慣上己不歸為「旗袍」的范疇。清朝統治者強調滿語騎射，力圖保持其固有的生活習俗和穿著方式，一方面要用滿族的服飾來同化漢人，同時又嚴禁滿族及蒙古族婦女仿效漢族裝束，從頂治、嘉慶年間屢次頒布的禁令中，滿族女子違禁仿效漢族婦女裝束的風氣之盛，可見一斑。至清後期，亦有漢族女子效仿滿族裝束的。滿漢婦女服飾風格的悄相交融，使雙方服飾的差別日益減小，遂成為旗袍流行全國的前奏。
清朝後期，旗女所穿的長袍，衣身為寬博，造型線條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用得十分

普遍，領高蓋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綉以各色花紋，領、袖、襟、據都有多重寬闊的滾邊。至咸豐、同治年間，鑲滾達到高峰時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邊鑲滾，以至幾乎難以辨識本來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裝飾之繁瑣，幾至登峰造極的境地。此時的清王朝正搖搖欲墜難以為繼，清廷內外交困，國力式微。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閉的國門。為挽救危亡，清廷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救國方略，派遣大批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軍隊也改練新軍。在中國學生和軍人中最先出現了西式學生的操衣、操帽與西式軍裝、軍帽。洋裝的輸入，提供了評判美的另一種參照系，直接影響社會服飾觀念的變更。日後旗袍演化為融貫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響的改變可說即是由此開端。
1911年辛亥革命風暴驟起，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為西式服裝在中國的普及清除了

政治障礙，同時也把傳統苛刻的禮教與風化觀念丟在了一邊，解除了服制上等級森嚴的種種桎桔。服裝走向平民化、國際化的自由變革，已經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傳統沉重的負擔。由於滿族統治政權的消亡，旗袍此時穿著者甚少。西式中式裝扮熙熙攘攘紛繁並處。舊式的旗女長袍既被摒棄，新式旗袍則在亂世妝扮中開始釀成。

此時的時裝流行中心早已由蘇、揚移至上海。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並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

場奢靡繁華之地。上海又是婦女尋求解放的重鎮。傳教士、商人、革命黨人競相創辦女學，掀起了一股女權運動浪潮，尋求解放的社會大氣候盪滌著服飾妝扮上的陳規陋習。服裝裝飾一掃清朝矯飾之風，趨向於簡潔，色調力求淡雅，注重體現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馬甲的形式出現，馬甲長及足背，加在短襖上。後將長馬甲改成有袖的式樣，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雛形。據說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女學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當時的女學生作為知識女性的代表，成為社會的理想形象，她們是文明的象徵、時尚的先導，以至社會名流，青樓女子等時髦人物都紛紛作女學生裝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於成熟。產生於辛亥革命後，北伐戰爭時期始漸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別於旗女的長袍。30年代後期出現的改良旗袍又在結構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為稱身合體，這在以後的章節中將會詳細介紹。旗袍雖然脫胎於清旗女長袍，但已遇然不同於舊制，成為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子的標准服裝。

㈧ 中國旗袍

㈨ 在哪能買到又便宜又漂亮的旗袍

旗袍個人覺得還是定製比較好，不像其他衣服大一點小一點都沒關系，不合身容易影響整體風韻，樓主若要性價比高，可以去上海南外灘面料市場的鳳和祥看看，各種款式和面料，幾百到一兩千都有，而且是面料市場，逛逛了解下行情都不錯的
旗袍（qipao）是中國和世界華人女性的傳統服裝，也是中國悠久的服飾文化中最絢爛的現象和形式之一，被譽為「中國國粹」和「女性國服」。

旗袍形成於20世紀20年代，後成為最普遍的女子服裝。新中國成立後，旗袍在內地漸漸被冷落。80年代，隨著傳統文化被重新重視以及影視文化帶來的影響，旗袍逐漸在內地復興，並於1984年被國務院指定為女性外交人員禮服。

2011年，旗袍手工製作工藝成為國務院批准公布的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論及旗袍風尚的起始時間，通常認為在20世紀民國時期，鄭逸梅先生即稱 「原來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國後始御之」。至於具體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對比較含糊。周錫保先生和張愛玲女士均以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後，周氏還以1923年的畫報等資料推斷，所謂旗袍在其時的上海數十人中不過一二。事實上，以當時上海的新聞界對社會現象敏感程度，一種新式樣的風行必然會引起廣泛的關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報》等報紙上很難查到有關於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資料為旗袍在1925年的出現提供了佐證。在作為舊帝都的北京，也有記載表明旗袍時尚始於1925年。因此，將旗袍流行的起始時間視為1925年當為合理。

