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給文藝作品扣上垃圾帽子

1. 動不動就給人扣「辱華」帽子是不自信的表現

不是扣帽子而是歷史上歐美辱華有接近百年的歷史。甚至包括日本。這基本上成了他們的習慣。如歷史上的黃禍論。歐美上世紀醜化國人的傅滿洲形象還拍了好幾部電影。冷戰時期美國漫畫中惡意醜化中國的反派像什麼神奇女俠中的反派說是中國特工蛋福。鋼鐵俠中的滿大人。上汽中的傅滿洲（這部漫畫早期直接在漫畫對話中發表辱華言論）。進幾十年如好萊塢大片喪屍世界大戰，沒有明說採用劇情主線和諧的方式逃過了檢查在中國上映後來被發現直接封了。但根據劇情推可以發現發現辱華言論（劇本改變自一個種族主義者的反華小說，主演是個藏獨分子）劇中和小說中說是中國人研製的毀滅西藏的生化武器。至在美國本土對二戰中國移民（這些移民早期被壓迫建鐵路很多都死在了美國西部據說還有百人坑）甚至中國食物都有歧視。還有一些日漫，有一部分輕小說改編的動漫，你會感覺到輕微的辱華但不明顯甚至感覺不出來，但如你讀原版的輕小說就很明顯了。例如近期大火的關於我轉生為史萊姆這件事。原小說中出現了共存共榮和引用日本侵華戰爭中甲級戰犯的話語。這些都是有實證的。而更多的辱華他們都是在打擦邊球這幾乎都成了他們的習慣每年每個月每個月甚至每天都有隻是出名不出名大眾知道不知道罷了。這真不是我們不自信。

2. 如何理解左翼作家對胡秋原蘇汶的批評

張釗貽：《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背後的幾個問題 ——「左聯」的矛盾、「第三種人」論爭與魯迅「同路人」立場

一、文章與背景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是魯迅關於革命文學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發表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機關刊物《文學月報》1932年12月15日的第1卷第5／6期合刊。原是給《文學月報》編輯周揚的一封公開信，內容是針對第4期芸生（邱九如）的諷刺長詩《漢奸的供狀》。這首詩攻擊胡秋原，但魯迅認為詩中一些表達方式及其背後的思想意識很有問題。文章成為左翼文藝理論的經典之一始於20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張聞天和周揚看中文章的意義並非是「英雄所見略同」，與寫作背景密切相關。

1931年12月始，胡秋原和蘇汶（戴杜衡）批評左翼文壇，由此引發一場被稱為「文藝自由」的論爭。1932年11月，張聞天在發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批評左翼文藝運動。《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其實是響應中共試圖改變黨內關門主義狀況的努力。當時，馮雪峰自然知道張聞天的意見，了解到「左聯」對「同路人」作家的態度需要檢討和調整。據說，他看到《漢奸的供狀》後向周揚提出批評，但周揚不接受，兩人吵了一架。馮雪峰於是請魯迅寫文章，魯迅「從公意」寫成《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不料文章刊登後，立即招至四位黨員盟員首甲（祝秀俠）、方萌（田漢）、郭冰若（錢杏邨）、丘東平聯名發表文章批判魯迅右傾，是「戴白手套革命論」。馮雪峰請魯迅寫文章顯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跟魯迅與「左聯」多數黨員盟員一開始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關系。

為糾正「左聯」關門主義，馮雪峰還於1933年1月發表兩篇文章。《並非浪費的論爭》由瞿秋白代筆，公開承認並糾正「左翼文壇」的「左傾宗派主義」，改變對「第三種人」的敵對語調並提出「聯合」期望。瞿秋白也曾設法聲援，留下手稿《鬼臉的辯護》，批評首甲等對魯迅的攻擊。這文章應該也是應馮雪峰要求而寫，但不知何故沒有發表。馮雪峰又介紹國外聯合「同路人」的文章，把張聞天的文章稍加處理，將署名改成「科德」，轉載於《世界文化》。經過一番努力，情況才在表面上得到改變。

