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倉之制服

1. 創4新制服出爐，你更喜歡哪一季的制服

創4的新制服是純藍色的衣服和褲子，沒有過多的裝飾，但是也不出彩，沒有什麼記憶點。更喜歡第1季制服。第2季和第4季一樣是男團選秀，但是第2季的服裝顏色有兩個顏色，比較雜亂。第3季也是衣服的顏色是純白色，這個顏色太淺，沒有一點點質感，衣服顏色在團體中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近幾年的團體選秀很多，除了騰訊之外，還有其它的平台也在舉辦，他們的服裝也有各自的特點，以下幾種制服就是本人覺得這些團體選秀中最有特點的服飾。

三、創造101粉色系制服

創造101是騰訊舉辦的第1屆團體選秀。選的服裝也比較符合一些刻板印象，顏色是粉色，同時還是裙裝。創造101的服飾雖然是粉色，比較挑人，但是它是灰粉色，而且是淺色，在可愛中加入了一些質感，還是比較適合該團的。但是，觀察服飾本身就會發現，團舞蹈大開大合，而短裙本身比較容易露點，對選手來說非常不方便，而且創造101的制服比較合身，這就導致舞蹈動作不易舒展，勝在顏色不錯、設計簡潔大方，還是比較容易脫穎而出的。

2. 糧食倉儲問題：封建社會的「常平倉」到底是民辦倉還是官辦倉

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大約就在這以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之於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當時邊疆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兩岸）一帶，谷每石八錢，耿壽昌曾在這帶地區收購穀物四十萬斛。五鳳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壽昌鑒於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弘農（今河南西部和陝西東南部地區）、河東（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上黨（今山西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太原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這一措施收到成效後，耿壽昌又於五鳳四年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遂作為一項正式的制度推行於較大范圍之內。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關東連年災荒，常平倉與民爭利，遂與鹽鐵官、北假（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田官等一同廢罷。事實上，常平倉雖為利民而設，但施行既久，也確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又擬設置常平倉，劉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對，因而作罷（一說於永平五年在全國各地推行，見《文獻通考·市糴考二》）。 漢以後，常平倉置廢不常。晉武帝泰始四年（268），立常平倉，豐年則糴，歲儉則糶。齊武帝時，米穀布帛價賤，議立常平倉市買積儲，永明六年（488），詔出上庫錢於京師市買，令諸州各出錢於所在地市買儲之。據《通典》，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秘書監李彪奏請折諸州郡常調九分之二及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歲儉減私十分之二（《魏書·食貨志》作「加私十分之一」，為誤。）糶之，遂頒詔施行。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564），令諸州郡置富人倉，亦用常平之法。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置常平監於京都，常平倉於陝州。同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成時，按貧富為差戶出粟一石以下，儲之閭里以備凶年賑給，名為義倉；五年，遂依其議詔立義倉。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命州縣並置義倉，凡置地畝納二升（高宗時改為按戶等出粟）儲之，凶年賑給或貸民為種秋熟納還。十三年，令洛、相、幽、徐、齊、並、秦、蒲諸州置常平倉。高宗時，置京都東西市常平倉，並設常平署官。玄宗開元七年（719），擴大設置常平倉的地區，並定常平倉本上州三千貫，中州兩千貫，下州一千貫；大抵谷賤時加時價三錢為糴，不得抑配，貴時減價出糶。天寶四載（745）豐收，命義倉亦准常平法收糴，義倉遂兼有常平職能。天寶八載，關內、河北、河東、河西、隴右、劍南、河南、淮南、山南、江南十道常平倉糧共四百六十餘萬石。安史之亂，常平倉廢。德宗即位（780），始復京城東西市常平倉，後戶部侍郎趙贊奏准於津要都會各置常平本錢，置吏征商人稅並竹木茶漆等稅充之，然因軍費浩大，所稅隨得隨盡，不能用於常平。憲宗元和元年（806），規定諸州府於每年地畝稅內十分取二以充常平倉及義倉，依例糴、糶或賑、貸。自此常平倉與義倉職能合一，並稱常平義倉。文宗開成元年（836），又命官民田土常賦外每畝另納粟一升，於諸州所置常平倉逐年添儲，會昌中停罷。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始置常平倉於京畿。景德三年（1006）後，除沿邊州郡外，全國先後普遍設置。各州按人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至二三千貫為糴本，每歲夏秋谷賤，增市價三五文收糴，遇谷貴則減價出糶所減不得低於本錢。若三年以上未經出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糧。景■以後，由於常平積有餘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錢谷經常被挪移助充軍費。熙寧二年（1069），推行青苗法，常平倉法遂為青苗法取代，其所積錢谷一千五百萬貫石（包括廣惠倉所積）亦充作青苗錢本，每歲夏秋未熟前貸放，收成後隨兩稅償還，出息各二分。七年，改為一半散錢取息，而一年只■散青苗錢本一次，一半減價出糶。九年，各地常平錢物「見在」數增至三千七百三十九萬余貫石匹兩等。紹興九年（1139）重建常平倉後，恢復糴糶散斂舊法。乾道三年（1167），諸路常平、義倉所積，計有米三百五十七萬九千石，錢二百八十七萬一千貫，其中絕大部分盡是虛數。如信州，帳籍所載為九萬三千石，上報之數為六萬八千石，復經盤量只有一萬二千九百石。常平倉已經名存實亡。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常平倉之制，豐年增市價十分之二以糴，儉年減市價十分之一以糶，命全國推行，但不久即廢。章宗明昌元年（1190），復立，按郡縣戶口數儲足三月之糧即可，令提刑司、諸路計司兼領。三年，以其往往有名無實，頒地方官奉行勤惰獎罰之法，並定製：縣距州六十里之內者就州倉，六十里之外者別置。原定儲三月糧，改為按戶口多寡定儲糧數，自兩萬戶以上備三萬石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五年，全國置倉計五百一十九處，積糧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余石。 元代，憲宗七年（1257）初立常平倉，不久停廢。世祖至元八年（1271）復命各路立倉，由本處正官兼管，按戶數收貯米粟，增時價十分之二經常收糴，不得攤派百姓。當時收貯至八十餘萬石，後倉糧起運盡空，不行收糴，名存實亡。十九年，命依舊設立，其倉官人等於近上戶內選差，免其雜役；地方官仍按月將發到糴本價鈔及收糴支納情況上報戶部。但因官吏多不盡責，實際上或存或亡。至大二年（1309），命路府州縣皆置，並定設倉官三員，於流官中選任，然而同年御史台即以年歲不登奏請罷去。文宗天歷二年（1329）復命各地官司設立。元末，常平倉的弊端更甚，行省所發糴本被各級官吏層層剋扣，發到鄉都已所剩幾無；於是攤派民間領鈔納谷，胥吏與里正主首又從中作弊；或糴本被貪污挪用，官吏為應付上司檢查，臨時收糴劣谷充數，未久即腐變；或減價發糶時，被貪吏、奸商、權豪勢要者搶購一空，貧民反不能受益。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州縣皆於四鄉各置預備倉（永樂中移置城內），出官鈔糴糧貯之以備賑濟，荒年借貸於民，秋成償還，遂為一代定製，取代了常平倉。明末又在遼東、延綏一些邊鎮設立常平倉。清順治中，各府、州、縣俱置常平及義、社倉，責成道員專管，每年造冊報戶部；十七年，定倉谷糴糶之法，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出息，如遇災荒，即以賑濟。康熙年間，又定春借秋還，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義倉儲糧永留本境備賑。並規定了大、中、小州縣應儲糧數。後以糴本不足，命州縣官「勸輸」常平等倉糧。「永留本境」的規定也往往不能執行。中葉以後，弊端日甚，各地常平倉多數錢、谷兩虛，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糧價和備荒的作用。

