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絲綢之路南道.北道經過哪些國家與地區
對不起！我雖然不能傳照片，但我知道資料！絲綢之路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張騫出使西域後逐漸出現。東起我國古都長安（今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經過河西走廊（今甘肅省狹長地帶），到達敦煌，出玉門關和陽關，進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區）。南路出陽關沿昆侖山北麓西行，北路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進入今中亞地區，再往西，經今伊朗等國到達大秦（羅馬帝國在中東的領地）境內。漢代多走南路。唐代多走北路。「絲綢之路」全長約7000公里，因運輸西方視同珍寶的中國絲綢而得名。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鐵器、打井技術等傳到西域，西域的土特產、樂器，印度的佛教等也傳入中國。絲綢之路是漢唐千餘年間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促成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線——絲綢之路，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再分為南北兩道，南道是出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經鄯善（今羅布淖爾附近），沿昆侖山的北麓，經過於闐（今和田）、莎東、蒲犁（今塔什庫爾干），逾蔥嶺，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羅馬共和國），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門關（今敦煌西北）西行，經車師前國（今吐魯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經焉耆、疏勒，逾蔥嶺，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這條橫貫歐亞的大路交通線上運輸最多的商品是絲綢，因此被稱為「絲路」或「絲綢之路」。 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交通要道。自公元前119年張騫出使西域後逐漸出現。東起我國古都長安（今西安附近），沿渭水西行，經過河西走廊（今甘肅省狹長地帶），到達敦煌，出玉門關和陽關，進入「西域」（今新疆及以西地區）。南路出陽關沿昆侖山北麓西行，北路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西行，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進入今中亞地區，再往西，經今伊朗等國到達大秦（羅馬帝國在中東的領地）境內。漢代多走南路。唐代多走北路。「絲綢之路」全長約7000公里，因運輸西方視同珍寶的中國絲綢而得名。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鐵器、打井技術等傳到西域，西域的土特產、樂器，印度的佛教等也傳入中國。絲綢之路是漢唐千餘年間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一的固定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 但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於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於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於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後，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於闐。從此以後，於闐"桑樹連蔭"，可以自製絲綢了。於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 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並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後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20116;行志》)
『貳』 絲綢之路
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促成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線——絲綢之路，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再分為南北兩道，南道是出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經鄯善（今羅布淖爾附近），沿昆侖山的北麓，經過於闐（今和田）、莎東、蒲犁（今塔什庫爾干），逾蔥嶺，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羅馬共和國），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門關（今敦煌西北）西行，經車師前國（今吐魯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經焉耆、疏勒，逾蔥嶺，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這條橫貫歐亞的大路交通線上運輸最多的商品是絲綢，因此被稱為「絲路」或「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小時。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一、為什麼叫「絲綢之路」？