二、馮雪峰與周揚的矛盾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的產生及遭遇，雖有中共試圖改變關門主義的政策調整的原因，但基本上是魯迅在「左聯」的尷尬地位以及由此牽連到的「左聯」內部矛盾集中表現在馮雪峰和周揚的對立。

兩人的關系因《漢奸的供狀》及《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而產生對立。對《漢奸的供狀》引發的矛盾，夏衍（沈端先）質疑馮雪峰為什麼不傳達張聞天的文章，但從首甲他們的文章中看，顯然知道張聞天的批評。共產黨時處秘密狀態，馮雪峰不可能讓周揚他們看張聞天的文章。盡管如此，馮雪峰還是告訴了周揚他們張聞天對「左聯」關門主義的批評。按照常識和邏輯，馮雪峰能告訴胡秋原張聞天的批評，沒有理由會向周揚他們保密。

陳早春和萬家驥稱，「有種種跡象表明」張聞天的文章是應馮要求而寫。恐怕並非完全是事實。只要對照《致〈文藝新聞〉的一封信》與《並非浪費的論爭》就可發現，馮雪峰對胡秋原態度的明顯變化，而這只能是張聞天《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發表後的結果。如果看一下論戰開始時代表「左聯」的三篇文章會發現馮雪峰跟瞿秋白和周揚的一個差別：馮雪峰針對的只是胡秋原，而瞿秋白和周揚則把胡秋原跟蘇汶置於同等的敵對地位。

據吳敏研究，周揚和馮雪峰的爭吵，還有個人原因。但如果據此引申為馮雪峰和周揚都各有私心，爭吵並非完全為公，因此「各打五十大板」則有欠公允。周揚對自己泄私憤直言不諱，但若認為馮雪峰因私人關系偏護蘇汶，未免把他們當成市儈式的朋友關系。

如果我們把馮雪峰對蘇汶的態度跟他與瞿秋白和周揚的不同聯系起來，那馮雪峰「發動」這場論爭的真正意圖就更清楚了。很顯然，蘇汶是馮雪峰一直在爭取的對象。當胡秋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批評左翼文壇，提出作家應是「自由人」的觀點，刺中蘇汶這類有「進步」傾向作家動搖的要害原因，實際上是跟「左聯」「爭奪群眾」，已經不是理論斗爭的問題，馮雪峰自然要還擊。但瞿秋白和周揚加入論戰，把蘇汶也當成抨擊對象，要把蘇汶推向敵方，實際上是給馮雪峰幫倒忙。《論「第三種人」》因此也顯然是馮雪峰請魯迅寫的，而且馮還在文末加上蘇汶「怎麼辦呢」一句，力圖挽回瞿秋白和周揚批評所造成的損害。魯迅的這篇文章跟張聞天的文章幾乎同時發表，可以看成是馮雪峰糾正對「第三種人」批判偏差的部署。馮雪峰自己隨後更寫下《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對蘇汶有所肯定，並批評了瞿秋白和周揚的錯誤。那麼，張聞天的文章是否也是應馮雪峰的要求而寫的呢？這樣的說法好像張聞天沒有思想主見，對馮雪峰言聽計從，恐怕並不符合事實。

回到馮雪峰與周揚吵架的事情，其實與蘇汶無關，關鍵是胡秋原。在此背景下，周揚發表專門針對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學理論檢討》，無疑是特意向馮示威，向馮表示不買魯迅的帳。如果周揚已經知道《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的作者是誰，這算不算也是向張聞天和黨中央示威？不好理解。也許，周揚會認為《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的批評是馮雪峰「告狀」的結果。由於裡面體現了馮雪峰一貫的立場和態度，周揚可能認為中央偏聽偏信，接受了馮雪峰個人的東西。也就是說，周揚也許不認為馮反對批判胡秋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圖。這樣的推測似乎還可以令人接受。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到底是「左聯」上級的意見，究竟有多少是否馮雪峰的東西其實都不是問題，作為黨員的周揚到底也得接受，於是出現周揚與胡秋原同桌聚會的事情。周揚認識自己的錯誤，大概是到了延安之後，應該跟張聞天談過「左聯」的事情，才終於明白馮雪峰當時代表黨的意見。

