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昌祥西裝西褲品牌介紹

『壹』 中山裝是孫中山發明的嗎拜託各位大神

是的 中山裝是我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設計發明的。協助孫中山先生裁製中山裝的裁縫是廣東台山人黃隆生。
滿意請採納

『貳』 中山裝的形成發展

1919年，孫中山請上海亨利服裝店將一套英國陸軍制服改成便裝。這套便裝在保留軍服某些式樣的基礎上，吸取了中式服裝和西裝的優點，顯得精練、簡便、大方。由於孫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這種便裝式樣很快流傳，經過不斷修改，發展成為中山裝，並成為中國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裝。
關於中山裝的來歷還有其他一些說法，如有的說是1912年在廣州問世的，有的說是由日本鐵路制服改制的。這里提到的黃隆生是一位越南的華僑，開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孫中山到越南籌組興中會，一次到黃的店購物。黃得知這個顧客就是孫中山時，當即要求加入興中會，為革命出力。
中山裝就這樣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革命領袖和革命幹部都穿中山裝，人民群眾也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歡迎。於是中山裝在社會上廣泛流行，成為了中國男裝一款標志性的服裝，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見到由它演變而來的時尚服飾。 在清朝（1644年～1911年），受剃發易服影響，中國男子都是被迫強制，按照滿族的式樣梳理頭發，穿衣戴帽，一直延續到20世紀之初。雖然中國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傳統服裝仍保持著一定的穩定性，服裝仍沿用著傳統的長袍、馬褂、瓜皮帽等式樣。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備學堂，聘德國教官訓練，軍服也參用德式，夏用黃卡嘰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褲帽。
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亦仿德制編練自強軍，「令其悉照洋法操練，並其行軍、應用、軍火、器具、營壘、工程、轉運、醫葯之法，亦俱仿之」。與此同時，袁世凱採用德操編練新軍，官弁軍衣靴鞋均仿德式，顏色一律純用黑色，「在營軍衣均須窄小，尤須大眾一律」。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之後不久，傳統服式開始受到外國服式的一些影響，當時的《奏定學堂章程》記載: 各省學堂冠服一端，率皆效仿西式,短衣皮靴，文武無別。仿效西洋式樣的新軍軍官軍服,全國推行新式陸軍訓練軍制改革是清末改制的一項。
清末新軍出現了一些改變，1905年清末新軍軍服改革,基本上是照搬了歐洲特別是德國的軍服制度和軍銜制度。鑒於清新軍改換日本軍服後,長辮無法塞入軍帽中,影響射擊的准確性,練兵處建議准予軍士剪辮。《大公報》趁此時機,再次發起剪辮易服的討論。清政府為了不給輿論以剪辮易服的口實,竟下令士兵將發辮盤於軍帽之中。 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才出現了一些根本性的變革，它象徵著清王朝的徹底崩潰和一個時代的終結。辛亥革命以後，中山覺著當時的服裝不足以顯示辛亥革命成果，而當時孫中山覺著也應當有一個代表中國人民的辛亥革命成果的服飾，於是孫中山先生便結合西服和一些特殊含義創造了中山裝。
中山裝是中國現代服裝中的一個大類品種。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個帶蓋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褲，這是辛亥革命後流行起來的歐洲軍服，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時穿用而流行於世，故稱中山裝。它具有我國民族的特點，穿著簡便、舒適、挺括，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制定國民黨憲法時，曾規定一定等級的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裝的起源眾說紛紜，有資料稱，中山裝原由當時的軍裝改制而成的。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時，有一次，他將一套已經穿過的陸軍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裝店請裁縫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後仍有點像英國軍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裝」，更非「西裝」，店員便為之起名為中山裝。當時的中山裝背面有縫，後背中腰有帶，前門襟釘9個紐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襇」。由於孫中山先生在海內外聲望很高，這種服式便不脛而起，迅速流傳全國。
另一說為粵版。說是孫中山1923年任廣東大元帥時，以當時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設計，在自1902年在河內籌組越南興中會時即追隨他的老裁縫黃隆生的協助下，製成了第一套中山裝。這一說法大體可信，細節未必可信。孫氏廣東人，廣東人向來視南洋為第二故鄉(陳嘉庚在其回憶錄里亦有如是表示)，南洋企領文裝與廣東便服十分近似，因此產生一種廣東版的中山裝自然比較靠譜。《北洋畫報》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有一篇妙觀的《中山裝之起源》談到：「昨晤自南來某要人，為述民黨制服之起源，始恍然於所謂代表三民五權等說，均屬牽強誤會。某之言曰：『昔先總理在粵就大元帥職後，一日，擬檢閱軍隊，欲服元帥裝，則嫌其過於隆重不適於時，西服亦無當意者，正檢閱行筐中，得舊日在大不列顛時所御獵服，頗覺其適宜，於是服之出，其後百官乃仿而制之，稱之曰中山裝，至今式樣已略有變更，非復先總理初時所服者矣。』雲雲。某君隨侍中山多年，其說當不虛也。」
其實，更為靠譜的，應當是中山裝源於學生裝。初期的學生裝多仿效日本學生裝詰襟，而日本學生裝用的是日本海軍裝，日本海軍裝是學的歐洲軍裝。孫中山在日本多年，喜歡穿日本學生裝。故1926年11月，《良友》畫報出《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時，刊登的孫中山照片的介紹就徑說：「先生喜服學生裝，今人咸稱為中山裝。」《申報》1926年5月5日第21版消息《三友實業社職員改裝》：「其服制分甲乙二種，甲為中山裝，即學生裝，乙為世界裝。」甚至在一些重大時政新聞中，也作如是觀。《申報》1928年7月19日第8版《蔣昨續在北大講演》：「今日九時半，蔣學生裝到北大對各界講演，聽眾千餘，首講打倒軍閥……」作為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穿的當然是最正宗的中山裝，可是報章也直書其為學生裝。 關閉式八字形領口，裝袖，前門襟正中5粒明紐扣，後背整塊無縫。袖口可開叉釘扣，也可開假叉釘裝飾扣，或不開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對稱，有蓋，釘扣，上面兩個小衣袋為平貼袋，底角呈圓弧形，袋蓋中間弧形尖出，下面兩個大口袋是老虎袋（邊緣懸出1.5～2厘米）。褲有三個口袋（兩個側褲袋和一個帶蓋的後口袋），挽褲腳。很顯然，中山裝的形成在西裝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國傳統意識，整體廓形呈墊肩收腰，均衡對稱，穿著穩重大方。中山裝自1923年誕生迄今，一直是中國男子最通行和喜歡穿著的服式。中國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是中山裝的創始人。
1923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不但式樣繁瑣，穿著不便，又不大適應當時中國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實用要求；而中國原來的服裝（對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長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現當時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在實用上也有類似西裝的缺點。於是主張以當時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這樣一來，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作用；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製成可以隨著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孫中山先生說，他這樣改革衣袋，為的是要讓衣袋放得進書本、筆記本等學習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褲子是：前面開縫，用暗紐；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後臀部挖一暗袋，用軟蓋。這樣的褲子穿著方便，也很適用攜帶隨身必需品。
協助孫中山先生創制中山裝的助手名叫黃隆生，廣東台山人，原在河內保羅巴脫街開設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孫中山先生到河內籌組興中會，偶入其店購物，相與攀談。黃隆生獲悉面前顧客即為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大為傾倒。懇切要求參加興中會，為革命出錢出力。1923年黃隆生隨孫中山先生在大元帥府任事。孫中山先生設計中山裝時， 曾請他幫同規劃和負責縫制，順利地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 以前流行的說法是：作為中國新的民族服裝。孫文或國民政府闡述該服裝的思想和政治含義：衣服外的四個口袋代表「國之四維」（即禮、義、廉、恥），前襟的五粒紐扣和五個口袋（一個在內側）分別表示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學說（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還有監察權在領口（紐扣）和內側（口袋），以彰顯監察權的人民監督作用）；衣領為翻領封閉式，表示嚴謹的治國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間突出的袋蓋，筆山形代表重視知識分子，背部不縫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有關中山裝的三民主義、國之四維、五權憲法等政治含義流傳甚廣，方興未艾，已經成為大陸高中歷史課堂甚至社會上流行的「常識」。然研讀所有相關論著，始終未發現有支撐史料。專攻民國風俗文化的南開大學李少兵教授，著名孫中山研究專家、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原負責人余齊昭都不以為然。
江蘇師范大學薛偉強博士於2014年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證，基於民國時期大量官私文獻的梳理檢核，沒有證據支持孫中山或國民政府曾賦予中山裝特殊的政治含義。民國時期中山裝的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現實合理性。國家權力的規訓、引導是主要的外因，民眾的接受和認可是主要的內因，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漸進過程，但其中並不存在所謂特殊的政治文化。1929年，雖然民間曾經出現過一次中山裝象徵「三民五權」的說法，但其後一度中斷數十年，直至民國結束未曾在文獻中再現，說明在民國時期知之甚少、不被社會認可。
通過建國後大量文獻和史實的排比分析，中山裝所謂的特殊含義復雜的演變過程昭然若揭。新中國建立40多年後，其自1992年夏林根為始作俑者，不過4年，便由科技記者譚經望臻於大成。新世紀初，電視媒體、官方教科書、服裝公司及地方政府等先後大力宣揚，所謂中山裝的三民主義、國之四維、五權憲法等政治文化蘊涵終於成為流行的「常識」。然而，在此期間，相關言論絕大部分出自旅遊、科技、服裝、文學等領域從業者，而且始終沒有哪怕一條史料支撐，包括其中唯一的一篇由歷史學者撰寫的專業研究文章（ 陳蘊茜：《身體政治:國家權力與民國中山裝的流行》，《學術月刊》2007年第9期）。
考慮到台灣政府與孫中山的特殊關系，作者也專門電郵咨詢了台灣的陳永發、古偉瀛等知名歷史學教授和專家，他們大部分閱信前連中山裝的「三、四、五含義」都從未聽聞。台灣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蕭憶梅博士回復說：「關於中山裝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政治含義應該是沒有明載在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 至少在歷史教科書是確定沒有的」。 至此，我們可以比較穩妥的認定，所謂中山裝的特殊政治意義只是一個美麗的童話，最多可以視為民間娛樂版。 中山裝是孫中山設計而成的，目的是為現代中國人提供輕便的工作兼社交服。孫中山本身只說明推廣中山裝的原因，但沒有講清楚其主要靈感何來？以下簡介中山裝起源的三種說法。
有關中山裝的創作靈感，最常聽到的說法是來自南洋華僑的企領服。它指出孫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籌建興中會分會，委託河內一來自廣東的裁縫黃隆生生產第一套中山裝。孫中山采當時南洋華僑流行的企領代替西裝的硬領，又將企領服的三袋改為四個，可放筆記、紙筆及工具等東西以方便學習或工作。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裝的主要參考來自中國。源出中國說再分廣東便服說及寧波服便服說。兩者均認為孫中山從中國地方便服為基礎，加入西裝的硬領及多袋等特色而成。有考證指出1916年孫中山托寧波（榮昌祥）裁縫王才運裁出第一套中山裝。《中華文化習俗辭典》折衷南洋華僑說及中國說如下：「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於衛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
南洋華僑說及中國說都似乎有意不提日本的影響。老實說什麼南洋企領服、廣東便服、寧波便服、甚至西裝都不太像中山裝，彼此的關系應該不會太密切。最像中山裝的是日本校服及陸軍士官服。孫中山及革命黨在日活動時間不短（曾留日者眾）。據說孫中山委託日本華僑張方誠設計了中山裝的草圖，然後返上海後，於1916年命王才運依圖生產。亦有一說是1919年孫中山將自己穿過的日本陸軍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裝店改為便服，成為中山裝的起源。
根據《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中國歷史 八年級 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第八課《辛亥革命》（P39附錄）中的介紹，中山裝的樣式基準來自當時日本的學生制服，依舊能看出兩者的相同之處