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一的固定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出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裏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來說，更是乾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 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並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於孤立，由於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後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後果，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Antiochia)，准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並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後，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後，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辟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系，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並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並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貴人的書信，不知什麼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范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於西晉末年(312年前後)，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後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後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雲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於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於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藉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後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出本書的范圍，就留待以後再講述吧。
三、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 但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綉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後相當一段時間里的西方學者，並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於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於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於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後，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於闐。從此以後，於闐「桑樹連蔭」，可以自製絲綢了。於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 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叄』 今天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聯合申請世界文化有什麼現實意義。
蔥嶺、口岸
歷經古道西風，走過大漠孤煙，橫貫亞歐的絲綢之路，就到達了它的西南出口——古稱蔥嶺的帕米爾高原。這里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是新疆最高的一塊土地。
柯爾克孜族與鷹
至今生活在蔥嶺一帶的柯爾克孜族，是一個古老的游牧民族，傳說他們祖先曾經居住在葉尼塞河邊。
在高寒的環境里生存，柯爾克孜人以雄鷹為伴，鷹是他們家庭中的重要成員，他們世代積累了養鷹、馴鷹的經驗，訓練有素的雄鷹是柯爾克孜獵手最親密的夥伴。
騎馬架鷹的柯爾克孜男人英武彪悍，他們的性格中似乎也融入了像鷹一樣的犀利和勇敢。
瑪納斯
奔流不息的托什干河水，是柯爾克孜人民不絕的智慧。他們創作於9-10世紀的英雄史詩《瑪納斯》，講述的是民族英雄瑪納斯及其家族8代人的傳奇故事，它與藏族的《格薩爾王傳》和蒙古族的《江格爾傳》，並稱為中國三大古典史詩。人們世代懷念著瑪納斯的英名，他的故事像風一樣傳頌。
居素甫·瑪瑪依老人
傳唱《瑪納斯》的居素甫·瑪瑪依老人，被譽為「當代活著的荷馬」。他熟記8部《瑪納斯》、長達23萬多行的詩句，如果從頭到尾地演唱，那得不分晝夜地唱上十幾天呢。
奧依塔克雪崩風景區
穿越蔥嶺，即今天的帕米爾高原的絲綢之路，形成於兩三千年以前，自古就以險峻著稱，有「天階」之名，夏日裡時有雪崩發生。
能夠躍上蔥蘢，當然就是英雄。古時張騫、班超、玄奘、馬可波羅等都曾出入蔥嶺。
柯爾克孜民族服飾
絲綢之路的意義，也許就在於它跨越了那麼長的時間和距離，實現了世界上不同種族與文化的對話與溝通。在蓋孜驛站旁，異域文化的營養，進入了柯爾克孜人的生活。
在柯爾克孜族女子的穿戴中，有一種造型奇特的大帽子，佩戴方式十分復雜，要專人協助，耗費半個小時才能穿戴完成。帽子上綴滿了不同國家的金屬錢幣和珠寶串飾。這樣一座頂在頭上的財富之峰，據說有3公斤之重呢。
喀拉庫勒湖
喀拉庫里湖，也叫黑湖，是個神奇的變色湖，它靜觀萬世之變，不染半點纖塵，總是呈現出一片神秘的幽深。
在它周邊聳立著昆侖山上三座最著名的雪峰——公格爾峰、公格爾九別峰和具有冰山之父名稱的慕士塔格峰。
這片山水，被柯爾克孜人和塔吉克人看成是庇護他們靈魂的神山聖水。
紅其拉甫口岸、7號界碑
海拔4733米的紅其拉甫口岸，自古就是絲綢之路通向南亞、西亞、歐洲的橋梁.。今天，這條古道遊人如織，車流不斷，仍然發揮著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著名的7號界碑兩旁，總是圍聚著很多中外遊人，他們在這里沐浴著雪山的陽光，體驗著和平的安祥。
石頭城
生活在帕米爾高原上的塔吉克人，被稱為是「離太陽最近的人」。他們的形貌具有典型的歐羅巴人特徵，是唯一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白種人。
塔什庫爾干，意思是石頭城，小城在高原的陽光下，清新、俊朗得宛如處子一般。
人們傳說，古時候一位中原公主遠嫁西域，因行程受阻，被安置在高高的城堡上，凡人無法接近。可是公主卻有孕在身，原來她得到了太陽神的恩寵。從此，塔吉克人的祖先號稱「漢日天種」。
石頭城遺跡，曾是絲綢之路的蔥嶺驛站，是《漢書》記載的蒲犁國王城，也是唐代時（去曷）盤陀國的都城.