馮雪峰作為周揚的上級，並剛剛幫助周揚恢復黨組織關系，又讓他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竟然不能使周揚接受自己的意見，而且還讓周揚影響首甲等人公開抨擊魯迅。這些事情固然可以認為是「左聯」關門主義深入人心，情況嚴重，但亦可以看到馮雪峰的領導能力似乎不無問題。如果周揚不認為馮雪峰的意見代表黨的意見，那麼他們之間的對立，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至於他們的矛盾，也許還是魯迅看得准。據說，魯迅多次說馮雪峰太老實，太認真，「斗不過他們」。如果魯迅真的用上「斗」字，則他們兩人和「左聯」後來的變化和命運，也就不會令人感到詫異了。

三、魯迅與馮雪峰等的差異

盡管魯迅「從公意」寫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支持馮雪峰和張聞天落實中共文藝政策，但在論爭過程中，他的態度、觀點和立場，實際上跟馮雪峰等共產黨人並不完全一致。

魯迅跟馮雪峰等的差異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關於魯迅與胡秋原的問題，張寧指出，「革命文學」論戰當初，胡秋原就支持過魯迅，而魯迅與胡秋原文藝上的觀點其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過魯迅批評胡「在馬克思主義里發見了文藝自由論」的謬誤，尤其是從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來看，還是正確的。熟悉普列漢諾夫的胡秋原，只要考慮一下普氏著名的小冊子《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就能理解「個人」受各種社會歷史等等條件的制約，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也許胡秋原說的文藝自由是另外的意思，但他沒說清楚或沒能力說清楚。如果魯迅是在批評胡秋原，則他的批評的確點中胡秋原的一個理論要害。然而，當馮雪峰以「文學和批評的階級任務」，瞿秋白以文藝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要求來否定胡秋原的文藝自由論，魯迅都沒有聲援，他在論爭中根本沒有針對更具體意義上的創作自由問題進行討論。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很清楚的。魯迅早已在辛亥革命前便清醒認識到以文學鼓動革命的限度，文學對社會改革所起的作用實際上非常迂迴曲折，根本在改變人的精神，而不在宣傳與鼓動。而馮雪峰、瞿秋白和周揚卻還在努力推動鼓吹文藝為階級斗爭服務，重復在魯迅心目中已經破產的「革命文學」理論，即文學用作革命理論的「留聲機」來推動革命，是否會令他有時光倒流的感慨？

他們的差異還有對「第三種人」的看法和態度。論爭開始，蘇汶觀點鮮明，而馮雪峰、瞿秋白和周揚他們盡管用語和態度或稍有不同，但批判的鋒芒也很清楚，就是文藝要不要為政治、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問題。魯迅對此不置一詞，除了前述原因，也因為他們地位不同。

馮雪峰要爭取蘇汶他們，魯迅雖寫文章支持，其實是有保留的。論爭結束後，魯迅並沒有停止對「第三種人」的批評。不過也必須指出，蘇汶當初提出「第三種人」時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此後也有一個「潛在的演變過程」，並非始終如一。另外，雖然一般認為論戰只持續了一年多，此後魯迅固然沒有停止批評，「左聯」其他成員其實也沒有停止批評。如果不包括魯迅在內，「左聯」對「第三種人」的批評其實一直延續到1935年底。不過其他人的批評著重文藝理論，跟魯迅批評的焦點不同。