『叄』 中山裝的來歷

在滿清政府統治末期，由於孫中山領導反滿清革命運動，遭清朝政府通緝，被迫長期在國外流亡。他在國外看到人們穿著生活勞動都很方便而又美觀的服裝，而當時中國社會上還流行長袍馬褂，頭上加上一頂不倫不類的瓜皮帽。這不僅樣子難看，而且生產和生活都不方便。因此，孫中山早就下決心，一旦革命成功，一定要對中國服裝也來一番改革。

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炮響，革命軍一舉推翻了滿清王朝，孫中山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樣一來，孫大總統有條件實現他對服裝改革的夙願了。

此時，孫大總統想起了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榮昌西服店的裁縫師傅王財榮。

王財榮是浙江省奉化縣江口鎮王淑浦村人。自小便跟人來上海學裁縫當學徒。他聰明、勤奮而且好學，幾十年的磨練，學得一手好手藝，而且積蓄起一筆錢。他在當時還很偏僻的南京路西藏路口開了一爿榮昌呢絨西服店，生意也頗為興隆。由於他和蔣介石是同鄉，關系較熟，經蔣介紹，孫中山也常到榮昌西服店做衣服。孫中山知道王財榮是個很有頭腦的人，在服裝設計和製作方面有相當的造詣，因此，就帶著如何改革服裝這個問題來找王財榮。見面後，兩人就熱烈地討論開了。

開始王財榮從自己的生意考慮，提出不穿長袍馬褂改穿西裝。孫中山先生認為西服固然有優點，但在中國難以推廣。因為這時中國人還很窮，絕大多數人只能穿布料做的衣服，如果普及西裝的話，服裝改革一定會失敗。必須創造出一種適合中國人穿著的新式服裝。後來，孫中山想起在日本看到日本軍校學生穿的士官服。它單立領，上下左右都有口袋，前門襟上有9個排扣。青年人穿上它，又方便又精神。王財榮希望孫中山的先生拿一套來作參考，孫中山欣然同意，並表示盡快送來。

幾天後，孫中山讓人找到一套從日本帶回來的士官服，並派人送到榮昌西服店，請王財榮以這套服裝為基樣，設計出一套符合中國人穿著的新服裝。

王財榮根據孫中山意見，立即和店裡伙計們反復商討，最後決定把領子改成直翻領，胸、腹前做有兩大兩小有袋蓋的4個貼袋。前胸兩個小袋的袋蓋做成山形筆架式，叫做筆架蓋，寓意是革命要重知識。

衣服設計好了，王財榮便根據孫中山的身材做了一套。他帶著新衣服，登門請教孫中山，並請他試穿。孫中山先生一穿，果然樣式莊重大方，穿著舒適方便。他對王財榮設計的筆架蓋尤其欣賞，稱贊不已。