鷹舞
鷹，是塔吉克人崇拜的圖騰。塔吉克人用鷹笛告慰天空，用手鼓安撫大地。他們崇尚勇武，有雄鷹民族之稱。
在高天麗日之下歡騰跳躍的塔吉克人，將生活的激情和民族的個性盡情演繹，他們是絲路古道充滿神秘的帕米爾高原最靚麗的風景。
『肆』 古代絲綢之路中西方指歐洲還是東南亞
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促成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線——絲綢之路，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再分為南北兩道，南道是出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經鄯善（今羅布淖爾附近），沿昆侖山的北麓，經過於闐（今和田）、莎東、蒲犁（今塔什庫爾干），逾蔥嶺，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羅馬共和國），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門關（今敦煌西北）西行，經車師前國（今吐魯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經焉耆、疏勒，逾蔥嶺，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這條橫貫歐亞的大路交通線上運輸最多的商品是絲綢，因此被稱為「絲路」或「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今天，如果我們乘飛機西行，無論是去西亞、印度，還是歐洲，最多不過二十多個小時。然而，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先民們在西行時，不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要花費不知多少倍的時間，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們的祖先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就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陸上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一、為什麼叫「絲綢之路」？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一的固定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出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裏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來說，更是乾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 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並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於孤立，由於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後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後果，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Antiochia)，准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並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後，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後，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辟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系，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並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並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貴人的書信，不知什麼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范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於西晉末年(312年前後)，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後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後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雲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於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於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藉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後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出本書的范圍，就留待以後再講述吧。
三、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 但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綉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後相當一段時間里的西方學者，並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於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於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於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後，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於闐。從此以後，於闐「桑樹連蔭」，可以自製絲綢了。於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 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於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裡，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
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
我們今天所常見的一些植物，並非都是中國的土產，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一批帶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蔥、胡荽、胡椒、胡桐淚、胡羅卜等等，十有八九是來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獻中往往把這些植物的移植中國，歸功於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張騫。實際上，現在可以確指為張騫帶回來的物產，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產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亞(Media)，後者是西亞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種植物。
漢初以來，西來的不僅僅有植物，還有羅馬的玻璃器、西域的樂舞、雜技，到了東漢末年，史書記載:「靈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五行志》)
從魏晉到隋唐，隨著屬於伊朗文化系統的粟特人的大批遷入中國，西亞、中亞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等，大量傳入中國。
粟特人，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簡稱作「胡」，他們的故鄉在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粟特地區，以撒馬爾干(在今烏茲別克)為中心，有九個綠洲王國，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國。這些粟特人大多以經商為業，他們組成商團， 成群結隊地東來販易，並且有許多人就逐漸在經商之地留居下來。所以，就今所知， 南北朝到唐朝時期，沿絲綢之路的於闐、樓蘭、龜茲(庫車)、高昌(吐魯番)、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和長安、洛陽等許多城鎮，都有粟特人的足跡。他們的後裔漸漸漢化，但不少人的外表還是深目高鼻。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壞地影響過歷史車輪的運轉，比如武威安氏，曾經幫助唐朝平定涼州李軌的割據勢力，後被唐朝皇帝賜姓為李。又如發動安史之亂的河北叛將安祿山，和割讓燕雲十六州而作兒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別來自安國和石國的粟特人後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響，他們的到來，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滿了一種開放的胡風。我們看看唐朝最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有關記載，就可以感受到這一時代風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詩:「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全唐詩》卷一六二) 是說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詩:「琵琶長笛齊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金叵羅。」(《岑參集校注》卷二) 說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詩:「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詩》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楊貴妃，她是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說明了這種舞蹈在當時的風行。史書記載安祿山「腹緩及膝」，極力描寫其臃腫肥胖的樣子，大概是有些誇張。他作為粟特人後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書說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風」，(《新唐書?安祿山傳》) 可以與楊貴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先生曾撰有長篇論文《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我們可以從這篇史學名作中，一覽唐代長安的種種胡化景象。