對於魯迅繼續批評「第三種人」的原因，研究者也做出一些解釋。李旦初指出當時「血和淚」的歷史背景影響魯迅對「第三種人」的態度，黃悅接過這個觀點，指出魯迅跟胡秋原和蘇汶在文學問題上雖有「不少相似之處」，但胡、蘇求的是消解文學階級斗爭論，而魯迅剛好相反，是要「把捉它」，「運用它」，在「血和淚」的環境進行反抗斗爭，並以此「道德立場」繼續對「第三種人」進行批評。他們所說並非沒有道理，但還沒有說清楚：魯迅的是什麼「道德立場」？對此，我們不妨分析一下魯迅的《論「第三種人」》。

魯迅在文中誠然也說明左翼文壇的正確路線和政策，但當馮雪峰以左翼文壇代表的姿態，承認過去的錯誤和要糾正存在的「宗派主義」時，魯迅的表態卻是如何面對左翼文壇並不完美的現實，一點兒都沒有「回護左翼」或「替人文過」。他不但承認蘇汶所指責的左翼作家中有人「左而不作」，還指出甚至有人化為「敵黨的探子」；也不否定蘇汶提出左翼評論家會批評「第三種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認為可以想得更壞。當「左聯」理論家在這些問題上跟蘇汶糾纏爭辯，魯迅自然「失聲」。然而，左翼文壇包括魯迅在內，在重重壓迫下仍然「一面克服著，一面進軍著」。魯迅跟黨的「指導者」態度和步調不完全一致，但能一同前進，這正是「同路人」的特徵。但「第三種人」不也是「同路人」嗎？為什麼魯迅要批判他們呢？理由很簡單，魯迅並不認為他們是「同路人」。

魯迅認為當時要超脫斗爭的「第三種人」在現實中根本「做不成」。還有一類「第三種人」離「同路」更遠，而魯迅與一些共產黨人對他們的不同態度更突出，如楊邨人等。

四、結束語：魯迅與「第三種人」再認識的兩個問題

文藝界自1949年以後，對「第三種人」和「自由人」論爭有了新的認識和評價。若按文藝界經驗的認識來評價三十年代的人物和觀點，則還需要結合當時才能中肯。

以蘇汶「死抱著文學不放」但又懼怕被批判為「資產階級走狗」的心態論，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概很令人理解和同情，對魯迅的批評進行重新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文藝問題上，魯迅也許接近蘇汶多於「指導者」，故論戰初期「失聲」，雖然對梁實秋批評的其中幾點可以用到蘇汶身上，但《論「第三種人」》批評的焦點並非左翼文壇的理論與政策，而是蘇汶自身的矛盾。

蘇汶的矛盾在於：想遵循「指導者」的方針策略，卻又做不到。三十年代，上海文壇並非左翼獨占，現實中存在不少並無政治色彩的刊物和作家，曾經「進步」的蘇汶也只是參加了「左聯」的一些活動便脫離了這個組織，並不在「指導者」轄下，完全可以無須按其「策略」寫作，況且他還有一個圈子和同人刊物《現代》。但蘇汶不想讓「指導者」扣他「資產階級」的帽子，這一態度只能理解為他要珍惜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從馮雪峰的角度，蘇汶這種既願站在左翼並反感於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分子的作家是很好的爭取對象，雖然他顯然也遇到「宗派主義」的抵制。但問題是，蘇汶很難爭取，他兩樣都做不到：固然不會「左而不作」，但也作不出具備左翼特徵的作品；既要保存左翼作家的標簽，卻要追求忠於藝術價值而又脫離當時斗爭的「屬於將來」的作品，也就違背一個左翼作家為大眾進行現實斗爭的基本理念和立場。「第三種人」對蘇汶而言，不可能是一條出路。魯迅所謂自拔頭發離開地球的比喻，指出蘇汶焦躁不安，不是別人搖頭，而是自己做不成「第三種人」的緣故，其實是看得很準的。所以，蘇汶的問題不全在文藝理論或左翼文壇路線政策。