3. 中國古代的常平倉是指什麼

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大約就在這以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之於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當時邊疆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兩岸）一帶，谷每石八錢，耿壽昌曾在這帶地區收購穀物四十萬斛。五鳳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壽昌鑒於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弘農（今河南西部和陝西東南部地區）、河東（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上黨（今山西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太原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這一措施收到成效後，耿壽昌又於五鳳四年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遂作為一項正式的制度推行於較大范圍之內。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關東連年災荒，常平倉與民爭利，遂與鹽鐵官、北假（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田官等一同廢罷。事實上，常平倉雖為利民而設，但施行既久，也確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又擬設置常平倉，劉般即上述理由反對，因而作罷。

4. 常平倉的常平倉與經濟學

歷史上常平倉制度在中國置廢不常。但至中華全境淪陷於滿清時，其規置已經相當完整。清朝常平倉款項主要來自地方財政收入、截留漕糧以充實常平倉的資金和富民捐谷；常平倉的作用除了平抑物價，還包括出借給農民作為種籽口糧，以解決一部分青黃不接時農村發生的困難，同時達到倉谷出陳易新之目的。在大災之時，也用常平倉谷賑濟災民；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儲備的質量，每年出陳易新的部分約為總儲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倉儲量隨著清朝國力的上升曾不斷擴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漸空虛以至枯竭。至清末，對於全國極大多數地區來說，經濟的穩定器常平倉已經名存實亡。
美國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就將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政策引入了羅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國政府農業政策的理論基礎。
錢穆先生對國人數典忘祖，常平倉制度為外人所用，自己卻一無所知大為惱火，他講了這樣一則故事：
「……漢代的平準制度，此乃一種調整物價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不斷變通運用。即如糧價一項，遇豐年時，政府以高價收購過剩糧食，以免谷賤傷農。待到荒年季節，政府便以低價大量拋售積谷，寓有賑濟貧農之意。此項制度，隨後由社會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謂社倉制度。據說美國羅斯福執政時，國內發生了經濟恐慌，聞知中國歷史上此一套調節物價的方法，有人介紹此說，卻說是王荊公的新法。其實在中國本是一項傳統性的法制。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在蘭州甫下飛機，即向國府派去的歡迎大員提起王安石來，深表傾佩之枕。而那些大員卻瞠目不知所對。因為在我們近代中國人心目中，只知有華盛頓、林肯。認為中國一切都落後，在現代世界潮流下，一切歷史人物傳統政制，都不值得再談了。於是話不投機，只支吾以對。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2001年6月，30~31頁）
不過，盡管錢穆是一代史學大家，學識淵博，但在寫《如何研究經濟史》時竟然也沒有提到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核心輕重之術，甚至連《管子》這本書都沒有提到，只講了儒家的幾句格言，《貨殖列傳》、《太平廣記》之類。研究中國經濟思想不提《管子》輕重十六篇，就如同研究美國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樣。中國儒化之深，錢氏亦難逃儒家思想巢臼！可嘆可悲！（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2001年6月，57~74頁）
此次豬肉價格上漲牽動著千家萬戶，所以馬上有政府官員站出來要動用國家儲備肉平抑物價。據來自中國機械化養豬協會的消息，我國現有344家中央儲備肉基地場，儲備量為14. 5萬噸，其中中央6萬噸，地方8.5萬噸，且很大程度是活體儲備。而2006年中國豬肉總產量達到51.97萬噸，儲備肉只佔我國豬肉總產量的0.28%。這點儲備肉還不夠一天供應，去平抑物價豈不荒唐！
原來，國家儲備肉本來就不是為了平抑全國性的肉價上漲而設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為了應對突發性的災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員手上根本沒有足以控制市場波動的豬肉，所以為了穩定市場只能發表「善意的謊言」！
保險、期貨。。。西方好的經濟機制當然要學，但中國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丟。期貨只有在常平倉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穩定物價的作用，因為常平倉使投機者永遠不敢超越常平倉劃定的價格界線。一位作期貨界的業內人士說的很乾脆：「如果沒有常平倉的後盾，生豬期貨應不會減緩現貨的波動！」
這位朋友所說的常平倉當不單是指豬肉儲備，更重要的是占生豬成本相當大比重的農產品（特別是豆粕和玉米）的儲備，因為上半年肉價上漲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個是養豬飼料價格上漲，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國性的豬疫病。
數十個世紀以來，常平倉制度使中國人渡過了多少自然的災難和市場本身的風險——失去對常平倉的記憶，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更重要的是我們失去了這個滄桑民族維系其千年發展的制度靈魂！