於是，孫中山首先穿上王財榮親手製做的新式服裝，穿著它出席各種會議。以後，只要是出席大型群眾集會，孫中山必定穿著它去和群眾見面，去演講。

大家敬重孫中山的為人，加上看到他的新服裝的確十分舒適美觀，也就紛紛模仿製作，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穿著它。於是，這衣服首先在南京、上海等地流行起來，以後在全國各地也普及開了。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在服裝上的改革精神，人們把這種服裝叫做「中山裝」。

『肆』 紅幫文化的紅幫人物

王才運，奉化江口王漵浦村人。
王才運父親王睿謨，早期在上海做裁縫，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譜》，記述了王氏家族的歷史。光緒庚子(1900)，王睿謨在上海站穩了腳跟開起服裝作坊，為紅幫早期創業者之一。
王才運，1879年生於王淑浦，13歲離家去滬當雜貨店學徒。其時外籍駐滬者逐漸增多，而一些開始修補西服的裁縫因技藝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發生，有志者便東渡日本，北上海參威、朝鮮等地學藝。王才運在雜貨店三年滿師後，恰逢其父王睿謨自日本學做西服返滬。親屬長輩見才運為人機靈，有股鑽勁，便叫他改行隨父學裁縫，專做西服。起初同樣是「包袱店」，即用進口毛料零買零做，積累資金。當時的大多「包袱店」是來料加工，純屬手工作坊型，只賺些加工費糊口。而王才運的「包袱店」則是從備料入手，可讓來店量制西服的顧客先行挑選面料里料，並備好紐扣等各種附件，配套縫制。店中融門售與加工為一體，恰好高人一籌，便有了較多的利潤，初步積累了一些資金，遂在「包袱店」中脫穎而出，在上海小馬路處租了間店面，開設了一家「王榮泰」西服店（「榮昌祥」的前身）。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有了一定的資金和技術人才的基礎，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資助，於1910年在南京路（即現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開設了「榮昌祥」呢絨西服號。
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為3層建築10開間門面，店外燈光輝映，店內裝飾講究，在當時頗具氣派。為擴大經營范圍，王才運親自到奉化家鄉來物色人才，招收較為年輕而聰明伶俐的親屬鄉鄰當學徒，滿師後即為職工。那時的「榮昌祥」已頗具規模，一樓鋪面辟為商場；二樓前半部分經營呢絨批發，後半部分則為裁剪間、工場間和配料間；三樓一半仍是工場，一半為職工宿舍。這是當時滬上第一家有規模、有鋪面又有工場的工貿合一的西服商店。開業伊始，因當時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開發，該店的地段尚屬偏僻。但民國以後，市中心逐漸向西延伸。並隨著發辮剪割，服飾趨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國人如官僚買辦、律師教授、醫生商人、洋行職員、駐外使節、富家子弟、洋場闊少及留學生等都趕起時髦來。一時西裝革履蔚然成風，這是第一次中國西服熱。於是，「榮昌祥」在規模和檔次上又上了一個台階。王才運第二次從家鄉招去大批學徒，又從日本、朝鮮等地聘來華工師傅精心傳授西服工藝，可謂博求人才，廣育後輩。其盛時擁有職工100餘名，其中商場30餘人，工場間及裁剪人員70餘人。經營范圍除擴大呢絨零剪和批發外，以定製西服為主業，兼營西服所需的各類配套商品及飾物，諸如襯衫、羊毛衫、領帶、硬領、領結、領夾、呢帽、「開普」帽、吊襪帶、皮鞋、鹿皮絨鞋罩直至大衣、禮服、晨服、睡服等應有盡有，花色俱全。單以袖口紐及領帶夾為例，就有銀質、14K鍍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規格。1916年，王才運合夥三人拆股，「榮昌祥」獨資達10萬銀元之巨，成為當時上海最著名最完備的呢絨、西服及西服配套產品的大型專業作坊和商店。
王才運出身裁縫門第，他從不滿足於現狀，墨守成規，而是博採眾長，兼收井蓄，不斷進取。為提高西服的檔次，增強與外商的競爭力，他一方面從英國訂購西服樣本，使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另外，又從日本、朝鮮、海參崴等地重金聘請出類撥萃的華工裁縫，還通過「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國、義大利等國廠商定貨。高檔的備料，充裕的貨源，為「榮昌祥」的發展奠定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高超的技術，周全的服務，使「榮昌祥」在中外顧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譽。隨著「榮昌祥」的繁榮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漢口、青島、廣州、廈門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紛紛前來選料定貨。
王才運的「榮昌祥」，伙計和學徒大都來自奉化王漵浦，有子侄一輩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親戚。他深知「功以才成、業由才廣」，不管是親非親，同等待之，從嚴管教。凡初涉西服業者，一律先到工場實習，在學會服裝結構、裁剪技術和縫紉手藝後，再視其品行和特長，有的留在工場當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營業員，有的做管理人員。去工場的，先要拜師，然後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漸進。掌握各種面料的性能，各種服裝的款式，按顧客的身材、氣質，靈活運用，謹慎操作，精心縫制。到商場的必須學會量、算、裁、試4項基本功，練習過硬本領。王才運還聘請文化教員，店堂打烊後，即組織學徒學習國文、英語、珠算、會計等課程，並明立制訂了18條店規，嚴格管理員工，文明熱情待客。王才運培養了服裝行業不少優秀人才，從「榮昌祥」出去自立門戶的有20餘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開西服店，與「榮昌祥」遙相呼應。王才興、王和興兄弟，開設王興昌呢絨西服號干南京路807號；王來富，開設王榮康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815號；王輔慶開設王順泰呢緘西服號於南京路791號：王廉方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於南路781號；王士東、周永升合資開設匯利呢絨西服號於南京路775號；王正甫、王介甫兄弟開設洽昌祥西服號於廣西北路346號；王繼陶開設匯豐西服號於靜安寺路429號；孫永良開設順泰祥西服號於貴州路；王增表開設開林西服號於南京路957；王豐萊開設王榮康西服號於重慶路。他們都在南京路的繁榮和西服業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運嘔心瀝血，為紅幫裁縫這支隊伍的壯大和總體素質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身處十里洋場的王才運，目睹各國租界和帝國主義的肆意掠奪，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譽和「榮昌祥」的品牌，被公推為上海南京路商界聯合會會長和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副會長，並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董事。在風起雲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個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積極響應五四運動，聲援五卅慘案斗爭，領導南京路商界參加罷市斗爭，又竭力抵制日貨，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國主義蠶食中國的囂張氣焰。1926年春，王才運為實現「不買不賣洋貨」誓言，他決定棄商歸里，把「榮昌祥」交給王宏卿經營。王才運把大部分資產以分紅的形式分給門生子侄們，這批昔日「榮昌祥」職工有了分紅資金開始自立門戶，獨立打拚，形成了紅幫裁縫在上海灘百舸爭流的場面。王才運攜家眷離滬回鄉，被人們譽為「模範商人」。這表明王才運在紅幫人中享有崇高聲譽。
1927年王才運被公推為鄞奉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主任，王才運不負眾望，全力以赴，為早日實現甬臨線旅客往來自由而盡心盡責，後浙江省公路局要將此段公路收歸省辦，並委任王才運主任之職，因王才運不願與官方合作而推辭。 王廉方，江口王漵浦人。他所創辦的「裕昌祥」是當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榮昌祥」、「王興昌」、「王榮泰」、「王順泰」、「裕昌祥」、「匯利」）之一。這6家西服店主均來自奉化王漵浦村，上海人稱之為「南六戶」。「裕昌祥」店面與「榮昌祥」隔路相望，其規模雖略小於「榮昌祥」，但卻有其自己的經營特色。王廉方也是當時很有名望的愛國商人。
王廉方於20世紀初在堂兄王才運的幫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榮昌祥」學藝，因其年輕好學，不久便當上了帳房，且學得一手「左手稱盤右手筆」的絕技，店內記帳、盤存、核資，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顯露出理財的天資，幾年後，不僅善理帳籍，且精西服的經營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別堂兄王才運，在南京路781號開設「裕昌祥呢絨西服號」，四開間門面，中英文招牌，一樓當店堂，二樓是作坊，三樓為卧室。