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自古而來，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到了隋唐時期，佛教已經深入民心，並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沒有古代那麼盛行，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 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詞彙，如「剎那」、「影響」、「水**融」等等; 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 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龜茲的克孜爾、吐魯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大同雲岡、洛陽龍門等等，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它們連成一串寶珠，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
從魏晉到隋唐，西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後傳入中國，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於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在波斯受到鎮壓，幾乎絕跡，但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甚至在九、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被立為國教。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
相對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造紙、印刷、漆器、瓷器、火葯、指南針等等的西傳，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模地介紹到西方，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入中國的時代。
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而且無始無終。在古代，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也曾經是被戰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今天，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 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絲綢之路研究計劃」，把絲綢之路稱作「對話之路」，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對於中國人民來講，今天的絲綢之路，是開放之路，是奮進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紀的光明之路。
『伍』 歷史上西域到底有多少國
確切的說，西域是一個復雜的稱謂，在歷史、地理甚至文化領域各有不同的面貌。要認識西域，必然需要搞清楚觀察的出發點。
不過，西域首先是一個歷史和地理相交錯的概念，並且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西域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多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諸多國家、政權和地區。在絲綢之路的影響下，西域也被特指漢、唐兩代中國政府安排的行政機構所管轄的今天新疆大部及中亞部分地區，位於歐亞大陸中心，成為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域對東西方國家的貿易文化交流起到中轉站的重要作用。而廣義上的西域則指凡是通過狹義西域及絲綢之路所能到達的地區，包括亞洲中、西部，印度半島的地區(參見《中國歷史地理學》上的論述)。
今天生活在新疆的人回望西域的蒼茫遼闊，常常會聽到西域歷史上有三十六國的說法，那一段久遠而迷人的時代，流傳下多姿多彩的文化古跡。即使今天新疆的很多地州縣份，依然還保留著不少歷史陳跡，作為諸多西域古國存在過的憑據。
不過，這其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雖然《漢書·西域傳》開頭就是：「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但在歷史上，不論是西漢還是東漢，西域從來都不是三十六國。作為信史的《漢書》、《後漢書》的《西域傳》所能羅列的西域大大小小政權，前者是四十九國(前輩歷史學家岑仲勉的名著《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不止49國，包含了所謂東漢分出的國家)，而後者是二十二國。一直到清代著名的邊疆地理學家徐松寫出《漢書西域傳補注》之後，才流傳下今天人們所熟悉的三十六國一說。
在這古老的絲綢之路上聲名遠播的三十六國指的是：
(1)烏孫：今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伊寧市、察布查爾錫伯縣附近幾縣及現哈薩克的部分;
(2)龜茲：今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拜城縣一帶;
(3)焉耆：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縣;
(4)於闐：今新疆和田地區和田市一帶;
(5)若羌：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東南、羅布泊西北一帶;
(6)樓蘭：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的羅布荒漠中，後改國名為鄯善(與今天吐魯番地區的'鄯善縣有別，所以今天鄯善縣打造的樓蘭鄯善文化其實是戴錯了帽子);
(7)且末：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縣西南;
(8)小宛：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縣東、車爾臣河南岸，為西域三十六國中最小的國。
(9)戎盧：在今新疆和田地區於田縣南;
(10)紆彌：在今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東;
(11)渠勒：在今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南;
(12)皮山：今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東南的藏桂鄉附近，目前尚有皮山古城廢墟;
(13)西夜：在今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西南;
(14)蒲犁：在今新疆喀什地區葉城縣東一帶;
(15)依耐：今新疆喀什地區英吉莎縣東南;
(16)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疏勒縣和喀什市;
(17)莎車：今新疆喀什地區莎車縣，後被於闐吞並;
(18)尉頭：今新疆阿克蘇地區烏什縣和喀什地區巴楚縣一帶;
(19)溫宿：今新疆阿克蘇地區阿克蘇市和溫宿縣一帶;
(20)尉犁：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庫爾勒市和尉犁縣，後被焉耆吞並;
(21)姑墨：今新疆阿克蘇地區拜城縣一帶;
(22)卑陸：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北一帶;
(23)烏貪訾：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瑪納斯縣、昌吉市以北一帶;
(24)卑陸後國：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以東一帶;
(25)單桓：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瑪納斯縣東北;
(26)蒲類：今新疆哈密地區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西北;
(27)蒲類後國：今新疆哈密地區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西北;
(28)西且彌：今新疆塔城地區烏蘇市東南;
(29)東且彌：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以西;
(30)劫國：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東北;
(31)狐胡：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吐魯番市以北;
(32)山國：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東;
(33)車師前國：現新疆吐魯番地區吐魯番市交河故城;
(34)車師後國：現新疆烏魯木齊市及附近地區;
(35)車師尉都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吐魯番市東南;
(36)車師後城國：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周圍。
很顯然，還有一些今天新疆人較熟悉的西域古國沒有在其中，例如大名鼎鼎的大宛、月氏、精絕、蘇毗(就是女國，因為大小國王都是女人，是一個母系氏族政權，到《西遊記》中被敷衍成為全是女人的女兒國)之類。
當然，這些國家有的在《後漢書》中出現過，有的在胡三省給《資治通鑒》卷二十附註中記載過，表明漢代的西域諸國如何演變為50餘國。另外，著名的民族史學家林干先生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一書也據此有過一番梳理。
可是，為什麼西域絲綢之路上這么多的國家後來又統一成了三十六國?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就是：有一些西域國家，後來不包含在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中國境內，例如安息、康居、大夏等，他們屬於廣義上的西域范疇。其實這不是一個全面的理由，例如蘇毗就完全在新疆境內(北接於闐、東北鄰青海通天河、西至天竺、東與吐蕃接壤，也算一個大國)，但它為什麼也不在其中?