5. 宋史·列傳第九十五譯文

是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子)康 呂公著(子)希哲 希純 吧，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親司馬池，為天章閣待制。司馬光長到七歲，氣勢凜然像成人一樣，他聽講《左氏春秋》，很喜愛，退下來給家裏人講述，就明了其中大意。從此手不離書，以致不知道飢渴和冷熱。一群小孩子在庭院中游戲，一個孩子爬上水缸，失腳跌入水缸中，眾小孩都丟下他走了，司馬光拿石頭打破水缸，水流掉了，小孩得以活下來。此後京城、洛陽間把此事畫成圖畫。仁宗實元初年，考中進士甲等。年紀剛成人，性情不喜華麗奢侈，在慶賀考中進士的聞喜宴上獨不戴花，同時中舉的人對他說：「君主的賞賜不可違背。」才戴上一枝。
授為奉禮郎，當時司馬池在杭州，司馬光要求為簽蘇州判官事以便侍親，朝廷允准。他遭母親和父親的喪事，多年服喪，哀毀瘦瘠符合禮制。服喪期滿後，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為大理評事，補授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推薦他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
宦官麥允言去世，朝廷賞給儀仗隊。司馬光說：「大臣用馬飾，孔子尚且認為不可。麥允言是宦官，並無元勛般功勞，而追贈他三公官職，給以一品官的儀仗，這比起大臣用馬飾，豈不是更大了。」夏竦賜謐號為文正，司馬光說：「這謐號是最高的了，夏竦是什麽人，可以賜他?」改為文庄。司馬光被加官集賢校理。
聽從龐籍的徵召，通判並州。麟州屈野河以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蠶食這裏的土地，成為河東的禍患。龐籍命令司馬光去視察，司馬光建議：「修築二堡來制服西夏人，招募百姓去耕種，耕種的人多糧食的價格就賤，也可以緩解河東用高價收購糧食遠道運輸的困難。」龐籍聽從他的計策；麟州將領郭恩勇悍而狂妄，領兵夜間渡河，又不作防備，被敵人消滅，龐籍因此得罪去官。司馬光三次上書說是自己的責任，朝廷不回答。龐籍死後，司馬光拜見龐籍妻子像見母親，撫慰龐籍的兒子猶如兄弟，當時人都認為他賢良。
改為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進貢奇異的野獸，說是麒麟，司馬光說：「是真麒麟還是假的無法知道，即使是真，但非自己來到也不能算祥瑞，請還他們所獻之物。」又進獻一篇賦來勸諫。任修起居注，判禮部。有關部門奏稱將有El食，舊例日食不滿一定分度，或京城看不見，群臣都上表祝賀。司馬光說：「四方能見到、京城．見不到，這是君主被陰邪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單獨朝廷不知道，其災難應該更嚴重，不當祝賀。」朝廷聽從他的話。
同知諫院。蘇轍在策問考卷中言辭切直，考官胡宿想黜落他，司馬光說：「蘇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當黜落。」皇帝下詔把蘇轍列在末等。仁宗開始有病，皇位繼承人還未立，天下人擔心而沒人敢說。諫官范鎮首先提出這建議，司馬光在並州聽到了就接著提出，並且寫信給范鎮勸他死爭。到這時，。又當面上奏：「臣從前在並州任通判，所上三個奏章，請陛下果斷地大力實行。」皇帝沉思很久，說：「莫非是想選擇宗室做繼嗣嗎?這是忠臣的話，但別人不敢說而已。」司馬光說：「臣說這些，自己認為必得死罪，想不到陛下能接受。」皇帝說：「這有什麽害處，古今都有這種事。」司馬光退朝後沒有聽到結果，又上疏說：「臣上次所進陳的說法，猜想即能實行，現在卻沉默而聽不到什麽，這必然是有小人說陛下現在年齡還不大，何必馬上做這不吉祥的事。小人沒有遠慮，不過想在倉促的時候，迎立他們所結交深厚的人而已。過去『定簽國老』、『門生天子』的災禍，數得清嗎?」皇帝大為感動說：「把奏章送中書省。」司馬光見韓琦等人說：「諸公不及早決定，將來半夜裏宮禁中遞出一寸長的紙，以某人為繼嗣，那天下人沒有敢違背的。」韓琦等拱手說：「自當盡力。」不久，仁宗下詔英宗判宗正，英宗推辭不受，就立為皇子，又稱病不入宮。司馬光說：「皇子推辭太子之位，到了一個月，勝過別人很遠了。但父親召喚應遵命，君主召喚不等駕好車就應去，請求以臣子大義責備皇子，必須入宮。」英宗才接受命令。兗國公主嫁給李璋，兩人感情不好，皇帝下詔調李璋到衛州，讓李璋的母親楊氏歸李璋的哥哥李璋侍養，而公主到宮中居住。司馬光說：「陛下懷念章懿太後，所以叫李璋娶公主。現在母子分離，家事零落，難道沒有感念恩澤的想法嗎?李璋既然貶黜，公主豈能沒有罪呢?」皇帝感悟，降公主為沂國公主，待李氏的恩澤不減。升知制誥，堅決辭謝，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當時朝政寬容，小吏吵鬧就驅趕御史中丞，給皇帝拉車的小官連禮傲慢就斥退宰相，衛士們逞凶而獄案不徹底查究，士兵罵三司使而以為不是侵犯等級。司馬光說這都是綱紀廢弛的先兆，不可以不糾正。