「裕昌祥」始辦時，專做西服，產品單一，和別的西服店一樣，或來料加工或看樣定製，兼營少量呢絨。民國初年，繁瑣的封建婚禮開始改革，簡化儀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禮服，當時上海一些著名學校的師生帶頭發起集體婚禮，時稱「文明結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紗。然而，這—襲禮服，尤其是號稱大禮服的燕尾服，價格昂貴，婚禮中只穿一次，就墊箱底了，實在遺憾。王廉方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別出心裁地及時推山婚禮服出租業務，博得了社會的歡迎，名利雙收。
經過幾年的商場搏擊，「裕昌祥」發展到有員工近30人，逢旺季還得另雇員工加班加點。日積月累，資本增多，王廉方憑著理財和經營的天資把重心由西服轉到呢絨生意上來。並與女婿鄔榮甫聯手，王廉方在外進料接洽業務，女婿在店內分理銷售，零批兼營，大小生意一樣對待。如此運作，自然生意興隆，「裕昌祥」的營業額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於光華大學附中畢業，此時，王廉方因積勞成疾，於是讓兒子接替了他的事業。兒子因少時即對西服和呢絨業務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兒子接班後，便將精力放在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上。先後開設了「大華氧氣廠」、葯業銀行、「富華保險公司」等實業。他愛國愛鄉、熱心慈善事業，急公好義，德高望重，在滬奉兩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舉其要者如下：
（一）聲援納稅華人會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華人組織華人納稅會，函告公部局，推選5名華董作為顧問，進入工部局就職，以爭市民權，體現愛國心。經過半年交涉，進展緩慢，西方列強推三阻四，企圖取消華人納稅會章程中的某些條款。以王才運為首的南京路商界聯合會團結民眾，奮勉催進，王廉方褒貶是非，愛憎分明，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在幾次會上與余華龍、倪念先、萬選青、費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陳詞，就華董顧問就職問題，列論是非曲直，理正詞嚴，痛斥帝國主義，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大無畏的斗爭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島」，日寇派飛機瘋狂轟炸閘北、南市區，大批難民流連失所，有的死裡逃生到租界避難。王廉方與熱心人士一起舉辦難民收容所進行救濟。以後又為抗日的十九路軍辦過傷兵醫院，他幾次冒著呼嘯的子彈，搶救受傷戰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勵部隊抗日。
（二）資助奉化孤兒院
王廉方羈旅思鄉，始終關心奉化的社會公益益事業，熱情扶持慈善事業。在擔任奉化旅滬同鄉會會長時，他扶貧濟困．樂善好施。又投資鄞奉汽車股份公司，促進家鄉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嬰堂基礎上創辦孤兒院，救助縣內困苦顛連的孤兒，教育引導他們以學自立，增進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盜賊四起，困難重重，王廉方聞訊帶頭認捐，一次捐贈310元，後從1930年起，每年資助60元。孤兒院以「忠恕勤儉」為院訓，開展勤工儉學，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兒成人自立。同時，他又捐款捐田資助家鄉的漵浦學堂。
（三）籌建同業公會，興辦職業學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業同業公會．王廉方出任公會理事長。作為一個獨立的自然行業，王廉方走馬上任，不管事務紛雜，家業牽累，團結本業同仁，促進西服業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以江輔臣、夏筱卿、唐瓊相為主，奉命整頓。1940年3月，借寧波旅滬同鄉會會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業同業公會」，會上經民主選舉，6l歲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長。在兩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獨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訓，雖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陳漢泉等17名理事監事配合下，他經常出入南京東路大慶里40號會所，對公會下設的西服組、海員服裝組、調查科、財務科、總務科和同業福利會、勞資協調會作具體指導，上承下達，任勞任怨。他經常抱病工作，四處奔波，為維護同業的福利和業務的開拓，作山了貢獻。兩年以後，他雖然不擔任同業公會理事長，還兢兢業業，關心和支持公會的重大事務。在王宏卿等創辦上海市西服工藝職業學校時，他捐款1120萬法幣．作為建校基金，不收回報，後來得知學校開辦經費緊張，購置設備困難，他親自出面與「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協商，懇請他們慷慨資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漵浦人，原名嘉讓。15歲遵父命從家鄉至滬，隨族叔王才運在「榮昌祥」當學徒。在師傅的嚴格訓導下，王宏卿學習奮發，技藝絕佳，且能用英語熟練地同外國客戶洽談業務。3年滿師後便在「榮昌祥」當伙計（營業員），工作認真負責，深得王才運的喜愛。
「五卅」後，王宏卿受師傅委託，接替了「榮昌祥」。他悉心改進企業經營管理，改變過去的經營方式，並進一步開拓團體制服業務，發展留學生出國西服生產，承接鐵路員工號衣和航空軍校學生制服等訂單，後又承製軍服、雨衣，增大呢絨批發量，使「榮昌祥」始終保持了興旺發達的勢頭。
20世紀30年代初，廣東巨商籌建大新百貨公司大樓，擇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榮昌祥」的店址在內。「榮昌祥」得到一筆賠償金後遷至原址對面營業。由於僅有低層鋪面，無法開設工場，於1933年再次遷到南京東路782號。新址系一幢雙開間假3層房屋，比較寬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裝修，分設商場、試樣室、帳房間、經理室、裁剪間、上下兩個縫制工場、職工宿舍及休息活動場所，又調整了經營范圍，確定以呢絨西服、團體服裝為主業。
名師出高徒，「榮昌祥」先後培養門生林天石(後任志翔服裝廠經理)、蔡和鳴(後任中國皮鞋店經理)、李舜耕(後任景華西服商店公方經理)、胡沛天(後任春秋服裝商店公方經理)、水永銘(後任上海絲綢公司批發部負責人)等20餘人。還派遣蔣月卿去日本學習西服專業，向歐美長期訂購西裝時新樣本，及時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榮昌祥」的工藝、款式，質量不斷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將歐美新出版的西裝時裝樣本，分售給同業客戶，使同業共同獲得國際服裝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業共同提高。同時擴大承接軍服及團體服裝業務，做鐵路呢制服，他派專門技術人員在鐵路沿線各站，按人量體，務使鐵路員工穿上合身的制服。這種服務方式深得鐵路當局及職工的好評。為了做好出國留學生出國前西服定製工作，「榮昌祥」每年派出技術人員去北京清華、燕京等大學為學生量體、試樣。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王宏卿會同周永升（匯利西服店經理）、莫高明（亨達利鍾錶行經理）、毛釗炳等著名商人到內地，克服種種困難，籌建華南被服廠，為抗日出力。先在漢口，後遷香港，再至祁陽等地辦廠，生產軍需服裝、被頭、水壺等物品，供給前方將士需要。「榮昌祥」仍留上海繼續營業，為了前方的需要，他從上海抽調了一批技術管理人才、縫紉設備和原輔材料，支援華南被服廠並提供後勤保障。華南被服廠雖屢遭敵機轟炸，但仍輾轉內地，堅持生產。從王宏卿身上，充分體現了民族工商業者的愛國主義精神。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榮昌祥」業務，並悉心整頓，重整旗鼓。又開設了「華東雨衣廠」和「光華皮鞋店」，使「榮昌祥」的業務量得以不斷的增加。