精絕在三國兩晉時神秘消失，留下了今天的精絕尼雅遺址，根據史書記載，有研究者推測是被蘇毗國攻擊，蘇毗顯然比精絕國強大。在《漢書》中，精絕全國僅480戶，人口僅有3360人，能戰斗的士兵僅500人上下。盡管蘇毗人的生活方式有著濃厚的原始風情，平時喜歡往臉上塗抹顏料，頭發不論男女一律披散。但蘇毗卻是個富有的國家，屬民以畜牧業、農業為生，男子務農狩獵，女子要麼出將入相，要麼就是盡享一家之主的榮光。蘇毗出產有上等黃金，還有黃銅、硃砂、麝香、氂牛、蜀馬、駿馬等。國中尤盛產鹽，與印度有貿易往來，具備相當殷實的國力。比起精絕受較為糟糕的自然條件威脅：「澤地濕熱，難以履涉，蘆葦茂密，無復途徑」，所以人口並不多，無論如何，蘇毗都應該比精絕更有優勢。
所以，西域有三十六國的說法是一個不準確的概念，或者這僅僅是一個概數。我們有必要認清，歷史上的真實西域面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需要說明，西域歷史的演變並非是這36國和50餘國的互相傳承，這僅是漢代400年間的西域。之後南北朝有柔然汗國、突厥汗國、高車、厭噠、鐵勒諸部落，隋唐時期的曲氏高昌、回紇、回鶻、黠戛斯部;兩宋時期的葛羅祿部、東西喀拉汗國、回鶻高昌、李氏於闐、花喇子模、西遼國、乃蠻部、康里部;元明時期蒙古諸部察合台汗國及其分裂政權、瓦剌等等。所以，實際上西域2000年來的有過的國家和政權大大小小多達上百個，也因此才鑄就了豐富多彩、傳承不絕的多民族文化。
『陸』 關於絲綢之路的路線地圖
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促成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線——絲綢之路，從長安經河西走廊，再分為南北兩道，南道是出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經鄯善（今羅布淖爾附近），沿昆侖山的北麓，經過於闐（今和田）、莎東、蒲犁（今塔什庫爾干），逾蔥嶺，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羅馬共和國），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門關（今敦煌西北）西行，經車師前國（今吐魯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經焉耆、疏勒，逾蔥嶺，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這條橫貫歐亞的大路交通線上運輸最多的商品是絲綢，因此被稱為「絲路」或「絲綢之路」。
回答者：尋常百姓人家 - 經理 四級 11-27 23:26
--------------------------------------------------------------------------------
中國段絲路起於陝西省首府西安（古長安），主線經陝西、甘肅、新疆三省區，支線經青海、寧夏兩省。
另外:
一、為什麼叫「絲綢之路」？
早年，人們對這條東西往來的通路沒有給予一個統一的固定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寫的《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和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作「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它流傳廣遠，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因此，多少年來，有不少研究者想給這條道路起另外一個名字，如「玉之路」、「寶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絲綢之路的某個局部，而終究不能取代「絲綢之路」這個名字。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面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干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甚至廢棄。比如敦煌、羅布泊之間的白龍堆，是一片經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當東漢初年打敗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遷，而中原王朝牢固地佔領了伊吾(今哈密)以後，開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從伊吾經高昌(今吐魯番)、焉耆到龜茲，就和原來的絲路北道會合了。南北朝時期， 中國南北方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北方的東部與西部也時分時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朝宋齊梁陳四朝與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長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龍涸(今松潘)，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都城，西經柴達木盆地到敦煌，與絲路幹道合; 或更向西越過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與絲路南道合，這條道被稱作「吐谷渾道」或「河南道」，今天人們也叫它作「青海道」。還有從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葉(今托克馬克附近)，進入中亞地區。這條道路後來也被稱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最為興盛。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二、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演變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過的歐亞大陸(Eurasia)，主要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內陸亞洲地區。這一地區的地理特徵是氣候異常乾燥，降雨量極其稀少。在絲綢之路的中部地帶，有號稱為「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向四周延續出喜瑪拉雅山、昆侖山、喀喇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阿賴山、興都庫什山等山脈，冰峰峽谷，行走艱難。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觀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裏海東部的卡拉庫姆沙漠、伊朗的卡維爾沙漠等，對於行旅來說，更是乾渴難行。此外，由鹽殼沉積而形成的崎嶇起伏、犬牙交錯的雅丹地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地理障礙。唐代詩人所描寫的「映雪峰猶暗，乘冰馬屢驚」(楊師道《隴頭水》)，「黃沙西際海， 白草北連天」(岑參《過酒泉憶杜陵別業》)，正是這些地理景觀的生動寫照。而西行取經僧人筆下所描寫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是親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聳立在沙漠邊緣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來的河水，灌溉滋潤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綠洲，填補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來路途中的中間站。我們的先民也並沒有因為不利的地理條件而陷於孤立，由於交換的需要，人們很早就開始了對外界的探索。