充媛董氏死去，追贈淑妃，皇帝停止上朝並下令穿喪服，百官奉命慰靈，定謐號，行冊封禮，下葬時給用儀仗隊。司馬光說：「董氏的等級本來低微，病重才被授充媛。古代婦女沒有謐號，近代制度僅有皇後才有。儀仗隊本來用以賞軍功，從未用於婦女。唐朝平陽公主有帶兵輔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勞，才得賜給。到中宗廢後韋氏時才命令妃子公主下葬的日子都用鼓吹，不是好的法規，不足效法。」當時有關部門規定後宮封贈法，皇後和妃子都贈三代祖先官，司馬光議論說：「妃子不應當和皇後相同，漢代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移向下位，正是為了這一點。天聖年間仁宗親自到南郊祭天，對李太妃僅追贈二代，何況是妃子?」
英宗即位，生病，慈聖光獻後和他一同聽政。司馬光上疏說：「從前章獻明肅後有保佑先帝的功勞，而因親信任用外戚小人，受海內人誹謗。現在攝政的時候，大臣中忠厚者像王曾，清廉純真者像張知白，剛強正直者像魯宗道，質朴耿直者像薛奎等人，應當信任任用他們；不正派而鄙賤者像馬季良，好進讒言和諂媚者像羅崇勛等人，應當疏遠他們，那天下人就心服了。」皇帝病好了，司馬光料想到一定會有追尊生父的事，就上奏說：「漢宣帝是孝昭帝的後嗣，最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帝上繼元帝，也不追尊鉅鹿、南頓君，這是萬世的法規。」後來皇帝下詔要翰林學士和其他官員中兼任知制誥的集會商議追尊濮王的典禮，學士王珪等互相看著沒有人敢先說，司馬光獨自拿起筆來寫道：「為人之後就是人的兒子，不能顧及私人之親。濮王應該按封贈皇帝長輩的舊例，稱為皇伯，封大藩高官，極其尊榮。」決議作成後，王珪就命令吏員把他的手稿作為呈奏的議案。後來皇上和大臣們意見不同，御史中六個人爭得最出力，都被貶斥而去。司馬光請求留下他們，朝廷不準，他就請求與他們一起受貶斥。
起初，西夏派使者來祭奠仁宗，延州指揮使高宜陪伴，對使者傲慢，侮辱他們的國主，使者到朝廷控訴。司馬光和呂誨請求加罪於高宜，朝廷不聽。第二年，西夏侵犯邊境，殺害擄掠官吏士兵。趙滋任雄州知州，專以嚴猛勇悍治理邊界，司馬光論奏他不可如此。到這時，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魚，砍伐白溝以南柳樹，朝廷以為雄州知州李中佑沒有才能，將派人替代他。司馬光說：「國家當戎夷歸附時，喜歡和他們計較一些細小的事，等到他們囂張傲慢，又姑息他們。近來夏禍產生於高宜，遼禍產生於趙滋；當時正以這二人為賢能，所以邊界官員都以挑起事端為能幹，這風氣不可助長。應發文給邊境官員，邊界上因小事隨便動武的人，判以罪名。」
仁宗死後遺囑賞賜群臣財物百餘萬，司馬光帶領向列官員三次上奏章，說：「國家遭到大喪，朝廷內外財力睏乏，不能遵用乾興時舊例。如果遺囑賞賜財物不能推辭，應允許侍從官上獻金錢以資助修建陵墓的費用。」朝廷不許。司馬光就把所賞賜的珠子作為諫院公用錢，把金子送給舅父家，不藏在家中。皇太後交還政權給皇帝，有關官員訂立規定，凡是皇太後所要取用的財物，應當覆奏才供給。司馬光說：「應當發公文給所管的官員讓立即供給完畢，再把具體數量報告太後，以防有人假傳聖旨。」
曹佾並無功勛卻被授節度使加宰相銜，中書省和樞密院官員都陞官。司馬光說：「陛下想要安慰母親的心，而升遷官員並無名目，那麼宿衛的將領、宦官小臣。必然會覬覦陞官。」後來升都知任守忠等人官職，司馬光又爭論此事，因此論奏：「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成為皇太子。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破壞重大決策，想盡辦法離間，幸虧先帝不聽；等陛下繼任皇位，他又反復進行挑撥，是國家的大賊。請求在都市中把他斬殺，來向天下人謝罪。」朝廷因此降任守忠為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人稱快。
下詔書令陝西徵義勇軍二十萬人，民情驚恐，而紀律鬆弛不能使用。司馬光竭力說這做法不對，以此告訴韓琦。韓琦說：「用兵講究先有聲威，諒祚正強橫傲慢，假使驟然聽說我們增兵二十萬，難道不震動害怕嗎?」司馬光說：「用兵講究聲威，因為是並無真實的力量，僅能在一天中騙他們而已。現在我們雖然增加了兵，實際上不能用，不過十天，他們將會知道其詳情，還會怕嗎?」韓琦說：「你僅看到慶歷年間把鄉兵刺宇為保捷軍，擔心今天又會這樣，皇帝已經下敕書公告和百姓約定，永不把他們充當軍人戍守邊界。」司馬光說：「朝廷曾經對百姓失信，百姓不敢相信一定能如此，即使我司馬光也不能不疑心。」韓琦說：「我在這裏，你不必憂慮。」司馬光說：「你長期在這裏，當然可以；將來別人代替你，利用現成的兵，用來運糧和戍守邊界，這易如反掌啊。」韓琦無話可說，但終究未停止此事。不到十年，都和司馬光預言的一樣。