王宏卿在擔任上海市同業工會理事長時，殫精竭慮，為西服事業的發展盡心盡責。他多方奔走、協調，並在同業公會中集資，在宋公園路開辦了上海市西服職業學校，學生由同業公會內每個會員企業單位保送。學生免費學習，學費由保送會員單位支付，使學員一心一意學好西服技術。該校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培養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業西服製作技術更上一層樓，對培養西服業專業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會上的合法身份，積極擁護和平民主主張，他的經理室經常成為中共地下黨員蔣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會議場所。有一次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槍殺「銀元販子」(實際是進步人士)時，而附近的「榮昌祥」經理室里地下黨同志正在開會，卻安全無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業工作外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49年後曾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聯委員、市西服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購買折實公債、申請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則，積極帶頭，為帶動同業作出了貢獻。1953年因「左」的路線影響，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橋村人，8歲上學，小學畢業後，託人介紹，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學藝，因戰亂兩次回家避難。1941年滿師，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順泰主管業務和裁剪，並以出眾的才華和技藝深受老闆的賞識和職員們的稱道。抗日戰爭勝利後，年輕有為的余元芳離開了王順泰，自立門戶，以一身好手藝招來了一群群客戶臨門。當時，好些國民黨的高官都上門找余元芳製作西服，如張嘉璈，貝聿銘之父貝祖貽，李鴻章侄女婿劉攻塵等。
1949年2月，與其兄余長鶴在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一樓大廳開設波緯西服店，承接各國領事館、美國善後救濟總署的制服業務，一時門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門路。後因當時大批蘇聯專家支援我國建設，就住在上海大廈，經常到波緯做西服，有時一天能接40多套業務，余長鶴忙不過來，於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聯手。當年6月初，余元芳進入波緯，男女服飾全做。並以精工細作、款式新穎、交衣及時而頗受好評。當時的陳毅市長，劉曉書記，潘漢年、盛丕華副市長，以及華東局的譚震林、吳克堅、魏文伯、陳丕顯、谷牧等先後找余元芳定製過西服，一時波緯的店堂外面，小轎車首尾相接，顧客應接不暇。
1955年，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在北京做了西服，接連改了幾次，仍不滿意，專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託余元芳擔此重任。余在兩天時間內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魯試穿，結果十分合適。回京後小尼赫魯與彭真說起此事，面臨日益頻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長指令到上海挑選一批服裝名店和技師來京，帶動首都服裝業。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長鶴和波緯14名職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門飯店。考慮到外賓和中央領導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緯搬到東交民巷28號，並與遷京的萬國時裝合二為一，由余元芳任經理，於1957年4月18日隆重開業。
波緯服裝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館區，出入中南海，可謂顧客雲集、名揚京師。好多業務都是直接為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服務。余元芳先後為劉少奇、周恩來、李先念、葉劍英、賀龍、羅榮桓、郭沫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製作過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裝等服飾，為劉曉、黃鎮、姬鵬飛、伍修權、丁國鈺、徐以新等外交使節和西哈努克、恩克魯瑪、卡斯特羅等外國元首也做過西服。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周總理的內衣外套，幾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國訪問，或參加重大國際會議，或會見外國貴賓，周總理總是委託余元芳准備中山裝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總理安排到會見廳，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妻子、王子。隨後，余元芳便為他們三人做大衣和西裝。過了兩天，衣服交貨，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後拍手叫絕，可見余元芳技藝之精。
1964年4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東南亞4國，隨同出訪的有外交部長陳毅,副部長黃鎮、喬冠華和國務院外事辦的官員共百餘名，他們的西服都到波緯來定製。余元芳率領10多位一流的裁剪、縫紉技師，下榻釣魚台國賓館，夜以繼日突擊工作，出訪前所有服裝相繼完工，受到劉少奇的稱贊。劉少奇主席訪問了印度、緬甸、柬埔寨、越南回國，准備下一輪赴印尼訪問。在昆明作短暫停留時，劉少奇主席吩咐外交部用專機接余元芳到他的住處，再給他的服裝作了一番修改。文革中，劉少奇主席遭批鬥至死，余元芳被戴上反動資本家帽子，遣送回鄉，與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勞動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實政策，回到北京，此時波緯服裝店已更名「紅都」，余元芳老經理復出，被任命為顧問，直至退休。 據奉化市江口鎮王漵浦村《王氏宗譜》記載：「昌乾公，從事工業，先王母俞氏，以紡織佐之，艱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時，二子睿謨公，字立華，僅7歲。王睿謨13歲時，繼承昌乾公家業，工余做小販,補家用不足。王睿謨24歲結婚後，赴上海工作。」他37歲時，伯父病危，二家合而為一。家中生寡食眾，王睿謨仍在上海就業。打工之餘，憑他做裁縫活的本領，經常做些衣服，賺錢補貼家用。王睿謨39歲那年，適逢日本明治變革，產業發展，勞動力緊缺。王睿謨打算東渡打工賺錢，維持全家生計。開始，他的主張遭母親拒絕。後來，由於上海生意蕭條，王睿謨走投無路，再三懇求母親讓他去日本，終於得到允許。大約在1885—1886年之間，王睿謨在日本勤學苦練，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訣竅。1891年，他與幾個同鄉回到國內，當時正值上海租界擴展，西服業開始成為熱門行業，他從早到晚，四處奔波，為人縫制西裝。兒子王才運13歲時，王睿謨即帶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當學徒。滿師後，經過幾年艱辛努力，於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匯處的憶鑫里附近，父子倆開辦了「王榮泰洋服店。」該店曾為徐錫麟做過西服，王睿謨根據徐錫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時間完成。
王睿謨、王才運父子在經商致富後，積極投身公益事業，捐款興修水利，造橋鋪路。1920年王睿謨出資銀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東面的壽通橋，在甬臨線未開通前，此橋是溪口、新昌、嵊縣等地從陸路赴寧波必經之橋。1860年以來，奉化屢次遭受大水災，災民蜂擁，流離失所，王睿謨、王才運父子積極捐款賑災。1924年元月，王睿謨臨終前囑咐王才運把家鄉的田撥出120畝，其中100畝田租收入，供20名貧寒子弟免費進入漵東學校，歲助學費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於19世紀後期東渡日本學藝，在橫濱與開西服店的寧波老鄉經常探討製作西服的技藝，1896年學成回國後在上海靜安寺路407號開設「和昌號西服店」，這是華人在上海開設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紅幫裁縫早期的創業功臣。
江良通在發家致富後積極回報桑梓，當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達捐資16000元，另助田123畝創建錦沙小學。錦沙小學在民國年間是奉化校舍完備、設施齊全、師資強大的小學之一。該校有二層走馬樓式校舍23間、會議室和638平方米風雨操場。
江輔臣是江良通的兒子，畢業於上海的法國教會學校「聖芳濟學院」。此校創辦於1874年，1880年起開始吸收一些中國學生，1901年起開設中國部。
由於江輔臣自幼接受東西方兩種文化教育，懂得外語，這對經營西服業十分有利。江輔臣畢業後，其父就讓兒子繼承他的事業，讓他擔任「和昌號」經理。此店一直開到20世紀40年代。店內盛時有從業人員11人，其中技術人員7人。當時的「和昌號」一直以技工多、技藝好而著稱滬上。
江輔臣從20年代起，還擔任了數屆上海市西服業同業公會的領導職務，為「紅幫裁縫」在滬上的發展傾注了不少心血。

