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唐太宗在法律建設方面強調的重要理念是什麼
唐太宗在法律建設方面強調的重要理念有三：一是以禮為本，以刑為用；二是明法慎刑；三是立法寬簡穩定。
一、以禮為本，以刑為用
李世民採用了魏徵的意見，以德禮為本，刑罰為用的法律思想去從事立法。李世民綜合兩漢以來運用禮刑進行統治的經驗，宣布德禮與刑罰不是對立的，二者可以統一起來，這對當時立法與司法都有極大影響。
二、明法慎刑
唐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在立法過程中強調法制是國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為先」。他主張立法簡約寬平，以仁義治天下，法律不但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從輕，特別是對於死刑與肉刑的運用，更要持審慎的態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刪去了許多死刑條款，在司法上從死刑判決到復核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他首創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議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論後才判決。他認為對死刑三復奏即死刑執行前應向皇帝請示三次的規定還不夠，應改為「五復奏」。還規定即使依法應處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獲得從寬免死的機會。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殺的思想。
三、立法寬簡穩定
唐太宗繼續強調這一點。他說，立法要簡約，不可以一罪有數條規定，格式多，執法官不能都記住，容易產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這樣會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訂的《貞觀律》比過去的法律寬簡得多，改死刑為流刑的有92條，改流刑為徒刑的有71條，刪去「兄弟連坐俱死」的規定。《舊唐書·刑法志》中說：「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李世民不僅要求法律簡明，而且還要求保持穩定，修改變更法律一定要審慎而行。他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唐初幾十年，保持法律相對穩定，這對促進經濟發展，維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權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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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三公九卿政治制度的名稱是什麼
三公九卿政治制度的名稱是三公九卿制。
三公
三公是中國古代朝廷中最尊顯的三個官職的合稱。周代有此詞，西漢今文經學家據《尚書大傳》、《禮記》等書以為三公指司馬、司徒、司空。古文經學家則據《周禮》以為太傅、太師、太保為三公。秦不設三公。西漢初承秦制輔佐為三公。
漢武帝劉徹為了加強集權制而削弱了丞相的權力。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的職位輔政，以後享權重臣如張安世、史高、王鳳等人，都居大司馬大將軍之位。於是大司馬權越丞相之上。成帝綏和元年（前8），採納何武的建議，將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又把大司馬、大司空的律祿提高到與丞相相等，確立起大司馬、大司空和丞相鼎足而立的三公制。哀帝元壽二年（前1）改丞相名為大司徒，和今文經所說的三公名稱完全一致。又將原有的太傅和新增的太師、太保置於三公之上，頭銜高而無實權。西漢未雖是三公鼎立，但仍以大司馬權力最大，如董賢、王莽均以此職而專擅朝政。新時，沿襲了西漢三公制。
東漢初仍設三公官。公元51年，改大司馬為太尉，改大司徒、大司主為司徒、司空。三公各置秩為千石之長史一人，又各置掾屬數十人。以太尉為例，下有分管諸事的西曹、東曹、戶曹、奏曹、辭曹、賊曹、金曹、倉曹等曹。三公府當時簡稱為三府。三公中仍以太尉居首位。
漢光武帝劉秀推行更極端的帝王集權，不使權歸大臣，名義上仍設名位顯貴的三公官，但實權漸歸尚書台。和帝、安帝開始，外戚、宦官更更迭專權。外戚竇憲、梁冀等，都拜為大將軍，大將軍開府置官屬，位在三公上。三公不僅受制於尚書，而且還要俯首聽命於外戚、宦官，有的甚至就是他們的黨羽和親信。按照經學家的說法，丞相輔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如果出現各種滅異，皇帝丞相都要引咎自責。東漢時，皇帝犯罪責推向三公，故每有水旱等災，三公常被策免。所以仲長統說三公有名無實，「備員而已」。
東漢末年董卓為相國，居三公之上。公元208年，曹操罷去三公而又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為丞相。兩漢時實行了兩百年之久的三公制至此遂告終止。
曹魏重新恢冥三公之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公依然位居極品，且開府置僚佐。但實權則進一步向尚書機構轉移。至隋，三公不再開府，僚佐全部撤銷，完全變成虛銜或「優崇之位」。宋代以後，往往亦稱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但其虛銜性質不變，並漸次演化成加官、贈官。明、清同。
九卿
各代「九卿」不一。西漢時九卿是列卿或眾卿之意。先秦文獻中有三公九卿之說，但秦並沒有這種制度，西漢初也不見九卿名稱。僅武帝以後由於儒家復古思想的影響，人們就以秩為中二千石一類的高官附會成古代九卿。宣帝、元帝時，九卿稱謂出現於詔書中。但《漢書》中所見的卿，有太常、光祿勛、太僕、廷尉、大行、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衛尉、執金吾、右內史、左向史、主爵都尉、太子、太傅等十幾種官。將九卿定為九種官職，則始於新，其制中以中二千石為卿。即以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羲和、作土、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為九卿，分屬於三公。
東漢和新一樣，中央政府中設有九卿的官職。《續漢書》將太常、光祿勛、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定為九卿。九卿固定為九官後，和九卿相近的其他重要官員被排斥在九卿之外。東漢末到三國，有人就試圖為這種不合理的現象辯護。劉熙《釋名》否認漢有九卿之說，認為所置是十二卿；韋昭《辯釋名》則認為九卿是指正卿，九卿之外尚有所謂外卿。