王廣淵被授直集賢院，司馬光論奏他姦邪不可用：「從前漢景帝看重衛綰，周世宗看輕張美。王廣淵在仁宗之世，私自和陛下交結，豈是忠臣嗎?應黜退他以告誡天下人。」司馬光升為龍圓閣直學士。
神宗即位，升為翰林學士，司馬光竭力推辭。皇帝說：「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學問而不能寫文章，有的能寫文章而無學問，惟有董仲舒、揚雄兼而有之。你能寫文章有學問，為什麽推辭?」回答說：「臣不能寫駢文。」皇帝說：「像兩漢的詔書那種文體就可以；而且你能考取進士高等，而說不能寫駢文，為什麽?」最後未能辭去。御史中丞王陶因論奏宰相在朝會時不領班事而被罷官，司馬光代替他，司馬光說：「王陶由於論奏宰相而罷官，那麼御史中丞不可再當。臣願意等宰相已經領班，然後就職。」皇帝允准了。他就上疏論修心主要有三方面：仁，明，武；治國主要有三方面：用人，信賞，必罰。他說得很完備。而且說：「臣能服事三朝皇帝，都用這六句話進獻，平生努力學習所得，全在這裏了。」御葯院的內臣，本朝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當，升到內殿崇班就得出御葯院；近年暗中授予官資，不是祖宗定製時的本意。司馬光因此論奏高居簡姦邪，要求把他流放遠地。奏章上了五次，皇帝為此調出高居簡，把寄資官都免去。後來又留下二人，司馬光又力爭免去二人。張方平任參知政事，司馬光說他不副眾望，皇帝不聽。司馬光回任翰林兼侍讀學士。
司馬光時常考慮到歷代史書太繁雜，帝王不能全部讀完，就寫了：<通志》八卷進獻。英宗很高興，命令在秘閣設局，續成此書。此時，神宗給命名叫《資治通鑒》，自己作了《序》，給司馬光，並每日進宮誦讀。
皇帝下詔用繽王府當值的官四人為閥門祗候，司馬光說：「本朝草創之時，國家還很困難，所以登帝位之初，必須要用左右的舊人作為腹心和耳目，稱作隨龍，不是平時的辦法。閥門祗候相當於文宮中的館閣之職，怎麽可以讓低賤之人充當呢。」
西戎的部將嵬名山想用橫山的兵眾，捉諒祚來投降，皇帝下韶叫邊界官員招納他的部眾。司馬光上疏竭力爭論，認為：「嵬名山的士兵，未必能夠制服諒祚。幸而打勝了，滅一個諒祚，又生出一個諒祚，有什麼好處；如果他不能取勝，
必然領著部眾來歸附我們，不知用什麽辦法對待他們。臣恐怕朝廷不僅失信於諒祚，也將失信於嵬名山了。若嵬名山的餘下部眾還多，既不能回北，投南又不接受，窮困無處歸宿，就必定要搶占邊城來救他的命。陛下不看見侯景的事嗎?」皇上不聽，派將軍種諤發兵迎接嵬名山，奪取綏州，費用六十萬，對夏戰爭，從此開始。
百官給皇帝上尊號，司馬光應當草擬答詔，他說：「先帝親自到南郊祭天時，不接受尊號。末年有進獻建議的人，說是國家和契丹往來通信，他們有尊號而惟獨我們沒有，於是又以不適當的時機奉上尊號的冊書。從前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於』，不聽說漢文帝又稱一個大名來超過他。請遵奉先帝原來的意思，不接受這尊號。」皇帝大為高興，親手作韶答覆司馬光，叫他好好作一篇答辭，以告知朝廷內外。執政大臣因為河朔地區遭旱災，國家開支不夠，請求南郊祭天時不要賞賜金帛。下韶讓翰林學士們議論，司馬光和王珪、王安石一同見皇帝，司馬光說：「救災節約費用，應當從貴近的官員開始，可以聽從這建議。」王安石說：「常袞推辭在朝堂吃飯，當時以為如果常袞自知無能，應當辭去官位而不當辭俸祿。而且國家費用不足，不是現在最緊急的事，所以不足，是因為沒有得到善於治理財政的人。」司馬光說：「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橫徵暴斂而已。」王安石說：「不對，善於治理財政的，不加賦稅而國用充足。」司馬光說：「天下豈有這種道理?天地所生的財貨百物，不在民間，就在官府，立法以剝奪百姓，．其害處比加賦更嚴重。這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太史公記下此事以顯示武帝的不明智而、已。」爭議不止。皇帝說：「朕的意見和司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允許來答覆。」恰巧王安石草擬詔書，引常袞事責備中書省和樞密院，中書省和樞密院就不敢推辭了。
王安石當權，實行新法，司馬光事先就上疏論其利弊。在邇英閣向皇帝講讀時，講到曹參代替蕭何作宰相的事，皇帝說：「漢朝常守蕭何所定的法令不變，可以嗎?」回答說：「豈獨漢朝，假使三代的君主常守禹、湯、文、武的法令，雖然至今還可以存在。漢武帝把高帝的規章加以更改，使半個天下都是盜賊；元帝更改孝宣帝治政，漢朝從此衰落。從這些說來，祖宗的法令是不可變的。」