『伍』 為什麼陳真總是穿中山裝

中山裝為服裝的一種。上身左右各有兩個帶蓋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式長褲，由孫中山提倡而得名。 老舍 《四世同堂》二五：「他極大膽的穿上了一套中山裝！」 王西彥 《夜宴》三：「今天大概是由於出席宴會，他鄭重其事地穿起一套黑嗶嘰中山裝。」中山裝是在廣泛吸收歐美服飾優點的基礎上形成的，孫中山綜合了西式服裝與中式服裝的特點，設計出的一種直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服裝，定名為中山裝，此後幾十年，中山裝大為流行，成為中國男子喜歡的標准服裝。

形成發展

以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命名的男用套裝。
1919年，孫中山請上海亨利服裝店將一套陸軍制服改成便裝。這套便裝在保留軍服某些式樣的基礎上，吸取了中式服裝和西裝的優點，顯得精練、簡便、大方。由於孫中山先生的提倡以及他的名望，這種便裝式樣很快流傳，經過不斷修改，發展成中山裝，並成為中國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裝。關於中山裝的來歷還有其他一些說法。如有的說是1912年在廣州問世的，有的說是由日本鐵路制服改制的。
這里提到的黃隆生是一位越南的華僑，開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孫中山到越南籌組興中會，一次到黃的店購物。黃得知這個顧客就是孫中山時。當即要求加入興中會，為革命出力。
中山裝就這樣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革命領袖和革命幹部都穿中山裝，人民群眾也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歡迎。於是中山裝在社會上廣泛流行，成為了中國男裝一款標志性的服裝，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見到由它演變而來的時尚服飾。

中山裝的由來

在清朝（1644年～1911年），中國男子都是按照滿族的式樣梳理頭發，穿衣戴帽，一直延續到20世紀之初。雖然中國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傳統服裝仍保持著一定的穩定性，服裝仍沿用著傳統的長袍、馬褂、瓜皮帽等式樣。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之後不久，傳統服式開始受到外國服式的一些影響，出現了一些改變，但基本式樣仍保持著原有的狀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才出現了一些根本性的變革，它象徵著清王朝的徹底崩潰和一個時代的終結。辛亥革命不僅帶來了社會的劇變，而且也促使服裝的變革更為迅速而明顯。中山裝就是在這一變革中誕生的。
中山裝是中國現代服裝中的一個大類品種。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個帶蓋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褲，這是辛亥革命後流行起來的服裝，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時穿用而流行於世，故稱中山裝。毛澤東主席對「中山裝」很欣賞，他一直堅持穿中山裝，因而國外朋友又稱中山裝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國民族的特點，穿著簡便、舒適、挺括，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制定國民黨憲法時，曾規定一定等級的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裝的由來，據說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樣式繁瑣，穿著不便，而中國服裝在實用上亦有缺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孫中山到越南河內籌組興中會，偶入河內由廣東人黃隆生開設的洋服店，為了節省外匯，並能體現中國國情而授意黃隆生設計一種美觀、簡易而又實用的中國服裝，黃參考了西歐和日本服裝式樣，並結合當時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和學生裝而設計縫製成的。但是，也有資料稱，中山裝原由當時的軍裝改制而成的。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時，有一次，他將一套已經穿過的陸軍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裝店請裁縫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後仍有點像軍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裝」，更非「西裝」，店員便為之起名為中山裝。由於孫中山先生在海內外聲望很高，這種服式便不脛而起，迅速流傳全國。當時的中山裝背面有縫，後背中腰有帶，前門襟釘9個紐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襇」。後來逐步演變成現在的款式：關閉式八字形領口，裝袖，前門襟正中5粒明紐扣，後背整塊無縫。袖口可開叉釘扣，也可開假叉釘裝飾扣，或不開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對稱，有蓋，釘扣，上面兩個小衣袋為平貼袋，底角呈圓弧形，袋蓋中間弧形尖出，下面兩個大口袋是老虎袋（邊緣懸出1.5～2厘米）。褲有三個口袋（兩個側褲袋和一個帶蓋的後口袋），挽褲腳。很顯然，中山裝的形成在西裝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國傳統意識，整體廓形呈墊肩收腰，均衡對稱，穿著穩重大方。
中山裝自1923年誕生迄今，一直是中國男子最通行和喜歡穿著的服式。中國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中山裝的創始人。
1923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不但式樣繁瑣，穿著不便，又不大適應當時中國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實用要求；而中國原來的服裝（對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長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現當時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在實用上也有類似西裝的缺點。於是主張以當時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這樣一來，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作用；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製成可以隨著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孫中山先生說，他這樣改革衣袋，為的是要讓衣袋放得進書本、筆記本等學習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褲子是：前面開縫，用暗紐；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後臀部挖一暗袋，用軟蓋。這樣的褲子穿著方便，也很適用攜帶隨身必需品。
協助孫中山先生創制中山裝的助手名叫黃隆生，廣東台山人，原在河內保羅巴脫街開設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孫中山先生到河內籌組興中會，偶入其店購物，相與攀談。黃隆生獲悉面前顧客即為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大為傾倒。懇切要求參加興中會，為革命出錢出力。1923年黃隆生隨孫中山先生在大元帥府任事。孫中山先生設計中山裝時， 曾請他幫同規劃和負責縫制，順利地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
當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設計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時說：「這種服裝好看、實用、方便、省錢，不像西裝那樣，除上衣、襯衣外，還要硬領，這些東西多是進口的（當時這些東西多從外國進口），費事費錢。」 中山裝由於具備好看、實用、方便等優點，所以一經孫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

中山裝由來的另一說法

有人聽說「中山裝來自日本」，結果留言者被眾人圍攻，被痛斥為「小日本」及「漢奸」，如果承認日本對中國影響這么困難，也許最好不要讀中國近代史罷了。清末民初以來，日本一直在各方面都在影響中國。不過因為中日交惡，所以對日本的影響多不願提及而已。中山裝是一個好例子。明明與日本的淵源密切，欲避重就輕，偏要強說成來自南洋或中國。這種「承認學日本就是不爽」心態百年不變。
中山裝是孫中山設計而成的，目的是為現代中國人提供輕便的工作兼社交服。孫中山本身只說明推廣中山裝的原因，但沒有講清楚其主要靈感何來？以下簡介中山裝起源的三種說法。
有關中山裝的創作靈感，最常聽到的說法是來自南洋華僑的企領服。它指出孫中山在1902年起越南籌建興中會分會，委託河內一來自廣東的裁縫黃隆生生產第一套中山裝。孫中山采當時南洋華僑流行的企領代替西裝的硬領，又將企領服的三袋改為四個，可放筆記、紙筆及工具等東西以方便學習或工作。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裝的主要參考來自中國。源出中國說再分廣東便服說及寧波服便服說。兩者均認為孫中山從中國地方便服為基礎，加入西裝的硬領及多袋等特色而成。有考證指出1916年孫中山托寧波（榮昌祥）裁縫王才運裁出第一套中山裝。
《中華文化習俗辭典》折衷南洋華僑說及中國說如下：「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於衛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
南洋華僑說及中國說都似乎有意不提日本的影響。老實說什麼南洋企領服、廣東便服、寧波便服、甚至西裝都不太像中山裝，彼此的關系應該不會太密切。最像中山裝的是日本校服及陸軍士官服。孫中山及革命黨在日活動時間不短（曾留日者眾）。據說孫中山委託日本華僑張方誠設計了中山裝的草圖，然後返上海後，於1916年命王才運依圖生產。亦有一說是1919年孫中山將自己穿過的日本陸軍服拿去上海的亨利服裝店改為便服，成為中山裝的起源。

