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服先生

『壹』 上海灘榮先生叫什麼名字

上海灘榮先生叫黃金榮。黃金榮（1868年—1953年6月20日），祖籍浙江餘姚，出生於江蘇蘇州，上海青幫頭目、與張嘯林、杜月笙並稱「上海三大亨」。

早年在上海城隍廟萃華堂裱畫店當學徒，1892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巡捕，直至升為警務處唯一的華人長。後勾結帝國、官僚、政客發展封建幫會勢力，成為上海青幫最大的頭目，門徒達1000餘人，操縱賭博等罪惡勾當。

1927年4月組織共進會，參與「四一二」，後屠殺人和群眾。同年辭去法租界巡捕房長職務。1928年被為國民少將參議、行政院參議。時期，在上海拒絕日本侵略當局要他當維持會會長，稱病隱居。1945年勝利後成立「榮社」，勢力遍及全國工商、農礦、文化各界。建國後，曾向坦白罪行。最終在1953年6月20日死於上海黃公館。

《上海灘》是香港無線電視台出品的劇，由招振強、譚銳銘等執導，周潤發、趙雅芝、呂良偉等主演。該劇以年間的上海為背景，描述了會內的人物情仇以及許文強與馮程程之間的愛情故事。該劇於1980年在香港無線電視首播，1985年被引進中國內地播出。1990年，香港無線電視舉辦「八十年代十大電視劇集」評選，《上海灘》名列第一位。

該劇講述了北平大學生許文強（周潤發飾）在中不僅失去了愛人，還失去了。三年的監牢生活之後，他決心洗心革面，為自己的前程奮斗。他隻身來到繁榮的花花都市上海，初來乍到的他舉目無親，彷徨中結識了窮苦的賣梨小販丁力（呂良偉飾），兩人結為好友。許文強找到老同學、上海名交際花方艷雲（林建明飾）。在方艷雲的幫助下，許文強開始進入上海的黑幫，並憑借堅毅果敢的嶄露頭角，終於在一次叛亂事件中成為一方之主。有點成就的許文強不忘舊好，邀丁力加盟他的公司，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上海法租界大亨馮敬堯（劉丹飾）看中許文強的才幹，想將之收為己用，但許文強更想自己打開一片天地。