呂惠卿說：「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變的，『正月天氣剛和暖，在樓闕上公布法令』,就是這樣；有五年一變的，巡守考察制度就是這樣；有三十年一變的，『刑罰一世輕一世重』就是這樣。司馬光的話不對，他的意思是以此諷刺朝廷而已。」皇帝問司馬光，司馬光說：「在樓闕上公布法令，是公布舊法。諸侯變動禮變動樂的，王巡守就誅殺他，不是自己變更。對新建立的國家用輕的刑罰，國家亂時用重的刑罰，這是一世輕一世重，不是變更。而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破了就修理，不大壞就不重新建造。公卿和侍從之臣都在這裏，請陛下問他們。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財物，沒有才能而黜免是可以的，不能讓執政大臣侵犯其職權。現在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為什麽?宰相以道輔佐君主，哪用得著什麼條例?要是用條例，就成了小吏了。現在設看詳中書條例司，又為什麽?」呂惠卿無法回答，就用別的話詆毀司馬光。皇帝說：「一起議論是非．何必要這樣。」司馬光說：「平民放債取利息，還能以此蠶食貧困戶，何況官府催督討債的威風呢!」呂惠卿說：「青苗法，願意借就貸，不願的不強迫。」司馬光說：「百姓知道借債時的好處，不知道還債時的害處，不光是官府不強迫，就是富戶也不強迫。從前太宗平定河東，設立糴法，當時米價一斗十錢，百姓樂意和官府交易。其後物價貴而和耀不取消，就成了河東世代的災難。臣恐怕將來的青苗法，也像這樣。」皇帝說；．。守倉耀進米糧如何?」在座的人都起立，司馬光說：「不便。」呂惠卿說：「耀進米一百萬斛，就省去東南的水道運糧，用這錢供給京城。」司馬光說：「東南錢很缺而米很多，而現在不去那襄糴進米糧，卻用水路運錢來，放棄那裏有的，取那裏所沒有的，農民和商人都受害!」侍講吳申站起來說：「司馬光的話，是最確當的論議。」過一天皇帝留他對問，皇帝說：「現在天下人紛紛議論的，像孫叔敖說的『國家有正確的辦法，是眾人所厭惡的，。」司馬光說：「對。陛下應當論其是非。現在條例司所做的，僅有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對的，陛下難道能僅和這三個人一同治理天下?」皇帝要用司馬光，詢問王安石。王安石說：「司馬光表面上有敢於爭論的名聲，心中藏著趨附臣下的事。他所蛻的都是有害於政治的事，所交往的都是有害政治的人，而陛下要把他放在身邊，讓他參與議論國事，這是國運消長的大關鍵。司馬光的才能豈能有害政治，但身在高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就靠他以自重。韓信樹漢朝的紅旗，趙國士兵的勇氣就喪失了，現在用司馬光，這是給持不同意見的人樹立他們的紅旗。」
王安石因為韓琦上疏，托辭卧病在家請求引退。皇帝就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推辭說：「陛下所以任用臣，因為知道臣的狂直，希望有益於國家。如果徒然以俸祿官位使人榮耀，而不用他的話，這是以國家的官職來偏私不得當的人。臣空占俸祿官位自以為榮，而不能救百姓的災患，這是盜竊名位重器來偏私自己。陛下若真能撤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實行青苗、助役等法，雖然不用臣，臣受賞就多了。現在說青苗法的害處的，不過是說朝廷官員騷擾各州縣，成為今天的災害而已。而臣所憂慮的，則在十年以後，不是今天。百姓的貧富，由於他們勤奮和懶惰而不同，懶惰的時常睏乏，所以一定要求助於人。現在出錢借給百姓而收他們的利息，富有的人不願借，而官員以多散發作為功勞，一律強迫。恐怕他們拖欠，一定要叫貧富的人互相作保，窮人沒有錢可還，就逃散到四方；富人不能走開，官府一定要責令他們代為償還幾家人所欠的債。春天算賬秋天結算，利息越積累越多，窮人的財物已耗盡，富人也窮了。十年之後，百姓沒有再能生存的了。官府又把常平倉的錢和穀物全部散出，專去實行青苗法，將來如果要恢復常平倉的話，將從何處去取得?富裕戶既已窮盡，常平倉又被廢除，再加上對外用兵，又遇到荒年，百姓中羸弱的一定會死而棄於溝壑，強壯的一定聚集成為盜賊，這些事必然會出現。」司馬光抗言上疏至七八次，皇帝派人對他說：「樞密，是管軍事的，官員各有其職責，不應當講別的事來推辭。」回答說：「臣還沒有接受任命，仍是侍從之臣，對政事沒有不可說的。」王安石出來執政，司馬光的請求得到允許，他就此請求離京。
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為永興軍知軍。陝西宣撫使下令分派各地義勇戍守邊境，選各軍中驍勇士兵，又招募各地市井中惡少年作為奇兵；調發百姓造乾糧，把各地城池樓櫓都加以修築，關中及三輔紛擾。司馬光竭力上言說：「公家和私人都很睏乏，不能大事興作，而京兆府一路都是內地的州，修繕城池不是緊急事情。宣撫使的命令，都不敢聽從，如果軍需有所缺乏，臣應當承擔責任。」於是一路獨能免去勞擾。移任許州知州，朝廷催他入京見皇帝，他不去；請求判西京御史台還洛陽，從此絕口不談論政事。而皇帝求言的韶書下達，司馬光讀後感動得哭了，想沉默而不忍心，於是又陳奏六件事，又寫信責備宰相吳充，事情見於本書《吳充傳》。