造型特徵

中山裝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它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開始流行。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修改中山裝造型，並賦於了新的含義。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這些形制其實是有講究的，根據《易經》周代禮儀等內容寓以意義。
其一，前身四個口袋錶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袋蓋為倒筆架，寓意為以文治國。
其二，門襟五粒紐扣區別於西方的三權分立的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其三，袖口三粒紐扣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其四，後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其五，衣領定為翻領封閉式，顯示嚴謹治國的理念。

設計理念
中山裝的最初款式：上衣為立領、前門襟、9粒明扣，4個壓爿口袋，背面有後過肩、暗褶式背縫和半腰帶。1922年中山裝改為立翻領、7粒扣，下口袋為老虎袋。後又改成現在的款式：上衣為立翻領，有風紀扣；衣身三開片，前門襟，5粒明扣；4個貼袋，各有袋蓋及1粒明扣，上為平貼袋，下為老虎袋，左右對稱；左上袋蓋靠右線跡處留有約3cm的插筆口。高檔中山裝，在袖口部位有3粒飾扣。與中山裝配套的褲，一般採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褲。
關於「中山裝」，《中華文化習俗辭典》記載說：「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於衛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
中山裝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它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開始流行。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修改中山裝造型，並賦於了新的含義。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這些形制其實是有講究的，根據《易經》周代禮儀等內容寓以意義。

材質做工
中山裝做工比較講究，領角要做成窩勢，後過肩不應湧起，袖子同西裝袖一樣要求前圓後登，前胸處要有胖勢，四個口袋要做得平服，絲縷要直。在工藝上可分精做和簡做兩種，前者有夾里和襯墊，一般用作禮服和褲子配套穿用，後者不加襯料，適合於日常作便服穿用。中山裝的優點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對稱，外形美觀大方，穿著高雅穩重，活動方便，行動自如，保暖護身，既可作禮服，又可作便裝。其缺點是領口緊、卡脖子等。中山裝素以其特有的沉著老練、穩健大方的風格吸引了廣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華人的青睞，尤其是知識分子仍然視中山裝為自己的日常服裝。在穿著時，要注意由中山裝所傳遞出的意蘊與其人生態度相吻合，要把風紀扣彌合，有人圖一時的舒適而敞開領扣，這樣會使自己在眾人眼裡顯得不倫不類，有失風雅和嚴肅。

中山裝的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藍色、灰色外，還有駝色、黑色、白色、灰綠色、米黃色等。一般來說，南方地區偏愛淺色，而北方地區則偏愛深色。在不同場合穿用，對其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沉著，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些。對於面料的選用也有些不同，作為禮服用的中山裝面料宜選用純毛華達呢、駝絲錦、麥爾登、海軍呢等。這些面料的特點是質地厚實，手感豐滿，呢面平滑，光澤柔和，與中山裝的款式風格相得益彰，使服裝更顯得沉穩莊重，而作為便服用的面料，可選擇相對較靈活，可用棉布、卡其、華達呢、化纖織物以及混紡毛織物。

文化內涵
（ 59集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中最後一集孫中山先生慷慨陳詞。）
我知道，你們很著急。張勛復辟了，國會，又開不成了。
我們本來是共和國，可怎麼一次又一次的出現了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東西呢？這個問題不解決，專制復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國就永遠是一個泡影。
共和的觀念，是平等、自由、博愛嘛。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各級行政官員都視法律為糞土，民眾——仍被奴役著。
民國應該是自由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只有當權者的自由，權力大的有權力大的自由，權力小的有權力小的自由。民眾——沒有權力，沒有自由。
民國應該是博愛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又看到的是什麼？是只有民眾對當權者恐懼的愛，而當權者對民眾只有口頭上虛偽的愛。
民國，更應該是法制之國，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力，一次又一次的肆無忌憚的干涉立法。你不聽話，我就收買你：你不服從，我就逮捕你。
那行政是什麼呢？應該是服務於國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國六年來，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一個打著共和旗幟的「家天下」，在這個「家天下」的行政中，我們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監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員，是如何花掉民眾的血汗錢，民眾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員把多少錢揣進了自己的腰包。你們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呵呵）
你們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這個裁判的原則是什麼，是一部主權在民的共和國憲法嘛，可民國六年來，我們根本沒看到這么一部憲法，就那部不成熟的《臨時約法》，也一次又一次的被強奸。
哦，對了，我今天穿的這身衣服有點古怪是吧？連裁縫都說是很奇怪的。我要說，這就是共和，這就是共和的衣服：
（舉起右手）這邊，我設計了三顆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愛。
（舉起左手）這邊也有三顆扣子：民族，民權，民生。
那憲法呢？我發明了個新詞，叫五權憲法：
（指著中山裝的左上袋）這里裝的是立法權；
（指著中山裝的右上袋）這里裝的是行政權；
（指著中山裝的左下袋）這里裝的是司法權；
這三權你們都熟悉，叫間接民權。我情有獨鍾的是——直接民權。要讓普通的民眾，都有直接參政議政的權力。
一個是考試權，我們要把考試權還給民眾，今後，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經過考試，不管是誰。
還有一個是彈劾權，（拍拍衣服），沒地兒裝了，不急，不急，（打開上衣，手指內袋）裝在這兒，為什麼要把彈劾權藏在裡面呢？因為它是民眾的殺手鐧，它說不定什麼時候就突然殺出來，彈劾你。
我孫文此生阿，沒有別的希望，就一個希望，那就是——讓共和不僅是一個名詞，一句空話，或一個形式，要讓它成為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方式，讓它成為我們牢不可破的信念。

興衰始末
孫中山先生的倡導下，當時的革命黨人以身著「中山裝」為榮，也正因為革命領袖和革命幹部都穿中山裝，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便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熱愛。於是中山裝成為新中國一款標志性的服裝，甚至曾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服」。
穿著中山裝，國民一度找回了失落了一個世紀的自信。然而，這種自信心的建立，其實源於一個被神化了的領袖。當有一天神化的面紗被揭開後，中國人的信仰便開始處於一種真空狀態。改革開放後，打開的國門讓中國人看到了西方的繁華，也看到了30年被禁錮的悲哀。
在中國的服裝產業蓬勃發展、形形色色的服裝一路增光添彩的今天，中山裝卻早早地退出了常式禮服的歷史舞台。偶爾，傳媒上有國家領導人身著中山裝參加國際重要會議的身影，有某位美籍華人穿著中山裝參加國際性頒獎典禮，等等消息。從這些有關中山裝報道的鳳毛麟角中，我們感受著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山裝最後的一點執著與不舍，才明白自己的文化血脈的傳承中，其實早已有中山裝深深的烙印。