『貳』 紅幫文化的紅幫人物

王才運，奉化江口王漵浦村人。
王才運父親王睿謨，早期在上海做裁縫，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譜》，記述了王氏家族的歷史。光緒庚子(1900)，王睿謨在上海站穩了腳跟開起服裝作坊，為紅幫早期創業者之一。
王才運，1879年生於王淑浦，13歲離家去滬當雜貨店學徒。其時外籍駐滬者逐漸增多，而一些開始修補西服的裁縫因技藝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發生，有志者便東渡日本，北上海參威、朝鮮等地學藝。王才運在雜貨店三年滿師後，恰逢其父王睿謨自日本學做西服返滬。親屬長輩見才運為人機靈，有股鑽勁，便叫他改行隨父學裁縫，專做西服。起初同樣是「包袱店」，即用進口毛料零買零做，積累資金。當時的大多「包袱店」是來料加工，純屬手工作坊型，只賺些加工費糊口。而王才運的「包袱店」則是從備料入手，可讓來店量制西服的顧客先行挑選面料里料，並備好紐扣等各種附件，配套縫制。店中融門售與加工為一體，恰好高人一籌，便有了較多的利潤，初步積累了一些資金，遂在「包袱店」中脫穎而出，在上海小馬路處租了間店面，開設了一家「王榮泰」西服店（「榮昌祥」的前身）。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有了一定的資金和技術人才的基礎，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資助，於1910年在南京路（即現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開設了「榮昌祥」呢絨西服號。
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為3層建築10開間門面，店外燈光輝映，店內裝飾講究，在當時頗具氣派。為擴大經營范圍，王才運親自到奉化家鄉來物色人才，招收較為年輕而聰明伶俐的親屬鄉鄰當學徒，滿師後即為職工。那時的「榮昌祥」已頗具規模，一樓鋪面辟為商場；二樓前半部分經營呢絨批發，後半部分則為裁剪間、工場間和配料間；三樓一半仍是工場，一半為職工宿舍。這是當時滬上第一家有規模、有鋪面又有工場的工貿合一的西服商店。開業伊始，因當時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開發，該店的地段尚屬偏僻。但民國以後，市中心逐漸向西延伸。並隨著發辮剪割，服飾趨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國人如官僚買辦、律師教授、醫生商人、洋行職員、駐外使節、富家子弟、洋場闊少及留學生等都趕起時髦來。一時西裝革履蔚然成風，這是第一次中國西服熱。於是，「榮昌祥」在規模和檔次上又上了一個台階。王才運第二次從家鄉招去大批學徒，又從日本、朝鮮等地聘來華工師傅精心傳授西服工藝，可謂博求人才，廣育後輩。其盛時擁有職工100餘名，其中商場30餘人，工場間及裁剪人員70餘人。經營范圍除擴大呢絨零剪和批發外，以定製西服為主業，兼營西服所需的各類配套商品及飾物，諸如襯衫、羊毛衫、領帶、硬領、領結、領夾、呢帽、「開普」帽、吊襪帶、皮鞋、鹿皮絨鞋罩直至大衣、禮服、晨服、睡服等應有盡有，花色俱全。單以袖口紐及領帶夾為例，就有銀質、14K鍍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規格。1916年，王才運合夥三人拆股，「榮昌祥」獨資達10萬銀元之巨，成為當時上海最著名最完備的呢絨、西服及西服配套產品的大型專業作坊和商店。
王才運出身裁縫門第，他從不滿足於現狀，墨守成規，而是博採眾長，兼收井蓄，不斷進取。為提高西服的檔次，增強與外商的競爭力，他一方面從英國訂購西服樣本，使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另外，又從日本、朝鮮、海參崴等地重金聘請出類撥萃的華工裁縫，還通過「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國、義大利等國廠商定貨。高檔的備料，充裕的貨源，為「榮昌祥」的發展奠定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高超的技術，周全的服務，使「榮昌祥」在中外顧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譽。隨著「榮昌祥」的繁榮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漢口、青島、廣州、廈門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紛紛前來選料定貨。
王才運的「榮昌祥」，伙計和學徒大都來自奉化王漵浦，有子侄一輩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親戚。他深知「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不管是親非親，同等待之，從嚴管教。凡初涉西服業者，一律先到工場實習，在學會服裝結構、裁剪技術和縫紉手藝後，再視其品行和特長，有的留在工場當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營業員，有的做管理人員。去工場的，先要拜師，然後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漸進。掌握各種面料的性能，各種服裝的款式，按顧客的身材、氣質，靈活運用，謹慎操作，精心縫制。到商場的必須學會量、算、裁、試4項基本功，練習過硬本領。王才運還聘請文化教員，店堂打烊後，即組織學徒學習國文、英語、珠算、會計等課程，並明立制訂了18條店規，嚴格管理員工，文明熱情待客。王才運培養了服裝行業不少優秀人才，從「榮昌祥」出去自立門戶的有20餘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開西服店，與「榮昌祥」遙相呼應。王才興、王和興兄弟，開設王興昌呢絨西服號干南京路807號；王來富，開設王榮康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815號；王輔慶開設王順泰呢緘西服號於南京路791號：王廉方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於南路781號；王士東、周永升合資開設匯利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775號；王正甫、王介甫兄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於廣西北路346號；王繼陶開設匯豐西服號於靜安寺路429號；孫永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於貴州路；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號於南京路957；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號於重慶路。他們都在南京路的繁榮和西服業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運嘔心瀝血，為紅幫裁縫這支隊伍的壯大和總體素質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身處十里洋場的王才運，目睹各國租界和帝國主義的肆意掠奪，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譽和「榮昌祥」的品牌，被公推為上海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和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副會長，並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董事。在風起雲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個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積極響應五四運動，聲援五卅慘案斗爭，領導南京路商界參加罷市斗爭，又竭力抵制日貨，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國主義蠶食中國的囂張氣焰。1926年春，王才運為實現「不買不賣洋貨」誓言，他決定棄商歸里，把「榮昌祥」交給王宏卿經營。王才運把大部分資產以分紅的形式分給門生子侄們，這批昔日「榮昌祥」職工有了分紅資金開始自立門戶，獨立打拚，形成了紅幫裁縫在上海灘百舸爭流的場面。王才運攜家眷離滬回鄉，被人們譽為「模範商人」。這表明王才運在紅幫人中享有崇高聲譽。