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如遼寧喀左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陶質裸體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學所謂「維納斯女神像」，與中歐、南俄以及西伯利亞地區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漢王朝統一中國，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為了打敗稱雄漠北、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張騫經過千難萬險，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隨後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一次使團的人數總共有三百人之多，張騫及其隨行者的足跡也更為廣遠，到了大宛(費爾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為中心的游牧王國)、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亞王國)、身毒(印度)等國。張騫的兩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使中國和中亞、南亞、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史記·大宛傳》和《漢書·西域傳》，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正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鑿空」。
張騫西行的直接後果，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結果，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郡，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汗血馬。到了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西行變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
西漢末年，王莽專政，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東漢初，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與此同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漢朝的聯合打擊下，西遷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亞和歐洲許多民族的遷徙。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公元97年，西域都護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一直來到波斯灣頭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處的條支(Antiochia)，准備渡海西行，但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向甘英誇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艱險，阻止了甘英進一步西行，自條支而還。甘英雖然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是一位讓人崇敬的時代英雄。他親自走過了絲綢之路的大半段路程，還了解到從條支南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到羅馬帝國的航線。
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干線，自西向東，有四大帝國並列其間，即歐洲的羅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亞的安息(帕提亞，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226年)、中亞的貴霜(公元45年—226年)、東亞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後，四大帝國都處在國勢昌盛的時期，積極向外擴張，如羅馬帝國在圖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時，把版圖擴大到幼發拉底河上游一帶; 又如貴霜帝國也曾把勢力伸進塔里木盆地; 漢朝則成功地打敗匈奴，控制河西走廊，進駐天山南路。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結果是使得中國、印度、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此後，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辟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游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系，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並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並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貴人的書信，不知什麼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范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於西晉末年(312年前後)，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後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後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雲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跡的使者往來於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於張掖、敦煌之間，通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藉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後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出本書的范圍，就留待以後再講述吧。
三、通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台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 但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綉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後相當一段時間里的西方學者，並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於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於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於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後，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於闐。從此以後，於闐「桑樹連蔭」，可以自製絲綢了。於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 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里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於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裡，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
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