㈩ 有關寧波幫的小故事

虞洽卿、盛丕華、吳錦堂、王寬誠、包玉剛、邵逸夫、應昌期.童善長童涵春堂國葯號 黃楚九的「中法葯房」、史致富的「萬國葯房」、吳錦堂（1855～1926年），名作莫，浙江省寧波市慈溪市東山頭鄉西房村人，少時隨父耕作，及壯東渡日本，經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為重，先後捐銀數十萬兩，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澤被鄉里。又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從事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著名華僑。吳錦堂於清咸豐五年（1855年11月14日）出生於慈溪北鄉海濱小村東山頭（今慈溪市觀海衛鎮錦堂村）。據吳氏族人介紹，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帶戰亂頻繁，長江中游一帶居民紛紛南遷，東山頭吳氏明初從江西遷來杭州灣南岸，開懇新漲塗地為生。傳到吳錦堂的父親吳麟初時，已是第12代。外地遷來海濱塗地的居民大都十分貧困，到吳錦堂祖父那一代，家境有所好轉，試圖通過對子女的教育，擺脫世代務農的現實。其父吳麟初，生育五子三女，吳錦堂是他的長子。吳家祖居坐落於東山頭西房村，因吳麟初排行第二，故稱「昂二房」，吳錦堂就出生在一樓靠西邊的正房裡。到其父吳麟初時，連年遭遇天災人禍，家境越來越差。吳錦堂不得不輟學務農，幫父親處理家事，成了主要幫手。不過，他父親並未放棄對他的文化教育，安排他在耕稼之餘跟從當私塾先生的伯父課讀。吳錦堂16歲那年，母親病故，父親又娶唐氏。他待繼母如同生母，村民們都說吳家老大將來定有出息。1880年，吳錦堂在寧波做磨豆腐的小工。在當年，「打鐵、撐船、磨豆腐」是有名的苦營生行業，地位十分卑下。但對於年輕的吳錦堂來說，兩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盡艱難人生的磨練，為日後在上海灘打拚乃至闖東瀛，奠定了思想、心理、體能上的准備。立足上海灘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鄰居見吳錦堂能吃苦，又有文化，心氣也高，介紹他到上海紅廟前的萃豐油燭店當幫佣。吳錦堂興沖沖地從寧波回到老家東山頭與家人告別。時年28歲的吳錦堂，就這樣帶著父輩的期望，來到他一直嚮往的上海，一年後成了正式店員。吳錦堂在上海工作3年，習算學文，揣摩商賈經營之道，勤奮精明，深得店主的賞識，曾被派到蘇州等地代庖業務。油燭雖是小商品，但購買者各色人等都有，吳錦堂藉此認識了不少人，對他了解社會各界、積累經驗都很有幫助。特別是他在蘇州分店的經歷，更使他有獨當一面開展商務活動的鍛煉機會，顯露出從事貿易活動的驚人才能。滬上赴東洋1885年，即中法戰爭的第二年，31歲的吳錦堂對我國工商業在列強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氣深有感觸，意識到努力向外求發展是改變目前狀況的一條重要途徑。於是，在友人資助下攜資銀千兩，毅然東渡日本長崎。到達長崎後，吳錦堂經縝密計劃，與人合夥從事物資運銷，業務活動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區采購物資並運送至長崎，又代進口商將進口貨物運送至阪神地區交給座商。這種營生投入少，資金流轉快，吳錦堂在短短的一年間，將資金擴大了5倍。就這樣，吳錦堂靠著「單幫」式的經營，積累了資本，還通過購銷環節建立了業務網路，為日後事業的輝煌打下了基礎。1887年，吳錦堂與人合夥在大阪設立「義生榮」商號，他終於有了自己開設的第一家商行。商界樹巨人這以後，他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大延伸：由收購向製造業延伸，如「義生榮號」曾涉足火柴生意；由為出口商購運向自營出口延伸，如將火柴、陽傘運銷中國；由代進口商運銷，轉向自己設行銷售。在經營中，吳錦堂那謹慎靈活、恪守信用和極富開拓性、前瞻性的經營作風逐漸成形，引起商界同仁的注意，稱贊：「他的先見之明、小心謹慎的態度以及隨機應變的經商才能正是他的獨到之處。」一位商界巨人的稚形初步顯現。1889年，吳錦堂在瀨戶內海邊的著名商港神戶設立了「怡生號」，開始定居神戶。此後，經過十多年的奮力開拓，業務不斷擴大，涉足廣泛的實業領域，成了大阪、神戶地區著名的產業資本家。日本作家黑部亨曾撰文，把吳錦堂和神戶紡織業奠基人武藤山治並稱「為神戶照亮前途的人」。同時，他也成了神戶華僑的領軍人物。1894年，吳錦堂被任命為「神戶旅駐大清商人公舉商董」，是神戶中華會館、神戶三江公所的總代。在《浙慈吳錦堂先生六旬榮壽錄》一書里，具名江義所寫的《壽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以火柴為祖國日用品，創辦紅衣商標。以棉花為日本紡織品，購鍾淵股份，開設行號，兼營實業，握販運之權勢，遂獲資數百萬。」這正是對吳錦堂那個時期經營活動的最好概括。仁義奉公益，情懷系故鄉吳錦堂熱心公益事業，關愛旅日僑胞。他是一位深諳經營之道的企業家，也繼承和發揚了寧波幫商人相互提攜、協作共榮的傳統，在創建和發展華商組織、資助華僑公益事業、維護華僑權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萬國醫院、孤兒養育院、盲啞院、紅十字會、同仁會、掖濟會等，都曾得到過他的巨額捐贈。