1927年王才運被公推為鄞奉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主任，王才運不負眾望，全力以赴，為早日實現甬臨線旅客往來自由而盡心盡責，後浙江省公路局要將此段公路收歸省辦，並委任王才運主任之職，因王才運不願與官方合作而推辭。 王廉方，江口王漵浦人。他所創辦的「裕昌祥」是當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榮昌祥」、「王興昌」、「王榮泰」、「王順泰」、「裕昌祥」、「匯利」）之一。這6家西服店主均來自奉化王漵浦村，上海人稱之為「南六戶」。「裕昌祥」店面與「榮昌祥」隔路相望，其規模雖略小於「榮昌祥」，但卻有其自己的經營特色。王廉方也是當時很有名望的愛國商人。
王廉方於20世紀初在堂兄王才運的幫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榮昌祥」學藝，因其年輕好學，不久便當上了帳房，且學得一手「左手稱盤右手筆」的絕技，店內記帳、盤存、核資，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顯露出理財的天資，幾年後，不僅善理帳籍，且精西服的經營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別堂兄王才運，在南京路781號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四開間門面，中英文招牌，一樓當店堂，二樓是作坊，三樓為卧室。
「裕昌祥」始辦時，專做西服，產品單一，和別的西服店一樣，或來料加工或看樣定製，兼營少量呢絨。民國初年，繁瑣的封建婚禮開始改革，簡化儀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禮服，當時上海一些著名學校的師生帶頭發起集體婚禮，時稱「文明結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紗。然而，這—襲禮服，尤其是號稱大禮服的燕尾服，價格昂貴，婚禮中只穿一次，就墊箱底了，實在遺憾。王廉方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別出心裁地及時推山婚禮服出租業務，博得了社會的歡迎，名利雙收。
經過幾年的商場搏擊，「裕昌祥」發展到有員工近30人，逢旺季還得另雇員工加班加點。日積月累，資本增多，王廉方憑著理財和經營的天資把重心由西服轉到呢絨生意上來。並與女婿鄔榮甫聯手，王廉方在外進料接洽業務，女婿在店內分理銷售，零批兼營，大小生意一樣對待。如此運作，自然生意興隆，「裕昌祥」的營業額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於光華大學附中畢業，此時，王廉方因積勞成疾，於是讓兒子接替了他的事業。兒子因少時即對西服和呢絨業務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兒子接班後，便將精力放在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上。先後開設了「大華氧氣廠」、葯業銀行、「富華保險公司」等實業。他愛國愛鄉、熱心慈善事業，急公好義，德高望重，在滬奉兩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舉其要者如下：
（一）聲援納稅華人會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組織華人納稅會，函告公部局，推選5名華董作為顧問，進入工部局就職，以爭市民權，體現愛國心。經過半年交涉，進展緩慢，西方列強推三阻四，企圖取消華人納稅會章程中的某些條款。以王才運為首的南京路商界聯合會團結民眾，奮勉催進，王廉方褒貶是非，愛憎分明，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在幾次會上與余華龍、倪念先、萬選青、費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陳詞，就華董顧問就職問題，列論是非曲直，理正詞嚴，痛斥帝國主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大無畏的斗爭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島」，日寇派飛機瘋狂轟炸閘北、南市區，大批難民流連失所，有的死裡逃生到租界避難。王廉方與熱心人士一起舉辦難民收容所進行救濟。以後又為抗日的十九路軍辦過傷兵醫院，他幾次冒著呼嘯的子彈，搶救受傷戰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勵部隊抗日。
（二）資助奉化孤兒院
王廉方羈旅思鄉，始終關心奉化的社會公益益事業，熱情扶持慈善事業。在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會長時，他扶貧濟困．樂善好施。又投資鄞奉汽車股份公司，促進家鄉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嬰堂基礎上創辦孤兒院，救助縣內困苦顛連的孤兒，教育引導他們以學自立，增進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盜賊四起，困難重重，王廉方聞訊帶頭認捐，一次捐贈310元，後從1930年起，每年資助60元。孤兒院以「忠恕勤儉」為院訓，開展勤工儉學，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兒成人自立。同時，他又捐款捐田資助家鄉的漵浦學堂。