蔡天申任察訪使，任意作威作福，河南尹、轉運使都恭敬地侍候他像上級官員一樣；他曾朝拜應天院神御殿，河南府為他獨自設立一班，表示不敢和他抗衡。司馬光回頭對御史台的吏員說：「領蔡寺丞回他本來的行班中去。」吏就領蔡天申立在監竹木務官富贊善的下面。蔡天申受窘沮喪，當天就走了。
元豐五年，司馬光忽然得了說話困難的病，他懷疑自己將死；預先寫了遺表放在卧室裏，如果有緊急情況，准備交給和他友好的人上奏。新定官制實行時，皇帝指著御史大夫職位蛻：「非司馬光不可。」又想用他為太子的師傅。蔡確說：「國家的大政方針剛確定，『請求稍緩。」《資治通鑒》還未完成，皇帝尤其重視此書，以為比荀悅《漢紀》寫得好，多次催他寫完，賞賜他穎王府舊書二千四百卷。到書寫成後，加資政殿學士。
他一共在洛陽住了十五年，天下人以為他是真宰相，農夫和村野老人都稱他司馬相公，婦女小孩也都知道司馬君實。
神宗去世，司馬光到朝廷哭拜，衛士們看見他，都把手放在額上說：「這是司馬相公。」所到之處，百姓攔路聚集看他，甚至馬都不能走，百姓們說：「公不要回洛陽，留下輔佐皇帝，救活百姓。」哲宗年幼，太皇太後垂簾聽政，派人間應先做什麽事，司馬光說：「先讓大家說話。」詔令在朝堂上設榜求言。而大臣有不高興的，提出六句話說：「如果暗中有想法；侵犯不應當管的事；有人煽動來動搖國家大事；有人迎合已實行的法令；向上想僥幸求進用；向下想迷惑一般人。像這些人，懲罰不饒恕。」太後又命令把這六句話給司馬光看，司馬光說：「這不是求諫，是拒絕諫勸。人臣只有不說話，說話就必然犯這六件事了。」於是具體論述，改變原詔實行，於是上書者數以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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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平倉的歷史變遷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始置常平倉於京畿。景德三年（1006）後，除沿邊州郡外，全國先後普遍設置。各州按人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至二三千貫為糴本，每歲夏秋谷賤，增市價三五文收糴，遇谷貴則減價出糶所減不得低於本錢。若三年以上未經出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糧。景■以後，由於常平積有餘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錢谷經常被挪移助充軍費。熙寧二年（1069），推行青苗法，常平倉法遂為青苗法取代，其所積錢谷一千五百萬貫石（包括廣惠倉所積）亦充作青苗錢本，每歲夏秋未熟前貸放，收成後隨兩稅償還，出息各二分。七年，改為一半散錢取息，而一年只■散青苗錢本一次，一半減價出糶。九年，各地常平錢物「見在」數增至三千七百三十九萬余貫石匹兩等。紹興九年（1139）重建常平倉後，恢復糴糶散斂舊法。乾道三年（1167），諸路常平、義倉所積，計有米三百五十七萬九千石，錢二百八十七萬一千貫，其中絕大部分盡是虛數。如信州，帳籍所載為九萬三千石，上報之數為六萬八千石，復經盤量只有一萬二千九百石。常平倉已經名存實亡。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常平倉之制，豐年增市價十分之二以糴，儉年減市價十分之一以糶，命全國推行，但不久即廢。章宗明昌元年（1190），復立，按郡縣戶口數儲足三月之糧即可，令提刑司、諸路計司兼領。三年，以其往往有名無實，頒地方官奉行勤惰獎罰之法，並定製：縣距州六十里之內者就州倉，六十里之外者別置。原定儲三月糧，改為按戶口多寡定儲糧數，自兩萬戶以上備三萬石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五年，全國置倉計五百一十九處，積糧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余石。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州縣皆於四鄉各置預備倉（永樂中移置城內），出官鈔糴糧貯之以備賑濟，荒年借貸於民，秋成償還，遂為一代定製，取代了常平倉。明末又在遼東、延綏一些邊鎮設立常平倉。清順治中，各府、州、縣俱置常平及義、社倉，責成道員專管，每年造冊報戶部；十七年，定倉谷糴糶之法，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出息，如遇災荒，即以賑濟。康熙年間，又定春借秋還，每石取息一斗；各地常平、義倉儲糧永留本境備賑。並規定了大、中、小州縣應儲糧數。後以糴本不足，命州縣官「勸輸」常平等倉糧。「永留本境」的規定也往往不能執行。中葉以後，弊端日甚，各地常平倉多數錢、谷兩虛，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糧價和備荒的作用。