對於「怎麼辦呢？」的問題，比較一下批評他的魯迅會很有啟發性。魯迅通過翻譯、培養作家、寫雜文、支持大眾語運動等來支持左翼文化事業。這些活動與魯迅文藝運動「改造國民性」，與「五四」文學「為人生」，與文藝干預生活、參與社會斗爭等左翼理念不但沒有沖突，而且是一以貫之的。「左聯」時期的魯迅也沒有改變自己去做政治政策的「喇叭」或「留聲機」。當馮雪峰他們有意請魯迅寫一篇關於長征的小說，魯迅沒有寫。他始終忠於自己，忠於現實。不過，他倒寫了一篇更有思想深度的歷史小說，也是政治寓言的《理水》。對於蘇汶所害怕的扣帽子，魯迅在「革命文學」論戰中，被扣的帽子可謂多矣，但他也從未「擱筆」，反而參與成立「左聯」。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1935年，周作人借古諷今，引張岱評東林黨雖多君子，但「竄入者」和「擁戴者」實多小人，影射「左聯」及共產黨禍國殃民。數月後，魯迅在《「題未定」草》之九中幾乎原封不動援引張岱的話，指出這類批評是「苛求君子，寬縱小人」，「實則反助小人張目」。魯迅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並非不知道左翼文壇有「左而不作」而且善扣帽子的「小人」，也不是沒有被扣過帽子，但他為了革命的遠大利益，並不計較這些。只要能看到革命團體內還有「切切實實」「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的「君子」，還有希望，即使身處「橫站」的處境，他仍會支持。這是個很難得的真正「同路人」的「道德立場」。如果沒有這些不同，魯迅這個「中間物」就會跟並非真正「同路」的「第三種人」沒有什麼區別了。

3. 雙百方針對文學藝術的發展的影響產生了哪些文學作品

影響：

第一，它鼓舞了一大批來自「五四」新文學傳統下的老作家的創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自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以來，在五四新文學傳統和戰爭文化規范下的解放區文學傳統間無形中形成的隔閡。

第二，在理論方面提出了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論」，提倡文學寫人性，恢復人道主義傳統。

第三，出現了一批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創作，這標志著社會主義文學開始成熟。

產生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改選》、《在懸崖上》、《紅豆》，特寫《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詩歌《草木篇》、《白雪的贊歌》等等文學作品。

這些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揭露鞭撻了生活中阻礙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消極落後現象，諷刺了不思進取的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謳歌了青年人敢於斗爭的朝氣蓬勃的可貴品格，描繪了命途多舛的少女的純潔愛情，揭示了人物豐富的感情世界。

(3)慎給文藝作品扣上垃圾帽子擴展閱讀

最先提出「百花齊放」,是在一九五一年。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這是向戲劇界提出的，但還沒有推向整個文藝界。

「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則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央決定要中宣部就中國歷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文教學問題組織三個委員會加以研究。

當時，中國古代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兩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郭沫若和範文瀾，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爭論。

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向毛澤東請示方針，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這件事《歷史研究》編輯部是知道的,在歷史學界、在整個學術界當時一般還不知道。

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會議。這次會議上，陸定一作了一個重要發言。他說：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

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批評，但批評時不要戴大帽子。這段話里,還沒有「百家爭鳴」這四個字的概括，但「百家爭鳴」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4. 你看過哪些三觀不正的電視劇

看電視劇是我們日常消遣的最簡單的方式之一，小編從小到大最喜歡周末窩在沙發里看電視了，但是小時候看電視就只關注劇情發展，並未仔細想過劇情的邏輯和三觀，現在長大了再回頭看看小時候喜歡看的電視劇，當真覺得很多劇情三觀不正啊，接下來小編就為大家羅列幾部電視劇的情節，大家看看是否三觀出現了問題。

都說藝術源於生活卻高於生活，電視劇里很多劇情自然不可能全部都是正向的，有三觀不正的情況也許只是劇情需要，只要整部劇情符合三觀主流就可以。大家還看過哪些三觀不正的電視劇呢？歡迎給小編留言大家一起討論。