（三）籌建同業公會，興辦職業學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業同業公會．王廉方出任公會理事長。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然行業，王廉方走馬上任，不管事務紛雜，家業牽累，團結本業同仁，促進西服業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以江輔臣、夏筱卿、唐瓊相為主，奉命整頓。1940年3月，借寧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業同業公會」，會上經民主選舉，6l歲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長。在兩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獨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訓，雖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陳漢泉等17名理事監事配合下，他經常出入南京東路大慶里40號會所，對公會下設的西服組、海員服裝組、調查科、財務科、總務科和同業福利會、勞資協調會作具體指導，上承下達，任勞任怨。他經常抱病工作，四處奔波，為維護同業的福利和業務的開拓，作山了貢獻。兩年以後，他雖然不擔任同業公會理事長，還兢兢業業，關心和支持公會的重大事務。在王宏卿等創辦上海市西服工藝職業學校時，他捐款1120萬法幣．作為建校基金，不收回報，後來得知學校開辦經費緊張，購置設備困難，他親自出面與「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協商，懇請他們慷慨資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漵浦人，原名嘉讓。15歲遵父命從家鄉至滬，隨族叔王才運在「榮昌祥」當學徒。在師傅的嚴格訓導下，王宏卿學習奮發，技藝絕佳，且能用英語熟練地同外國客戶洽談業務。3年滿師後便在「榮昌祥」當伙計（營業員），工作認真負責，深得王才運的喜愛。
「五卅」後，王宏卿受師傅委託，接替了「榮昌祥」。他悉心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改變過去的經營方式，並進一步開拓團體制服業務，發展留學生出國西服生產，承接鐵路員工號衣和航空軍校學生制服等訂單，後又承製軍服、雨衣，增大呢絨批發量，使「榮昌祥」始終保持了興旺發達的勢頭。
20世紀30年代初，廣東巨商籌建大新百貨公司大樓，擇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榮昌祥」的店址在內。「榮昌祥」得到一筆賠償金後遷至原址對面營業。由於僅有低層鋪面，無法開設工場，於1933年再次遷到南京東路782號。新址系一幢雙開間假3層房屋，比較寬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裝修，分設商場、試樣室、帳房間、經理室、裁剪間、上下兩個縫制工場、職工宿舍及休息活動場所，又調整了經營范圍，確定以呢絨西服、團體服裝為主業。
名師出高徒，「榮昌祥」先後培養門生林天石(後任志翔服裝廠經理)、蔡和鳴(後任中國皮鞋店經理)、李舜耕(後任景華西服商店公方經理)、胡沛天(後任春秋服裝商店公方經理)、水永銘(後任上海絲綢公司批發部負責人)等20餘人。還派遣蔣月卿去日本學習西服專業，向歐美長期訂購西裝時新樣本，及時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榮昌祥」的工藝、款式，質量不斷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將歐美新出版的西裝時裝樣本，分售給同業客戶，使同業共同獲得國際服裝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業共同提高。同時擴大承接軍服及團體服裝業務，做鐵路呢制服，他派專門技術人員在鐵路沿線各站，按人量體，務使鐵路員工穿上合身的制服。這種服務方式深得鐵路當局及職工的好評。為了做好出國留學生出國前西服定製工作，「榮昌祥」每年派出技術人員去北京清華、燕京等大學為學生量體、試樣。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王宏卿會同周永升（匯利西服店經理）、莫高明（亨達利鍾錶行經理）、毛釗炳等著名商人到內地，克服種種困難，籌建華南被服廠，為抗日出力。先在漢口，後遷香港，再至祁陽等地辦廠，生產軍需服裝、被頭、水壺等物品，供給前方將士需要。「榮昌祥」仍留上海繼續營業，為了前方的需要，他從上海抽調了一批技術管理人才、縫紉設備和原輔材料，支援華南被服廠並提供後勤保障。華南被服廠雖屢遭敵機轟炸，但仍輾轉內地，堅持生產。從王宏卿身上，充分體現了民族工商業者的愛國主義精神。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榮昌祥」業務，並悉心整頓，重整旗鼓。又開設了「華東雨衣廠」和「光華皮鞋店」，使「榮昌祥」的業務量得以不斷的增加。
王宏卿在擔任上海市同業工會理事長時，殫精竭慮，為西服事業的發展盡心盡責。他多方奔走、協調，並在同業公會中集資，在宋公園路開辦了上海市西服職業學校，學生由同業公會內每個會員企業單位保送。學生免費學習，學費由保送會員單位支付，使學員一心一意學好西服技術。該校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培養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業西服製作技術更上一層樓，對培養西服業專業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會上的合法身份，積極擁護和平民主主張，他的經理室經常成為中共地下黨員蔣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會議場所。有一次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槍殺「銀元販子」(實際是進步人士)時，而附近的「榮昌祥」經理室里地下黨同志正在開會，卻安全無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業工作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49年後曾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聯委員、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購買折實公債、申請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則，積極帶頭，為帶動同業作出了貢獻。1953年因「左」的路線影響，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橋村人，8歲上學，小學畢業後，託人介紹，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學藝，因戰亂兩次回家避難。1941年滿師，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順泰主管業務和裁剪，並以出眾的才華和技藝深受老闆的賞識和職員們的稱道。抗日戰爭勝利後，年輕有為的余元芳離開了王順泰，自立門戶，以一身好手藝招來了一群群客戶臨門。當時，好些國民黨的高官都上門找余元芳製作西服，如張嘉璈，貝聿銘之父貝祖貽，李鴻章侄女婿劉攻塵等。
1949年2月，與其兄余長鶴在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一樓大廳開設波緯西服店，承接各國領事館、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制服業務，一時門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門路。後因當時大批蘇聯專家支援我國建設，就住在上海大廈，經常到波緯做西服，有時一天能接40多套業務，余長鶴忙不過來，於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聯手。當年6月初，余元芳進入波緯，男女服飾全做。並以精工細作、款式新穎、交衣及時而頗受好評。當時的陳毅市長，劉曉書記，潘漢年、盛丕華副市長，以及華東局的譚震林、吳克堅、魏文伯、陳丕顯、谷牧等先後找余元芳定製過西服，一時波緯的店堂外面，小轎車首尾相接，顧客應接不暇。