7. 誰最先設置了常平倉

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大約就在這以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之於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當時邊疆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兩岸）一帶，谷每石八錢，耿壽昌曾在這帶地區收購穀物四十萬斛。五鳳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壽昌鑒於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三輔（今陝西中部地區）、弘農（今河南西部和陝西東南部地區）、河東（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上黨（今山西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太原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這一措施收到成效後，耿壽昌又於五鳳四年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遂作為一項正式的制度推行於較大范圍之內。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關東連年災荒，常平倉與民爭利，遂與鹽鐵官、北假（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田官等一同廢罷。事實上，常平倉雖為利民而設，但施行既久，也確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又擬設置常平倉，劉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對，因而作罷（一說於永平五年在全國各地推行，見《文獻通考·市糴考二》）。
希望採納

8. 什麼是常平倉

中國古代政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大約就在這以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之於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

9. 中國古代常平倉制度是怎樣發展起來的為何說有兩副面孔

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有何歷史淵源？發揮過什麼樣的重要作用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立國的大國，千百年以來，農業始終在國家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有時甚至決定著一個王朝的興衰榮辱，重農的王朝基本都能保持穩定和繁榮，反之則很難容易使國家陷入動盪不安甚至是混亂。歷史上暴發的無數次農民起義幾乎都與農業發展問題有關，他們提出的口號也多與農業的基礎——土地有關，而糾結土地問題實際就是糾結糧食的分配問題。

但不管怎麼說，常平倉制度還是在我國古代農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拯救過無數飢餓百姓的生命，這是必須給予肯定的。

10. 漢宣帝推行的常平倉，對「孝宣之治」有何影響

若問西漢極盛時期是什麼時候？則首推“孝宣之治”，正如明朝名臣趙秉忠所說“後世語精明者，首推漢宣，彼其吏稱民安，可為效矣！”。這個時候西漢在宣帝的勵精圖治下，呈現出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的繁榮景象。而西漢也更是在對外戰爭上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戰果，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於俯首稱臣，前60年設西域都護府統領天山南北，前60年置金城屬國定西羌，自此四夷臣服於大漢，“強漢”之名響徹中外。“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為漢土”這就是宣帝盛世的威名。

而從以上種種我們就可以看出“常平倉”絕對是利民、利國之策。正如《齊民要術》所說常平倉乃是“益國利民，不朽之術”，它在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民生等諸多領域中的作用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可以說它就是歷朝歷代的皇帝們維護自身統治最不可或缺的經濟政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