直至今天，在日本兵庫縣還有以吳錦堂命名的村莊和水池，還建立了吳錦堂顯彰碑。吳錦堂澤被鄉親，情系故鄉。當時，國內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吳錦堂常常為之輾轉反側，只要力所能及，常出巨款組織賑濟。一開始捐給政府，後來他自己組織賑濟機構，設法購米施賑或組織以工代賑，賑濟范圍北至東北，南至閩廣，甘霖所至救助了無數的災民，人們譽其為「萬家生佛」。不僅如此，他在國內的投資范圍涉及采礦、冶煉、紡織、鐵路建設、金融、農田水利和教育事業等各個方面，多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闖盪世界、造福桑梓」是寧波幫的重要特徵。吳錦堂將資金轉向國內，大規模投資國家建設的同時，開始捐資家鄉水利事業和教育事業，投資數額龐大。1905年動工修建的杜白兩湖水利工程，規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項目構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截姚北平原東注的洪水；加固兩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設減水壩，用於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設大小橋閘，以完善排灌系統。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費七萬余金錢」才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教育是國家爭生存、爭富強的必要途徑，投在創辦「錦堂學校」上的資金，累計達22萬銀元。因此，黃炎培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把吳錦堂與陳嘉庚、聶雲台並稱為「辦學三賢」。關心革命事，正義志不移吳錦堂非常關心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他在積極創業的同時，也熱心支持革命活動。早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的維新思想就在日本神戶華僑界引起反響。變法失敗後的1902年，梁啟超逃亡日本，在神戶登岸，吳錦堂隆重接待他，並與梁啟超攝影留念。自1899年起，吳錦堂就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孫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過神戶，辛亥革命後，成為中華革命黨神戶支部領導骨乾的王敬祥、吳錦堂和楊壽彭等與孫中山關系密切。辛亥革命爆發後，吳錦堂等阪神華僑成立了中華民國華僑統一聯合會，在之後的4個月中，開展了大規模的聲援辛亥革命的活動。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吳錦堂更以鮮明的態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分別捐獻上海、寧波軍政府銀2.65萬元和1.64萬元，並出任浙江省軍政府財政水利顧問。1914年，吳錦堂迎來了他的六十大壽，這時離他初到日本正好是30個年頭。為了慶祝壽辰，吳錦堂在松海別墅旁動工建造三層洋樓，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閣」，呈八角形，俗稱「八角堂」。從外部環境到建築外形，從布置陳設到室內裝飾，處處透露出中華文化的內涵。「移情閣」瀕臨大海，面對勁松，對出生在浙東海邊的主人，定能引出無限的回憶和美好的遐思……病逝於異域1926年1月14日，吳錦堂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戶養和山莊與世長辭，享年72歲。彌留之際，他一再囑咐家人把他的遺體運歸祖國，葬在家鄉，還囑咐後代不要忘記自己是炎黃子孫，任何時候都不能做有損於祖國的事情。1929年，他的靈柩由吳家自備海船經上海運抵慈北。歸葬到家鄉吳公墓庄位於慈溪市鳴鶴鎮，此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覽勝地，又是慈北蓄水寶庫。墓園石欄圍繞，松柏蔥翠，宏偉肅穆，系吳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緒年間狀元張謇提寫。碑旁一副醒目的對聯，為吳錦堂生前自擬，上聯為「為愛湖山堪埋骨」，下聯「不論風水只憑心」，寄託了他對祖國鄉土的深情眷戀。墓碑的上方鑲嵌著章太炎先生撰寫的墓表，篆體直書，約700餘字，記載著吳錦堂的生平事跡。當時，出席追悼會的國內外各界代表達數千人，慈北廣大群眾也自發前來致哀，人數多達萬余。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從慈濟祠到錦堂墓地，萬頭攢動，水泄不通。家鄉人民敬獻的輓聯上，寫道「抱濟世熱忱，推食解衣，不愧萬家生佛；奮海外事業，含辛茹苦，允推當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卓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