1955年，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在北京做了西服，接連改了幾次，仍不滿意，專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託余元芳擔此重任。余在兩天時間內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魯試穿，結果十分合適。回京後小尼赫魯與彭真說起此事，面臨日益頻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長指令到上海挑選一批服裝名店和技師來京，帶動首都服裝業。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長鶴和波緯14名職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門飯店。考慮到外賓和中央領導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緯搬到東交民巷28號，並與遷京的萬國時裝合二為一，由余元芳任經理，於1957年4月18日隆重開業。
波緯服裝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館區，出入中南海，可謂顧客雲集、名揚京師。好多業務都是直接為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服務。余元芳先後為劉少奇、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賀龍、羅榮桓、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製作過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裝等服飾，為劉曉、黃鎮、姬鵬飛、伍修權、丁國鈺、徐以新等外交使節和西哈努克、恩克魯瑪、卡斯特羅等外國元首也做過西服。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周總理的內衣外套，幾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國訪問，或參加重大國際會議，或會見外國貴賓，周總理總是委託余元芳准備中山裝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總理安排到會見廳，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妻子、王子。隨後，余元芳便為他們三人做大衣和西裝。過了兩天，衣服交貨，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後拍手叫絕，可見余元芳技藝之精。
1964年4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東南亞4國，隨同出訪的有外交部長陳毅,副部長黃鎮、喬冠華和國務院外事辦的官員共百餘名，他們的西服都到波緯來定製。余元芳率領10多位一流的裁剪、縫紉技師，下榻釣魚台國賓館，夜以繼日突擊工作，出訪前所有服裝相繼完工，受到劉少奇的稱贊。劉少奇主席訪問了印度、緬甸、柬埔寨、越南回國，准備下一輪赴印尼訪問。在昆明作短暫停留時，劉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專機接余元芳到他的住處，再給他的服裝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劉少奇主席遭批鬥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動資本家帽子，遣送回鄉，與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勞動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實政策，回到北京，此時波緯服裝店已更名「紅都」，余元芳老經理復出，被任命為顧問，直至退休。 據奉化市江口鎮王漵浦村《王氏宗譜》記載：「昌乾公，從事工業，先王母俞氏，以紡織佐之，艱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時，二子睿謨公，字立華，僅7歲。王睿謨13歲時，繼承昌乾公家業，工余做小販,補家用不足。王睿謨24歲結婚後，赴上海工作。」他37歲時，伯父病危，二家合而為一。家中生寡食眾，王睿謨仍在上海就業。打工之餘，憑他做裁縫活的本領，經常做些衣服，賺錢補貼家用。王睿謨39歲那年，適逢日本明治變革，產業發展，勞動力緊缺。王睿謨打算東渡打工賺錢，維持全家生計。開始，他的主張遭母親拒絕。後來，由於上海生意蕭條，王睿謨走投無路，再三懇求母親讓他去日本，終於得到允許。大約在1885—1886年之間，王睿謨在日本勤學苦練，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訣竅。1891年，他與幾個同鄉回到國內，當時正值上海租界擴展，西服業開始成為熱門行業，他從早到晚，四處奔波，為人縫制西裝。兒子王才運13歲時，王睿謨即帶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當學徒。滿師後，經過幾年艱辛努力，於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匯處的憶鑫里附近，父子倆開辦了「王榮泰洋服店。」該店曾為徐錫麟做過西服，王睿謨根據徐錫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時間完成。
王睿謨、王才運父子在經商致富後，積極投身公益事業，捐款興修水利，造橋鋪路。1920年王睿謨出資銀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東面的壽通橋，在甬臨線未開通前，此橋是溪口、新昌、嵊縣等地從陸路赴寧波必經之橋。1860年以來，奉化屢次遭受大水災，災民蜂擁，流離失所，王睿謨、王才運父子積極捐款賑災。1924年元月，王睿謨臨終前囑咐王才運把家鄉的田撥出120畝，其中100畝田租收入，供20名貧寒子弟免費進入漵東學校，歲助學費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於19世紀後期東渡日本學藝，在橫濱與開西服店的寧波老鄉經常探討製作西服的技藝，1896年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靜安寺路407號開設「和昌號西服店」，這是華人在上海開設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紅幫裁縫早期的創業功臣。
江良通在發家致富後積極回報桑梓，當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達捐資16000元，另助田123畝創建錦沙小學。錦沙小學在民國年間是奉化校舍完備、設施齊全、師資強大的小學之一。該校有二層走馬樓式校舍23間、會議室和638平方米風雨操場。
江輔臣是江良通的兒子，畢業於上海的法國教會學校「聖芳濟學院」。此校創辦於1874年，1880年起開始吸收一些中國學生，1901年起開設中國部。
由於江輔臣自幼接受東西方兩種文化教育，懂得外語，這對經營西服業十分有利。江輔臣畢業後，其父就讓兒子繼承他的事業，讓他擔任「和昌號」經理。此店一直開到20世紀40年代。店內盛時有從業人員11人，其中技術人員7人。當時的「和昌號」一直以技工多、技藝好而著稱滬上。
江輔臣從20年代起，還擔任了數屆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的領導職務，為「紅幫裁縫」在滬上的發展傾注了不少心血。