魏晉以後九卿多同東漢之制，僅廷尉有時改稱大理；北魏改少府為太府。故隋唐九卿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已無行政之權。南宋、金、元，九卿多有省並。明、清遂改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為九卿，以前的九卿之官或有保留，但已成虛銜或加官、贈官。
③ 李世民 首創哪種律法
貞觀元年，李世民曾親自規定，「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實行中央機關對死刑判決的大型合議，首創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議刑」的制度。
死刑的執行，原來就有執行前須向皇帝請示三次的「三復奏」程序。由於他自已曾在盛怒之下先後輕率處死了大理丞張蘊古和交州都督盧祖尚，事後懊悔莫及，認識到那種「須臾之間三奏便訖」的「三復奏」，只不過徒具形式，於是重新規定「五復奏」程序，即執行前二日和前一日各復奏一次，執行當日再復奏三次，並規定「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後，門下省復，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使某些特殊情況有獲得從寬免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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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如何理解唐代德本邢用的立法思想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大致有以下幾點：
(1)以禮為本，以刑為用
李世民對治國方略問題曾主持大臣們進行議論。以封德彝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威刑肅天下」，而以魏徵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仁義治天下。兩派爭論十分激烈。李世民基本上同意和採用了魏徵的意見，以德禮為本，刑罰為用的法律思想去從事立法。李世民綜合兩漢以來運用禮刑進行統治的經驗，宣布德禮與刑罰不是對立的，二者可以統一起來，這對當時立法與司法都有極大影響。在《貞觀律》中把原來屬於禮的規范，被賦予法的形式。《唐律疏議》的序言中說，它的全部內容「一準於禮」，「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也就是說，德與禮是刑罰的前提，而刑罰只不過是德與禮的輔助工具。
(2)明法慎刑
唐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在立法過程中強調法制是國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為先」。他主張立法簡約寬平，以仁義治天下，法律不但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從輕，特別是對於死刑與肉刑的運用，更要持審慎的態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刪去了許多死刑條款，在司法上從死刑判決到復核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他首創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議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論後才判決。他認為對死刑三復奏即死刑執行前應向皇帝請示三次的規定還不夠，應改為「五復奏」。還規定即使依法應處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獲得從寬免死的機會。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殺的思想。
(3)立法寬簡穩定
唐高祖李淵時便強調立法要寬簡，使老百姓都能知曉，才好遵守執行。唐太宗繼續強調這一點。他說，立法要簡約，不可以一罪有數條規定，格式多，執法官不能都記住，容易產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這樣會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訂的《貞觀律》比過去的法律寬簡得多，改死刑為流刑的有92條，改流刑為徒刑的有71條，刪去「兄弟連坐俱死」的規定。《舊唐書·刑法志》中說：「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高宗制訂《永徽律》時，繼續貫徹上述立法思想。李世民不僅要求法律簡明，而且還要求保持穩定，修改變更法律一定要審慎而行。他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唐初幾十年，保持法律相對穩定，這對促進經濟發展，維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權威是非常重要的。
⑥ 高一語文論文，關於「中國古代詩歌史」，1500字以上
讀完我國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僅對古代的整個法律體系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而且還了解到其產生的根源和社會背景。
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度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先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
在具體的法律制度、法律條文的背後，有著極為復雜的社會思想因素。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
感受完這一次古老的洗禮，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後承載了許多古老的歷史文化和中國傳統思想。只有我們更多地去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演變，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法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