中山裝做為中國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禮服，它同時也承載著一種文化，一種禮儀，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韓國人的韓服、日本人的和服、蘇格蘭高地男子的褶襇短裙和東南亞一帶馬來民族的沙籠和峇迪，或多或少都承載著這些元素。現在世界各國大體上都以穿西裝為主，但在節日或重大慶典活動時，各民族的人都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裝。然而，當瓦傑帕伊穿一身潔白的印度長袍翩翩而來，小泉純一郎著一襲寬大的和服走向世界的時候，我們，作為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號稱擁有五千年光輝燦爛文明歷史，卻沒辦法擁有一件屬於自己民族的服飾。
難怪很多人質疑過中華文明。然而意外的是，當中國人肆無忌憚地破壞自己的傳統文明的時候，英國大文豪蕭伯納卻說：「你們有五千年的文化，你們現在好像覺得西方什麼都好……總有一天，你們會把西方的東西像破鞋一樣扔掉。」近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想趕英超美，想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想著共產主義理想事業，卻似乎從沒有想過要找回自己的民族精魂，這種無根的漂泊狀態，表現在我們一方面在尋尋覓覓謀求民族的強大興盛，另一方面卻在藐視自己的傳統文明自暴自棄。這種矛盾狀態其實來源於民族自信心的不足，它最直接的後果，便註定我們在追求民族進步中卻失去了更多。這其中，包括丟掉了自己的「國服」——中山裝。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失落的文明應該找到重新傳承的文化血脈。當我們解開歷史迷霧所製造的民族自悲情結，以整個中華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視角來看待曾在中國人身上深深打下烙印的中山裝時，就會發現中山裝離我們的生活雖然有點遙遠，但其文化的密碼卻在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來，比如人權思想、革命精神或民族復興精神、它其實是喚醒集體文化記憶的最切實而有效的方式。

『陸』 中山裝的由來

中山裝（Zhongshan suit）

以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命名的男用套裝。

關於「中山裝」，《中華文化習俗辭典》記載說：「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於衛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

這里提到的黃隆生是一位越南的華僑，開有一家洋服店，1902年，孫中山到越南籌組興中會，一次到黃的店購物。黃得知這個顧客就是孫中山時。當即要求加入興中會，為革命出力。

中山裝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它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開始流行。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修改中山裝造型，並賦於了新的含義。依據「禮，義，廉，恥」定前身四個口袋，袋蓋為倒筆架，寓意為以文治國； 依據五權分立原則，前身改為五粒鈕扣，依據三民主義原則，將袖口定為三粒扣；衣領定為翻領封閉式，顯示嚴謹治國的理念。

中山裝就這樣在1912年就被定下了型，新中國成立後，由於革命領袖和革命幹部都穿中山裝，人民群眾也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歡迎。於是中山裝在社會上廣泛流行，成為了中國男裝一款標志性的服裝，即使是在如今的T型台上依然能見到由它演變而來的時尚服飾。

中山裝的造型特徵

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這些形制其實是有講究的，根據《易經》周代禮儀等內容寓以意義。

其一，前身四個口袋錶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
其二，門禁五粒紐扣區別於西方的三權分立的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其三，袖口三粒紐扣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其四，後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中山裝的由來

在清朝（1644—1911年），中國男子都是按照滿族的式樣梳理頭發，穿衣戴帽，一直延續到20世紀之初。雖然中國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傳統服裝仍保持著一定的穩定性，服裝仍沿用著傳統的長袍、馬褂、瓜皮帽等式樣。1900年之後不久，傳統服式開始受到外國服式的一些影響，出現了一些改變，但基本式樣仍保持著原有的狀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才出現了一些根本性的變革，它象徵著清王朝的徹底崩潰和一個時代的終結。辛亥革命不僅帶來了社會的劇變，而且也促使服裝的變革更為迅速而明顯。中山裝就是在這一變革中誕生的。

中山裝是中國現代服裝中的一個大類品種。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個帶蓋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褲，這是辛亥革命後流行起來的服裝，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時穿用而流行於世，故稱中山裝。毛澤東主席對「中山裝」很欣賞，他一直堅持穿中山裝，因而國外朋友又稱中山裝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國民族的特點，穿著簡便、舒適、挺括，在民國18年制定國民黨憲法時，曾規定一定等級的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裝的由來，據說是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樣式繁瑣，穿著不便，而中國服裝在實用上亦有缺點。1902年，孫中山到越南河內籌組興中會，偶入河內由廣東人黃隆生開設的洋服店，為了節省外匯，並能體現中國國情而授意黃隆生設計一種美觀、簡易而又實用的中國服裝，黃參考了西歐和日本服裝式樣，並結合當時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和學生裝而設計縫製成的。但是，也有資料稱，中山裝原由當時的軍裝改制而成的。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時，有一次，他將一套已經穿過的陸軍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裝店請裁縫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後仍有點像軍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裝」，更非「西裝」，店員便為之起名為中山裝。由於孫中山先生在海內外聲望很高，這種服式便不脛而起，迅速流傳全國。當時的中山裝背面有縫，後背中腰有帶，前門襟釘9個鈕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襇」。後來逐步演變成現在的款式：關閉式八字形領口，裝袖，前門襟正中5粒明鈕扣，後背整塊無縫。根據《易經》周代禮儀等內容寓以意義，如依據國之四維（禮、義、廉、恥）而確定上衣前身設4個口袋，依據國民黨區別於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而確定前門襟為5粒鈕扣，又依據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而確定袖口還必須有3粒扣子等。袖口可開叉釘扣，也可開假叉釘裝飾扣，或不開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對稱，有蓋，釘扣，上面兩個小衣袋為平貼袋，底角呈圓弧形，袋蓋中間弧形尖出，下面兩個大口袋是老虎袋（邊緣懸出1.5—2厘米）。褲有三個口袋（兩個側褲袋和一個帶蓋的後口袋），挽褲腳。很顯然，中山裝的形成在西裝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國傳統意識，整體廓形呈墊肩收腰，均衡對稱，穿著穩重大方。

中山裝的做工

中山裝做工比較講究，領角要做成窩勢，後過肩不應湧起，袖子同西裝袖一樣要求前圓後登，前胸處要有胖勢，四個口袋要做得平服，絲縷要直。在工藝上可分精做和簡做兩種，前者有夾里和襯墊，一般用作禮服和褲子配套穿用，後者不加襯料，適合於日常作便服穿用。中山裝的優點很多，主要是造型均衡對稱，外形美觀大方，穿著高雅穩重，活動方便，行動自如，保暖護身，既可作禮服，又可作便裝。其缺點是領口緊、卡脖子等。中山裝素以其特有的沉著老練、穩健大方的風格吸引了廣大的中老年人和海外華人的青睞，尤其是知識分子仍然視中山裝為自己的日常服裝。在穿著時，要注意由中山裝所傳遞出的意蘊與其人生態度相吻合，要把風紀扣彌合，有人圖一時的舒適而敞開領扣，這樣會使自己在眾人眼裡顯得不倫不類，有失風雅和嚴肅。

中山裝的色彩

中山裝的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藍色、灰色外，還有駝色、黑色、白色、灰綠色、米黃色等。一般來說，南方地區偏愛淺色，而北方地區則偏愛深色。在不同場合穿用，對其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沉著，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些。對於面料的選用也有些不同，作為禮服用的中山裝面料宜選用純毛華達呢、駝絲錦、麥爾登、海軍呢等。這些面料的特點是質地厚實，手感豐滿，呢面平滑，光澤柔和，與中山裝的款式風格相得益彰，使服裝更顯得沉穩莊重，而作為便服用的面料，可選擇相對較靈活，可用棉布、卡其、華達呢、化纖織物以及混紡毛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