『叄』 抖音里的上海華姐是誰

抖音上面的上海華姐原名張新華，出生於1968年浙江省海寧市的農村，大學就讀於南京林業大學制漿造紙專業。

大學畢業後，華姐被分配到南京國營造紙廠，做了助理工程師。進入上世紀90年代，國企紛紛改革，華姐是第一批停薪留職的職工。那時華姐關注到，自己的老家海寧的皮革業已經發展起來了，當地縫紉技術也不錯，總想著自己創業的華姐，趁此機會回到了海寧，開始自己做設計。

受海寧市場大環境的影響，華姐決定做箱包。1994年，她拉著學紡織專業的丈夫一起，正式下海經商。夫妻二人先是從品牌實體店做起，慢慢的創立了自己的箱包品牌，張新華則擔任CEO兼任設計總監。

一路披荊斬棘，直播帶貨初獲認可：

事業做大之餘，華姐的設計之路也愈行愈遠。創業期間，華姐向日本設計師中村芳道學習，後又聘請德國紅點大獎評委、芬蘭設計師協會原主席、現東華大學上海國際時尚創意學院教授TapaniHyvonen先生為公司設計顧問。

學習和實踐中，華姐逐漸掌握了設計工藝、版型、選材、設備等環節，加之她的專業優勢，利用工科思維，將各環節拆解，然後製成標准化的生產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